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古典与写实——李长之古代诗人批评的美学构造及运作

抗战时期李长之围绕古代诗人写下的系列批评论著,离不开美学的深度参与。“写实”与“浪漫”的对立、“古典”与“浪漫”的并立,作为文艺批评背后交错叠加的美学构造,为其文艺批评实践开拓了充足的理论空间。如果说对李白在道教徒和诗人双重身份拉扯下之永恒痛苦的分析,是基于对立构造写就的代表作,那么,对司马迁身上儒家精神、道家精神与诗人气质的阐发,则堪称融合对立与并立构造的新经典。

“写实”挑战下的艺境创构——从与徐悲鸿的对照看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论构建

“写实”作为引发“美术革命”的重要概念,不仅是徐悲鸿借以进行中国画改良的工具,也暗中构成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论构建的起点。虽然同样对罗丹雕塑的“写实”风格盛赞有加,徐悲鸿重视的是“写实”手法,而宗白华却运用了“使物质而精神化”的解释思路。正是通过将此思路运用于对徐悲鸿作品的评论,宗白华开启了对中国画的理论探索,所谓“能空灵而能写实”,便是他对中国画写实原理的初步表达。在抗战“写实”强化氛围下,二者的差异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徐悲鸿把专注点从肌肉组织扩展至社会生活,提升了“写实”手法的现实主义品质,而宗白华则通过将既有思路运用于对“常人欣赏艺术的形式”的阐发,拓展了围绕文人画展开的中国艺术意境论构建。写实、传神、妙悟三境界的提出,标志中国艺术意境论构建的达成。

写实·事件·超文化:关键词与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1976年,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作为《文化与社会》的续编出版,很快成为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威廉斯在序言中强调,这本书“不是一本词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它应该算是对于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纪录”①。

语言哲学视域中的新写实小说“修辞转向”

新写实小说的崛起,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辩证发展,亦是小说叙事艺术的一种“修辞转向”。其从主观“讲述”到客观“呈现”的变化,折射了异常丰富的文学与哲学内涵。站在“名/实”关系视域看待新写实小说,发现它重视“实”更甚于“名”,具有轻主观而重客观的特质;而体现在叙述结构上,不论是情感态度、价值倾向,还是介入强度,都体现出“中性”或“零度”的艺术风格。此外,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文学不同,新写实善于转喻叙事——直陈其事,消除隐喻,又使其打上了现象学的某些烙印。当然,谓其“客观”“中立”、中性叙事,并不意味着它的倾向性消失,也不是说它放弃了介入生活的文学使命,只是为了说明其小说诗学与既往现实主义文学的不同,说明其对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特殊贡献。

写实基础上的表现主义观——从指导与创作之间的错位看鲁迅的木刻艺术观

作为中国早期木刻的精神导师,鲁迅对于木刻青年的指导强调写实与素描,但木刻家们的创作却倾向于表现风格。这与作为译介者的鲁迅不无关系:他编选出版的版画集以表现主义风格为主,对木刻家形成了潜在的影响。鲁迅强调写实是出于科学、民主、启蒙等功利目的,而他本心却对富于主观意志与激情的表现主义美术称心喜欢。但他对表现主义的赞赏是有限度的,这便是具有一定的写实基础,而对于完全脱离了客观物象、任意解构的艺术,他则坚决反对。因此,鲁迅关于木刻的艺术观可说是基于写实的表现主义,内在的是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受他指导的中国早期木刻,一方面吸取了珂勒惠支、苏联版画的现实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汲取了其中的表现性技法、语言及西欧现代派艺术的营养,在思想内涵的深化和艺术本体意识的增强中进行着相对独立的艺术表达,创作出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独特的绘画样式。

“写实主义”抑或“卡通风格”——《鬼妈妈》跨媒介艺术表现的比较研究

尼尔·盖曼小说《鬼妈妈》,亦被改编为图画小说和动画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中,拉塞尔图画小说的写实主义风格,与原著的主题思想——成长与探索——更加贴合;而插图与电影卡通化的图像造型却与盖曼小说的精神要求——认识自我、直面真实——有所参差。进一步来说,写实主义与卡通风格的艺术造型方式外在虽有区别,内在亦有相通性,二者均可为主人公与读者的成长服务。

写实和虚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对比阅读

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和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都表达了词人壮志难酬的痛苦及对英雄人物的仰慕之情。在词作中,辛弃疾对孙权和刘裕的事迹完全写实,苏轼对周瑜的事迹却有虚构。根本原因在于辛弃疾的人生目标是收复中原,这是时代境遇和人生经历决定的,指向偏向现实需要满足的价值观,写实即可表达词人的志向。苏轼有对生命理想的追求和对人生意义建构的需要,单纯满足现实需要并不足以实现其对生命丰富性的追求,所以虽然周瑜功业赫赫,但苏轼仍然要基于自我需要对其形象进行塑造。

浅谈超写实主义在当代陶瓷雕塑中的运用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艺术层出迭见。随之而来的超写实主义与陶瓷雕塑艺术结合后,在当代陶瓷雕塑领域,超写实主义的运用给艺术家的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表现力。

选择的艺术——纪录片《武梁祠》包装中的写意与写实

纪录片《武梁祠》在包装上使用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一方面,通过水墨画、水彩绘画等写意手法打造“不似之似”的审美意境,给予观众更为广阔的想象和思考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严谨考证、力求真实还原细节的写实手法让纪录片更加可信。这一理念使得《武梁祠》在打造出纪录片独特风格的同时,也帮助观众认识武梁祠、了解武梁祠。

犀利与独异:在旧观念的重围中——易卜生及其写实戏剧的遭遇

作为“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的写实戏剧以强烈的反抗精神直面资本社会,以娴熟的艺术技巧揭示社会真相,深刻影响了整个近代世界剧坛的走向。然而,当写实戏剧刚刚问世,并开始在英国、法国等欧洲主要国家上演时,无论是易卜生还是萧伯纳,都受到了欧洲中上层社会极其猛烈的攻击,许多人视《玩偶之家》等作品如洪水猛兽。《玩偶之家》主人公娜拉公然离家出走,而《群鬼》竟然将梅毒、遗传导致的麻痹症安排在一个体面的家庭里,激起右派和自由主义报刊大肆批评和漫骂,甚至为易卜生“有效平息了一切反对声”的无敌斗士——英国文学家亨利•詹姆斯,也说易卜生“重复表面的丑恶”和“乏味的异想天开”。批评者以“内行”姿态,指责社会写实剧“不像戏”,没有戏剧“味道”,实际上是愤怒于写实戏剧震撼性的思想和艺术以及鲜明的叛逆性。这也恰恰说明,易卜生和写实戏剧在理念上独步于历史,创作哲学上注重人,表现情态上深挖现实,堪称近代戏剧现代性的缩影。

戏曲舞台艺术写实传统发覆——从孔尚任《桃花扇》的舞美构思谈起

今人对孔尚任《桃花扇》的赞许多集中在文学层面,对其舞美则不以为然。事实上,孔尚任在舞美设计上独具匠心,写实风格舞美是其整体艺术构思的有机部分,乃有意之追求。孔尚任所用舟、车等大型写实风格道具在戏曲史上表演形式多样,一直盛行于元明清戏曲舞台,虚拟性表演程式的产生并未影响其地位。孔尚任所用写实风格布景在戏曲史上至晚成熟于明末,在清代宫廷、文人和民间的演剧中均广泛应用,借助机关、灯彩等手段蔚为繁胜。写实风格舞美和表演,与写意、虚拟风格一样,自成一种传统,冯梦龙、彭天锡、阮大铖、李渔、洪升、孔尚任等戏曲史上的重要人物,均擅长利用或予以推崇。古人本不执着于虚拟表演,也毫不排斥实物装置,今人对孔尚任的批评乃出于写意、虚拟等非写实理论。非写实理论的建构并非基于戏曲全部的艺术经验,压抑和遮蔽了戏曲写实传统,干扰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加剧了戏曲精神内涵的空洞及与市场、观众和当代精神的疏离。

新写实小说爱情叙事的转向及其意义

新写实小说爱情叙事的转向,是在“爱以载道”和爱情宏大叙事之外的另辟蹊径。它通过对爱情的物质基础、身体欲望和世俗愿望进行写实还原,拆解了爱情叙事中“非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情性”、“精神物质”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有别于“爱以载道”强调个人爱情对于社会整体秩序的服从,不同于爱情的宏大叙事侧重于在社会、民族、国家的总秩序中书写爱情,新写实小说在“个人—社会—国家”的思维框架中对爱情进行了日常书写,还原了爱情的“原生态”及其所包含的美好。从“载道”、宏大叙事到日常书写,新写实小说爱情叙事的转向表明,即使没有与“道”、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和道德等直接关联,那些浸润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的爱情,同样具有书写价值,从而标志着一种新的、以个体为中心的写实类爱情叙事范式的诞生。

论“写实”在徐悲鸿绘画中的道德意涵

徐悲鸿将美术看作在造物形态方面追求“真理”的学问,认为须以“诚笃”的道德态度,“致广大,尽精微”的追求来写实,否则即是“不爱真理”和“道德败坏”。徐悲鸿多次引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来诠释以上这种科学主义态度,即是程朱理学式格致思维的体现。徐悲鸿将美术上追求“科学的写实”的行为视为“新天道”,其主张“写实”为体“写意”为用的艺术观,也源自程朱理学式的思考。

从创圈到固圈:数字营销传播视域下超写实数字人AYAYI的营销范式初探

随着数字营销实践的不断推进,营销渠道扩张至互联网的更多端口。作为技术驱动的产物,虚拟数字人与数字营销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但目前的研究还不能充分描述和解释其内在逻辑及模式。对头部超写实数字人AYAYI的属性以及相应数字营销实践的分析结果显示,其数字营销范式以创圈、破圈、扩圈、固圈为特征。这对未来发展的启示是,数字人运营应以自身属性相符平台为首发,倾力打造一个有独特记忆点的品牌,并在此基础上完成KOL升级,实现IP塑造。

元叙述的后现代写实性——《摩拉瓦河畔之夜》的叙事特色

彼得·汉德克在《摩拉瓦河畔之夜》里从文本建构、设问解惑和所指含混等方面建构了独具特色的元叙述,展现了小说对后现代写实性的反传统性和创新性。小说文本建构的写实性主要表现在复调的仿真性、旅程的串联性和画外音的补充性,揭示了人在大千世界中隐身于世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汉德克采用了自问自答、自否式设问和自问无答的叙事方式建构小说里设问策略与写实求真的内在关联。他的含混叙事策略还从地方所指含混、人物所指含混和物体所指含混等方面来体现小说情节发展的张力,凸显元小说的叙事特征,展现含混手法中朦胧性和不确定性的艺术魅力,使文本叙事摆脱了传统写实的桎梏,获得了后现代性的叙事自治。

从写实到表现的转变:论安德斯·佐恩的光影色彩

安德斯·佐恩,一位获得世界美誉的瑞典籍画家,其作品总是带有古典绘画的造型严谨性与印象主义的光影特色,色彩绚丽,笔触豪放,却又不缺失细节,在其艺术生涯中的绘画创作大多描绘的是其家乡瑞典,在创作过程中一直保持着本民族特色,在现实主义的风格上进行着创新,努力吸收印象派的外光色彩技巧,将其绘画赋予了强烈的瑞典民族特色。他从写实到表现转变过程中,在光影色彩处理方式的变化上总是带有对于民族的情绪表达。佐恩对光色的运用从早期的细腻、精确描绘转向了后期对光线和色彩的更为自由、感性的表达,这一转变不仅展示了他个人风格的成熟,也反映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艺术风格的整体演进。

论写实素描中的精神结构——以人物肖像画为例

无论是中国绘画还是西方绘画,“以形写神”“形神兼备”都是人物肖像画的最高旨归。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形”与“神”二者相互依托的关系向来被历代人物画家所重视。在素描人像写生中,如果说对形体结构的重视与学习是为了解决形准的问题,那么对精神结构的重视则是为了解决神似的问题。对素描写生对象所蕴含的精神结构进行阐述,将之所具备的特征分别概括为地域特征、时代特征、职业特征、身份特征、性格特征、情绪特征,并结合自身作品对此加以论证。

超写实素描在中学美术教学中的使用

在高中美术教学中,素描一直是美术教学的主要任务以及教学方向,其中超写实素描是素描教学的重中之重,也是高考的考点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超写实素描绘画诞生起,高度写实主义艺术就逐渐发展为一种新的美术流派,风格与高清照片极为相似,要求创作者既要打磨实物的细节,还要能微妙地借助一些元素来精准化地呈现一些肉眼可见的艺术效果。当下诸多高中美术教师十分注重从静物素描入手对学生进行超写实主义训练,从而提高学生绘画基础、提高素描水平。然而,不难发现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基于此,笔者系统阐述了超写实素描在高中美术教学中的使用价值、超写实素描的观察方式、表现方式,分析了超写实素描教学现状并给出了对应的使用策略。

从《白涡》《不谈爱情》看新写实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婚姻景观

刘恒的《白涡》和池莉的《不谈爱情》皆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且同样书写了知识分子的婚姻景观。在《白涡》中周兆路恐惧婚姻破裂给他带来工作、生活的沉重打击,又无法抵挡华乃倩的诱惑。在《不谈爱情》中庄建非和吉玲为了各自的利益结婚,又通过利益的满足化解婚姻危机。两篇小说消解了爱情的神圣性,指明利益与爱情共存的婚姻真相;关注人的欲望,展现知识分子权力欲望及生命欲望的压抑及其造成的婚姻裂痕。周兆路所展现的鲜明的人性弱点,与刘恒自身的男性知识分子身份息息相关;庄建非与吉玲婚姻的种种细节,都可以从池莉的婚姻生活中找到原型。

卢西安·弗洛伊德的写实主义绘画

作为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画家之一,卢西安·弗洛伊德的写实主义绘画风格对当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分析20世纪英国绘画语境,探讨卢西安·弗洛伊德写实主义探索的渊源,并从人物形象的塑造、色彩与光影的运用两方面分析卢西安·弗洛伊德写实主义探索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