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质量、创新投资与企业价值--基于内外部治理的考察

文章从企业创新视角分析并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考察创新投资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较高的内部控制质量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价值;创新投资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即内部控制质量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投资,进而影响了企业价值;考察以审计质量和媒体关注为代表的外部治理发现,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之间是互补关系,当外部治理较高时,即在审计质量较高、媒体关注程度高时,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更显著。

债务融资对终极股东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门限效应和调节效应

集中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中,终极股东对其他中小股东有一定的利益侵害动机,债务融资作为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研究其对终极股东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以我国523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22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考虑内部控制质量的门限效应与调节效应,实证检验了债务融资对终极股东掏空行为的促进或抑制效应。研究发现:(1)银行债务、商业信用和长期债务对终极股东掏空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当内部控制质量分别大于门限值860.160、873.700、873.700时,此类效应减弱;(2)短期债务对终极股东掏空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当内部控制质量大于门限值873.700时,此效应得到加强;(3)商业信用、长期债务、银行债务对于国有企业中终极股东掏空行为的促进效应,受到内部控制质量的反向调节。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制定健全的内部治理环境策略以及为债权人制定合理的借贷策略从而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国家队”持股能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吗——基于外部关注视角的经验证据

“国家队”持股在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选取2015—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被“国家队”持股的企业是否提升了内部控制质量。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改善了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国家队”持股通过分析师关注以及媒体关注双重渠道促进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为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市场化环境更好的地区时,“国家队”持股促进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提升的效果更加显著。研究拓展并丰富了“国家队”持股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相关研究,对微观企业日常经营的治理效应提供了新证据。

内部控制质量、融资约束与投融资期限错配——基于采矿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针对内部控制质量、融资约束与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关系问题,以2012—2021年采矿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内部控制质量、融资约束与投融资期限错配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与投融资期限错配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质量与融资约束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质量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减少投融资期限错配,融资约束在内部控制质量与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内部控制质量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金融资产配置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研究结论为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缓解融资约束、减少投融资期限错配提供参考。

高管团队稳定性、内部控制质量与成本粘性

本文采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研究高管团队稳定性对成本粘性的影响,以及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表明,高管团队稳定性加剧企业成本粘性的产生;内部控制质量在高管团队稳定性加剧成本粘性的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同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成本粘性是客观存在的,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而且在愈发动荡的市场环境中,高管团队人员结构愈发稳定,则企业的成本粘性越明显。通过进行内部控制质量高低分组的方法发现,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群组中,高管团队稳定性对成本粘性的作用更小。这为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为企业 “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改革提供新思路。

客户集中度对农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内部控制质量调节机制的分析

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两市A股农业类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客户集中度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并考察内部控制质量在客户集中度与公司经营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客户集中度对公司经营绩效产生消极影响,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显著调节该种影响。进一步将企业按照产权性质划分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调节作用仅在非国有控股企业样本中存在。此研究结论可以为农业类上市公司合理优化客户结构,降低对客户的依赖度,进而提升经营绩效提供参考。

机构投资者持股、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收费

以2011—2021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内部控制质量、机构投资者持股以及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收费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即当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收费呈负相关关系;当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收费呈正相关关系。调节机制检验表明,当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当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强了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收费的正相关关系,发挥了“增费”作用。以上说明,内部控制质量适度和机构投资者适度持股最有利于降低审计收费。进一步考虑到企业产权后,发现当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内部控制质量的“降费”作用在国企和非国企中并没有显著差异;当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国企的“增费”作用显著高于非国企。

总法律顾问制度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

作为全面推进法治国企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总法律顾问制度的目的在于强化合规管理从而有效防控企业内外部风险。基于此,本文实证检验了总法律顾问制度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发现,总法律顾问制度有助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提升,且在总法律顾问专业胜任能力较强、权力较大的公司实施效应更佳。进一步研究表明,总法律顾问制度的正面作用在经营风险、财务风险、法律风险较大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总的来说,本文为总法律顾问制度实施效果提供了强有力的经验支持,同时从微观主体自身法律制度建设视角丰富了“法与金融”的研究文献,并对如何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进而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参考价值。

数字化转型程度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机制探讨——基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数字化转型程度关联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化具有其内在规律性。笔者基于企业委托代理理论和内部控制理论,以2010—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行业和非信息产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有效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联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联性曲线呈正U型,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初始阶段,其风险承担水平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而降低,而当企业数字化转型达到一定阶段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开始伴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通过关键变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发挥中介效应完成;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不同情境下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本研究基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揭示了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管理创新和企业风险防范相关领域的现有文献,有助于为政府推行数字经济以及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

内部控制质量、管理者代理成本与企业ESG表现

文章探讨了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并从管理者代理成本角度分析其中的影响机制,还区分了产权性质下的差异化作用。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机制能够影响企业的ESG实践,更高的内部控制质量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ESG表现;对其中的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管理者代理成本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更高的内部控制质量可以降低管理者代理成本,进而有助于提升企业的ESG表现;内部控制对企业ESG的作用会受到媒体关注的影响,在媒体关注程度更高时,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ESG的提升更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从内部控制视角出发,选取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样本,通过实证检验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内部治理水平、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提升内部审计监督效率等途径来促进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和数字技术等数字化转型的不同维度均有助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企业的高科技属性会加强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正向影响,而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会削弱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正向影响。建议引导企业强化数字化思维,重点推动非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进而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有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质量与年报文本语调操纵

文章选取我国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对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质量与年报文本语调操纵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管理层权力与年报文本语调操纵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质量与年报文本语调操纵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质量削弱了管理层权力与年报文本语调操纵间的正相关关系。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内部控制质量:基于地位特征理论的视角

地位特征是群体层面的非正式结构,区别于以往正式的董事会结构,董事会成员内部由于个人能力和威望形成的地位特征对董事会决策的影响逐步受到重视。有鉴于此,文章基于地位特征理论,研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董事会非正式层级通过降低董事会决策异议和缓解代理问题,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在董事会规模越小、董事会互动越多、董事会成员认同度越高以及董事会压力越高的企业中,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的作用越大。研究成果不仅从新的视角探讨了董事会决策的作用,还从非正式制度角度拓展了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 异质性与调节效应检验

从理论层面剖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及其异质性与调节机理,并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年至2020年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优化内部环境、提高风险管控水平、强化内部控制活动执行力度和提高信息沟通效率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应大于非制造业企业,且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显著但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同时,企业规模和股权集中度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中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金融错配、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

文章选取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旨在从创新成果角度,分析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内部控制质量在金融错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稳健性检验通过改变变量的度量方法、样本时间跨度以及考虑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结论仍然有效。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上述影响因行业的所有制结构和技术特殊性而异。此研究结论进一步丰富了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为提升企业创新、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和参考。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企内部控制质量研究

本文选用国有上市企业作为样本,采用多期DID的研究方法对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前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变化情况进行回归分析,并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最后进一步研究“混改”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后其内部控制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企业战略目标以及合法合规目标实现的有效提升上。

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

新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广泛应用,致使传统财务向智能财务转变,业财融合成为大势所趋。内部控制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是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本文基于业财融合背景,通过分析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探索在业财融合背景下改进内部控制质量的路径,从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企业经营管理质量,助力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

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以铜陵有色和华友钴业为例

投资是企业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提高投资效率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但现实中由于诸多因素,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非效率投资行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能够从多个维度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减少人为因素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保证企业投资合法合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投资效率。本文选取铜陵有色和华友钴业作为研究对象,参考Richardson模型,结合迪博内部控制指数构建投资效率模型,分析和对比两家有色金属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和其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在此基础上针对企业提出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投资效率的措施。

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能降低企业ESG评级分歧吗

ESG评级分歧不仅会扰乱投资者判断,同时也传递了企业在某些领域存在信息不对称,此时加强内部控制至关重要。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内部治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选取2015-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内部控制对ESG评级分歧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实证发现,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能显著降低企业ESG评级分歧程度,不过这一负向效应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和盈利差的企业中,同时对高管权力大的企业的负效应更强。机制分析表明,内部控制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抑制盈余管理和增加社会责任履行,进而降低企业ESG评级分歧程度。进一步,高管利益与企业价值趋同不仅能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同时还能强化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ESG评级分歧的负向效应。研究结论为企业主动寻求ESG评分的统一、降低ESG评级分歧提供了思路借鉴。

数字化转型、管理层权力强度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在数字化转型加速的浪潮下,企业如何权衡管理层权力强度构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是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以中国2015年—2021年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文本挖掘法量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和管理层权力强度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管理层权力强度具有弱化的作用;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弱化管理层权力强度,推动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提升。研究结论有助于明晰数字化转型下公司治理路径,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提供针对性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