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内阁倒台的法学透视

民初内阁更迭、以至最后倒台,纵然有它的政治、历史原因,但从法律文化的角度分析,这场法律移植的失败明显是由于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制度的冲突造成的。虽然,短时期内改变中国人保守、落后的法律文化观念是不可能的,法律移植的失败有其必然性,但应肯定近代先进的民主人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因为这种法律移植为最终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积累民主宪政的经验。

丧钟敲响:皇族内阁的社会反响与抗议风潮

1911年皇族内阁成立后,遭到各方反对。有的官员公开表达不满,本为阁员的官员的表态则暴露出清廷最高层的矛盾;各报刊给予持续的批评和讥讽;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为中心的立宪派人士多次上书抗议,又联络各团体抗争,成为反对皇族内阁的核心,并引发持续的抗议风潮。立宪派人士反对皇族内阁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完全不信任清廷权贵,不相信他们能领导国家走出危机。在国会请愿后出台的皇族内阁,使本已十分尖锐的清政府与立宪派及社会各方的矛盾更为激化,等于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日本岸田内阁的数字化转型评析

日本虽较早关注数字经济发展,但其数字经济竞争力却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为了破解日本数字经济发展滞后的困局,提升日本数字经济竞争力,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岸田内阁推出了涵盖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DFFT框架以及Web3.0、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等在内的一系列数字化转型政策。这些政策在日本数字化转型推进的广度、深度,以及执行力等方面展现出一定的亮点,但依然存在着企业与国民对数字化转型回应度不高、行政数字化改革阻力重重、数字人才短缺、地域间数字化发展程度差距较大、数字国际战略实施难度大、财政支撑空间有限、日元持续贬值等诸多难题,这使得日本数字化转型全面实现的可能性不高。尽管如此,岸田内阁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也将对日本的经济、政治以及中日经济合作产生积极影响。

论民初的内阁制政体

民国初年,中国进行了移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实验,内阁制政体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一项.探讨当时对这一政体的认识和实践,将有助于揭示民初宪政实验失败的必然结局、更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历程.一、民初政体的争论及取向采行何种政体,各派政治势力极为关注和重视,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们之间的争论反映其对西方民主模式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各自不同的政治倾向.

论中国宪政发展之路——以清末“满族内阁”向“完全责任内阁”之嬗变为例

在短短的清末预备立宪过程中,清廷相继组建了"满族内阁"、暂行内阁以及袁世凯的"完全责任内阁",三者相继经历了流产、早产、夭折再到消亡的过程。它们的相继嬗变是近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发展的必然,是民主对专制否定逐步加深的结果,是超前与失序时代的产物,在结构设置及其人员安排等方面具有渐趋于西方责任内阁的发展势头。虽然前两者所移植的民主成分甚少,但却是逐渐增多的,其嫁接的程度也是逐渐加深的。清末责任内阁的嬗变过程不仅是中国宪政发展之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为当今宪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明清内阁制度沿袭与差异性

本文将对明清时期内阁的沿袭和差异性进行研究.具体将从明清内阁职掌、职官和地位三个方面入手,探讨不 同时期内阁的权力和作用的区别.

论民国初年内阁制度之争及其实质

民国初年以内阁制和总统制,政党内阁制与混合或超然内阁制之争为主要内容的内阁制度之争,是民初各派政治势力争夺国家政权的政治之争,而非学术之争,对民初政治实践和政治走向有相当的影响,反映了民初各派政治势力围绕着政治权力分配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政治倾向及其相互关系。

内阁大库藏书与晚清民国之学术——读林振岳《内阁大库藏书研究》

《内阁大库藏书研究》运用版本目录学研究方法,梳理了内阁大库藏书从发现到整理的详细过程,追踪了民国时期对这批藏书的历次著录、配补、改装情况。又从古籍善本书影编纂等角度,论说内阁大库藏书与晚清民国学术史、近代图书馆发展史之关联,拓宽了中国古代藏书史研究视野。

日本内阁文库藏俞大猷《正气堂集》明刻本初探

抗倭名将俞大献所著《正气堂集》,现存明代原刻本见于著录者仅有五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未收书辑刊》《明别集丛刊》等大型丛书均以清代刻本、抄本为底本影印,明刻本较为稀见且其包含的文献信息没不彰。本文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正气堂集》明刻本为中心,对俞著存世版本分刻本、抄本、影印本、整理本四类予以综述,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明刻本的面貌、刊刻过程及其独特的文献价值。

从“价值观外交”到“积极的亚洲外交”--日本安倍、福田内阁亚洲外交的比较分析

安倍内阁推行建立"民主国家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提高国际作用,因其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而受挫;福田内阁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实行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的亚洲外交",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安倍、福田亚洲外交的变化,反映了日本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曲折演进,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要求提高外交自主性,却不能忽视美国的影响;重视同亚洲和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对华认识和对华关系开始出现历史性转折;对华外交的两面性将交替反映并可能牵动中美日关系的调整。

论近代英国内阁制的形成

英国是西方世界首创内阁制的国家。早在斯图亚特王朝后期,在种种主客观因素的推动下,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内阁逐渐走向公开化、独立化、制度化,由此标志着内阁制在英国的形成。不过,与18世纪中后叶的责任制内阁相比,此间的内阁依然残留着君主政治的痕迹。对于王权的依附以及与议会之间缺乏必然的关联,使得责任制在内阁中还未建立起来。只有到汉诺威王朝时期,当王权急剧衰落、议会主权地位确立后,早期的内阁制才完成了向责任内阁制的转变。

清末民初关于责任内阁制的理解、运用与争论

内阁制度起源于英国。清末民初国人倡言宪政,在组织国家政治制度方面积极主张实行内阁制度。但是其时多称其为责任内阁,现在的法制史教材也沿用这一称谓。那么,内阁与责任内阁究竟是否能够等同起来,它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在建立内阁制的过程中引起了哪些争论,为什么会引起争论。该文将对此进行分析与讨论。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下)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明代中后期隆庆内阁斗争不已的迭次"阁潮"中的审慎表现使其在内阁中地位稳步上升,壬申政变"倒高"后他终于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而导致张居正当国"江陵柄政"时代的到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内阁中著名的干才、能臣和良相,尽管张居正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从政隆庆内阁时先后与徐阶、高拱携手合作,在当时"丞相政治"下始终有效地推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安邦治国的煌煌文治武功的业绩则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大书特书的。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上)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明代中后期隆庆内阁斗争不已的迭次"阁潮"中的审慎表现使其在内阁中地位稳步上升,壬申政变"倒高"后他终于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而导致张居正当国"江陵柄政"时代的到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内阁中著名的干才、能臣和良相,尽管张居正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从政隆庆内阁时先后与徐阶、高拱携手合作,在当时"丞相政治"下始终有效地推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安邦治国的煌煌文治武功的业绩则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大书特书的。

民初政党内阁论的困境

在民初有关中央政制的争论中,原革命党人、原立宪派都主张取内阁制,都希望建立政党内阁。但政党内阁需要政治权威集中于议会,需主要的政治势力服从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需要有比较成熟的具有社会基础与社会实力的政党,需要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文化。但民初的政治权威并非集中于议会,而是集中于掌握军权的军事集团之手;虽有比较成型的政党,但这些政党都缺乏群众基础、缺乏社会实力;在议会、政党之外存在庞大的不服从政党政治“游戏规则”的“特别势力”,政党政治文化还没有形成。民初追求民主政治的力量却希望以政党内阁约束“特别势力”,希望通过政党内阁制获得掌握政权的机会。政党内阁制的理想与政党内阁条件的不成熟之间存在严重的紧张关系,政党内阁也就只能是理想,而无法最终落实。

历史的再审视:清末“皇族内阁”研究

近代政治制度的转型关涉到一系列相关机构的设置及其人事调整。清末"皇族内阁"是在满汉矛盾尖锐化及近代中国政制变革的背景下清廷"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步产物,是一个尚须完善的全国性行政中枢,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而并非学界所咒骂不止、可耻、卖国的"怪胎"。因此,为客观公正地评析转型时期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民族关系,清末"皇族内阁"与其同时成立的军谘府、弼德院等相关机构及其子系统,以及内部国务大臣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冲突及其应对等,均有待于进一步地审视和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揭秘

日本是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内阁即中央政府,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首相是日本内阁的最高首长,也是日本实际的政府首脑,领导监督各行政机关运作。内阁官房直属于内阁,是日本首相的辅佐机构,相当于办公厅。

英国的“战时内阁”与“影子内阁”

2005年7月7口，英国首都伦敦连续发生4起连环爆炸事件，造成50余人死亡，700多人受伤。英国媒体说，这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遭受的最大的攻击，也是英国历史上受到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据英国《每日电汛报》（The Daily Telegraph）报道，当系列爆炸消息传出，唐宁街10号（No．10 Downing Street）首相府立即转入“战时内阁”（War Cabinet），数分钟后便启预算为20亿英镑的反恐应对体制。

中华民国时期的内阁制与英国责任内阁制的异同探析

责任内阁制又称“议会内阁制”,是指内阁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的政权组织形式。有的国家虽称政府为内阁,但政府并不对议会负责而由君主或总统直接操纵,这不是内阁制,而是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制或总统制。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责任内阁制,但与西方(英国)的责任内阁制还是大有不同。

二战后日本池田内阁与韩国张勉内阁的第五次日韩会谈述论

在日韩双方的努力下,1960年10月25日到1961年5月15日双方举行了第五次日韩会谈。在第五次日韩会谈中,由于日韩双方在经济合作、安全保障、渔业合作等方面的基本利益日趋一致,日韩会谈在许多悬而未决问题上都取得了一定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