试论黄老政治哲学的“内圣外王之道”

"内圣外王之道"集中体现了道家尤其是黄老政治哲学的根本旨趣,其理论结构包括交互融摄的"主术"和"心术"两个方面。"主术"包括理论原则和具体方法,而君臣关系和圣人何为的理论原则更值得讨论。"心术"的涵义也比较复杂,其中内蕴的心性论因素最耐人寻味也最值得发掘。黄老学派的身国同构理论颇值得注意,因为它反映出政治哲学与心性论之间的理论张力。

内圣外王之道与儒家文论话语构建的原初向度

内圣外王之道是对儒家理想的表达,其旨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以六艺为养”的儒家从内圣工夫看待“诗”、“礼”、“乐”、“言”,不仅从创作方面为文艺树立了高远的理想,更赋予文艺一种切关存在意义的根源性。从外王事功视野看待“诗”、“礼”、“乐”、“言”,则文艺被纳入制度文化论域当中,对其功能价值的判定也就自然以制度文化建设为准绳,其最终指向便是通过文艺整顿人心、和合天下,造就上下有序、协调和睦的理想社会秩序。不过,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存在论断裂也造成儒家文论的结构性冲突。

论《管子》的内圣外王之道

《庄子》以批判的态度提出了内圣外王之道:即人们的实践精神、实践行为与实践结果。《管子》提出了自己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之道、外王之道与圣王之道。内圣之道表现为修心静意、修德获道;外王之道表现为遵循和实行大道而成就帝业、王业和霸业。圣王之道表现为"绝而定,静而治,安而尊,举错而不变者"。禁止歪门邪道,畅通正道,在人们的实践行为中达到内圣与外王的有机统一,做到功德圆满。

从修己以敬到修己以安天下——孔子的内圣外王之道

孔子的内圣外王之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内圣外王的源起,小我即修己以敬,它阐述的是个人仁心与仁德的修养;另一个部分是小我与大我所趋同的方面,它关注的是小我的基本要求符合大我,为二者同一取得了可能性;第三个部分是小我向大我过渡的内在必然性,它表现的是孔子的为己之学在小我,而小我贯通大我,即内圣外王之道是希望与理想。

“内圣外王之道”——郭象《庄子注》对《庄子》的强制阐释

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经典文本的阐释具有密切的关系,解释者往往以经典阐释的方式展开哲学体系的建构。向秀、郭象之阐释《庄子》,打破了视域融合的平衡,突破了文本客观性的限度,肆意地发挥其主观思想,建构了一套新的玄学体系,是“过度诠释”“强制阐释”的典范。郭象之诠释的基本目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即把庄子的方外之道转化为玄学的“外内相冥之道”,圣人养心养神即治国平天下。这是以养心养神为主而以治天下为辅的统一,即以道家思想为主而以儒家思想为辅的统一。郭象运用“寄言以出意”的解释方法,一是以庄文为寄言,非真非信;二是夸大寄言与出意之间的重大间距性,从而忘言以得意。这一方面有利于郭象摆脱庄文的限制,而较为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主观思想,以填补意义间距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郭象消解庄文之义与他所阐释“庄子之意”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确证其解释的有效性、合理性。

“内圣外王之道”与中国传统哲学理性建构

追溯中国哲学的学术渊源与原初形态,不仅仅要从先秦诸子学开始讲起,还应通过诸子学术的渊源和主体——“内圣外王之道”,探讨中国传统哲学原初形态的理论特征。先秦诸子不仅将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全部归结为上古圣人的创造成果,同时还将自己的学术创造,看作是对内圣外王之道的发掘。从早期华夏圣王的文明创造,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思想的提升,确立并强化了一种既有文明连续性、又有精神独特性的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传统,并深刻影响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哲学的漫长历史发展。由于内圣外王之道原初形态的深刻影响,中国传统哲学一直具有鲜明的人文理性、实用理性、实践理性的思想传统和精神追求。

“内圣外王之道”与中国传统哲学理性建构

由于远古巫君文化的深刻影响,“内圣外王之道”不仅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派的共同追求,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不同时代的学术思潮和哲学形态。因为从根本上来讲,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就是一种内圣外王之道。

程颐的易学诠释及其王道政治理念

程颐与其兄长程颢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基于现实社会秩序的重建,除了积极借助儒家经典诠释的形式建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以应对佛老之学的挑战之外,更是借助易学诠释、丰富、完善了理学思想体系及其儒家的王道政治理念。在程颐思想体系之中,易学诠释突出强调了＂格君心之非＂,亦即注重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阶层的道德修养与执政智慧之提升。可以说,程颐理学化的易学诠释,秉承了思孟学派之精神,从形上学的高度重建了道德伦理体系,此举改变了以往易学研究之范式,也丰富完善了其儒学思想体系。更为重要的是,程颐易学诠释更新了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其最终落脚点直指现实问题,为后世百王立法、为社会政治立说,也为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完善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读《内圣外王的贯通》

《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版,以下简称“余著”或《贯通》.)是余敦康先生新近推出的一部力作.与二十世纪其它儒学文献相比,余著的突出特点是把儒学义理转化为一种方法原则,并以之处理北宋儒学的发生及发展诸问题;历史的形式之中贯注着现实的内容,对儒学精神及其现代开展的思考又是《贯通》一书的深层主题.而这一切,都立足于儒学方法之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余先生的探索称之为儒学思考.与那种置身于儒学之外,并将儒学视为一个历史——文化客体而作的对象化的思考不同,儒学思度虽然也可反观儒学本身,但又不是“对儒学的思考”,因为从事这种思考的人本身即是在运用儒学义理,他也因此而成为一个儒者.因此,儒学的思考本质上又是儒者的思考.

试探《庄子·天下》之“内圣外王”思想

《庄子.天下》篇最早提出了"内圣外王"之道,即远古理想社会所存在的"道",原"一"。其不仅直接阐述了此道,且在评论中也透露出何为"内圣外王"之道,因为他是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最高评价标准。由此,即可解释结尾处为何出现"惠施"部分。

道与术

《庄子·天下篇》中记载:“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宋学的发展和演变

宋学在对古代儒家经典的探索中，形成与汉学迟然不同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在其创始阶段（庆历新政前后），即表现出疑经等重大特色。它摆脱了汉儒以来章句之学的束缚，以通经致用为目的，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以期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最高理想，从而创造了义理之学。不容忽视，宋学的建立与庆历新政有着本质的联系，而范仲淹则起着组织和带头作用。嘉、治平年间，宋学步入发展阶段，形成著名的四大学派，其中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学派占据主导地位，而以二程、张载为首的洛、关理学派终北宋一代则处于形成时期。四派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也表现出思想和学术上的重大分歧。南宋一朝，宋学发展到演变阶段，作为它的分支的理学兴盛起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同时与之对立的则有浙东事功派。由于理学把内心反省工夫放在首位，同现实生活脱节，日益走上空疏道路，因此隐伏了必然衰落的因素。宋学的形成、发展以及向理学的演变，无不与两宋以来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

文化的终极关怀与逻辑学的命运-兼论中国文化不能产生逻辑学的根本原因

当我们断言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的时候,并不否认中国古代有逻辑思维。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中国古代的逻辑思维不能发展为逻辑学?通过文化比较可以发现,文化的终极关怀对逻辑学的命运有决定性影响。何以希腊文化能完成从逻辑思维到逻辑学的发展,希伯来文化却不能?根本原因在于希腊文化以知识作为终极关怀,使认知主义成为主流,而希伯来文化以宗教信仰作为终极关怀,使反智主义成为主流。中国文化不能产生逻辑学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内圣外王之道"作为终极关怀:一、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由道德与政治结成的价值体系的霸权与逻辑学的价值中立的本性不相容;二、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逻辑思维没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伦理政治:中国特色的文化原理与文化机制

研究中国文化,最关键的是要寻找到从中国社会中生长出来的文化原理与文化机制,从而建立起中国文化自身的概念系统,切不可用西方文化的概念、原理来诠释、疏解中国文化,否则只能是南辕地辙,不能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的真谛。我认为,中国文化的直接基础是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与此相匹配的文化原理与文化机制是伦理政治。

张载哲学探索的主题及其出入佛老的原因

张载的学术思想经历了几次大的转折,而最后归宗于《周易》,正是由于通过对《周易》的潜心研究,创建了一个完整的易学体系,所以才奠定了他在理学中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宋史·道学传》记载: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

《庄子·天下》篇成文于西汉说质疑

《庄子·天下》篇是一份重要的学术史资料,历代对它讨论颇多,不少问题至今尚未达成共识,确有继续深入探究的必要.最近,李叔华同志在其所撰《〈庄子·天下篇〉的主旨和成书年代新探》(载于《哲学研究》)1995年第5期,以下简称《新探》)一文中,继承并进一步发展前人的某些观点,明确提出《庄子·天下》篇“其具体写作时代在西汉文、景之际”,还认为:“《天下篇》首开尊儒之风,并希望用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来统一思想.”综观《新探》全文,所可商榷之处甚多,现只就其关于《庄子·天下》篇成文年代的论述提出质疑,以申管见.

屈原困境的原因探析

屈原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屈原理想模式的理性前提——"内圣外王"之道的虚假性缺陷,二是专制政体下"道"与"势"的冲突。前者使其理想模式失去了内在合理性,后者使其理想模式不具备实现的外在可能性。

和──中华文化的生机

和──中华文化的生机张俊相和，指不同因素的统一。与和相反的是同，同，指相同因素的统一。中国古代哲人多尚和而鄙同，认为和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而同则只能毁弃事物，其中有深刻的辩证意识。与此相应，总的说来，中华文化也是和而不同的。这可以追溯到三代及其以...

郭 象 性 分 论

郭象性分论束际成郭象（公元２５３年──３１２年）字子玄，是西晋元康永嘉年间玄学代表人物之一。郭象的代表作《庄子注》问世于元康年间。在郭注之前，注《庄于》的有数十家，同时代注《庄子》的也很多，有司马彪、崔撰、向秀等人的庄子注，李颐的集解。郭注别开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