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中国文集日本写本的收藏、整理与研究

域外汉籍中存在着大量中国典籍的汉文写本。这些写本或为中国失传的文献,或与传世之本多有差异。域外汉文写本可以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其中中国文集日本写本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在日本公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公私文库、寺院以及个人手中皆有收藏。自江户时代开始,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这批文献的价值,《佚存丛书》《古逸丛书》《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旧钞本》等丛书中皆有收录。晚近以来,学术界对中国文集日本写本也进行了整理与研究,但仍有大量文献未进入研究视野。应尽快展开对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全面的调查、编目与叙录,并从“东亚汉文写本学”与书籍史的角度对其进行整体研究,同时深入对五山时代中国文集汉文“抄物”写本的研究。

日本诗话文献的写本学解读

日本诗话的文本形态主要有写本、刻本和整理本,而其文献学研究尤须注意写本因素。写本、刻本自不必说,即便是整理本的解读,也不能无视写本文字的影响。事实上,整理本中往往存在因不熟悉写本书写特点及其传播规律而造成的讹误。在此意义上,对日文诗话施以写本文献学之考察,则不仅有益于更为全面、准确地呈现诗话原貌和理解著者本意,更可为其精细整理、准确释录和精当翻译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西夏文写本文献书写中的字形结构变化——兼论汉文写本文献于西夏文写本文献的价值与二者联系

西夏文写本文献所包含的文献种类与书体丰富多样,因此,在西夏文书写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构件位置变换而导致西夏文字结构变化的书写现象。基于此,通过对西夏文一批写本文献的再次仔细梳理,并与汉字中“俗字”的结构变换现象相联系,展现出西夏文书写中字形结构变化的现象,同时讨论汉文文献对于西夏文文献的价值和二者间的联系,对以后识读、整理西夏文写本文献提供一些思路与参考。

敦煌写本S.5648《圆形方形诗图》创作时间考论

S.5648杂诗抄写本为册子本装帧形式,杂抄佛道相关文学作品。通过诗文词句对仗对此件所抄《圆形方形诗图》进行内容破读;运用写本学考证方法,考察S.5648写本同抄内容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霜”字等白色事物在金山国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代表性,由此推测《圆形方形诗图》的创作时间为金山国时期,其性质为带有现实意义的杂体诗作品,抄写在此卷中的时间断为癸酉年913年。通过对P.3351《十字图诗》的实际用途和抄写情境的简要判断,系联S.5648写本,推断《圆形方形诗图》的抄写者为佛寺学郎,其用途一为情感抒发,二为日常娱乐。

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研究概论

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主要包括敦煌、吐鲁番两地出土文学写本、日本等境外藏中国文学写本三大块内容。写本的流动性、零散性与个性化的特征,与刻本的固定性、完整性和社会化的特点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因而体现了它独特的学术价值。"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课题包括"写本基本情况""全部内容的录文和校勘""综合研究"三项主要内容,预期在文学写本校录、编年、写本整体内涵的发掘、写本与文学的生成与传播等方面取得成果。

敦煌写本《大蕃敕尚书令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相关问题研究

敦煌写本《大蕃敕尚书令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是一篇比较重要的碑铭类抄本,文中主要记述功德主尚起律心儿修建圣光寺的缘由始末、其家族世系及父祖履历、尚起律心儿的重要功绩等,为我们研究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历史、唐蕃关系史提供可靠的文献支撑。关于这篇文献,前人已有部分研究成果,但仍存在研究空间。我们运用汉藏文文献、出土碑志等材料,从文书录文、没卢氏家族、尚赞磨事迹、圣光寺等几个方面再作探讨,以期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

从唐诗看敦煌写本《茶酒论》的茶文化书写

与敦煌写本《茶酒论》对茶文化的集中书写不同,唐代咏茶诗通过160位诗人创作的585首诗歌,从多个角度对茶文化进行了反映.从唐代咏茶诗可以看出,茶文化在唐代得到极大的发展,中晚唐开始广泛进入士人的日常生活,与酒多并列出现的同时,开始出现茶酒争胜的情形,这是敦煌写本《茶酒论》产生的社会基础.《茶酒论》对茶的尊贵地位、饮用人群、主要产地、名茶种类、茶叶贸易、与佛教密切关系、功用、煮茶之水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描写,通过与唐代咏茶诗进行互证,可以更好地理解《茶酒论》茶文化书写的历史文化内涵.作为现存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集中展示茶酒争胜的文献,《茶酒论》形式活泼生动,语言风趣幽默,助推茶文化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

敦煌写本书籍史研究路径的探索

书籍史以书籍为研究对象,研究书籍的形态、体式、生命史,研究人类的阅读与习得、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研究书籍所体现的人与书、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总体史。书籍史研究是从传统学术领域中孕育出来的,前辈学者利用敦煌文献在文字学、语言学、文献学和历史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些成就都是书籍史研究的基础。结合笔者的研究经历,从写本书籍史的物质文化史基础,写本学方法的视角,学术史的脉络,社会史的观照等方面探索书籍史的研究路径,希望由此再现写本书籍时代的学术史、文化史、社会史和思想史,乃至中古时代的总体史,为敦煌文献的研究追寻更为广阔的学术前景。

《韩擒虎话本》文本性质试探——写本原生态视角的观察

S.2144《韩擒虎话本》的文本书写和用字情况显示出,这是一个传抄本,而其祖本可能是一个听写本;文本的改字情况还显示出,写本在抄完后至少经历过一次校改.这种写本原生态的后期变异现象,在敦煌写本中具有普遍性.写本原生态视角的考察,有助于明确文本性质、厘清文本层次,有利于还原写本生成与流布的动态过程,推动变文研究的深入开展.

论敦煌写本《心海集》残卷的思想内容与形式特征

敦煌写本S.3016与S.2295所见《心海集》是抄写者为了方便个人记诵而进行的较为随意的传抄,其抄写时间应在中晚唐时期。从内容上看,其中的各个篇目是对南宗禅的佛性观、修行观、解脱观的系统阐发。从形式上看,《心海集》明显受到了汉译佛经偈颂程式化体式的影响,但较为讲求韵律,对程式的运用相对灵活,出现了大量的同义类聚现象。

敦煌藏文《入菩萨行论》写本叙录及缀合研究

本文对法藏、英藏敦煌藏文文献中《入菩萨行论》写本六个编号的情况进行了叙录,并通过写本规格、书写特征、特殊标记、页码表述、内容衔接等的分析,对两对编号的写本进行了缀合,为深入研究敦煌藏文《入菩萨行论》打下了基础。

业蕴“籯金”:论敦煌写本类书《籯金》与唐代科举

敦煌写本《籯金》是一部弘扬儒学、服务科举的类书。此书从编撰之初便参考了诸多科举试题,将君臣关系作为核心内容,与科举所考察主题一致。书成之后,士子科场作答时不仅多使用《籯金》中的事典和丽辞,还会借鉴《籯金》中的对句与思路解经。《籯金》另一编排特色是聚焦边患问题,书中关于西戎、北蕃、战阵的内容既契合了武则天统治时期的试策题目,也适用于其后科举考试中对边疆战事问题的多次考察。不仅不同时期的士子答卷时都应用了《籯金》中的相关词条,作答同一试题时的不同考生亦大量使用《籯金》中不同的词条,可见《籯金》的内容在唐代科举考试中具有广泛和长时段的可借鉴性。此书传至敦煌后一直作为学校教材被广泛使用,结合各《籯金》系类书写卷中大量学仕郎的摹写、杂写痕迹,可勾连出《籯金》从字到词到意象群再到行文结构四个层次上与科举试题相当程度上的同构性,也可据此看出初盛唐士人知识结构共通之处。

杨富学等著《敦煌写本禅籍辑校》出版

由杨富学、张田芳、王书庆所撰《敦煌写本禅籍辑校》于2024年3月由文物出版社刊行。敦煌文献中保存的禅籍写卷计有300余件,分属百余种文献,涉及禅宗经典及其注疏、早期禅宗语录、禅宗灯史、禅僧偈颂铭赞等内容,是研究早期中国禅史的重要资料。

敦煌文献所见长安地区寺院写本生成举隅

敦煌文献保藏有来源于长安及周边地区寺院的写本,写本生成的过程揭示出时人对长安新知的需求动向,也为追索长安佛教史事提供了背景信息。S.5257展现海云到达律学背景深厚的终南山云居寺抄得戒律相关文本,又在参与花萼楼对御论衡的道氤处获取《东夏显正略记》,最终生成写本传至敦煌的过程。敦煌藏尉迟宝琳写经则体现唐初长安官员延伸至长安南郊的奉佛写经活动,长安周边成为向敦煌等地方制造写本、传播新知的次级中心。

黑水城所出写本《粉蝶儿》探析

黑水城出土的写本《粉蝶儿》词,应是黑水城文献《吕观文进庄子义》的拥有者在阅读文献正面《庄子·齐物论》部分时,有感而发,在背面所忆写的北宋词作。该词的格律与宋代毛滂《粉蝶儿》(雪徧梅花)正体一致,为双调72字。另据文献正面《吕观文进庄子义》天头处的部分反切注音推断,该词书写者为宋西北边陲文人或西夏人的可能性较大。此词可补《全宋词》及《全宋词补辑》之佚,且可印证中原文学作品在西夏的传播具有一定影响力,也证明了中原文学作品对西夏文学创作所起到的哺育作用。

敦煌变文写本音声的再发现及其阐释

敦煌变文讲唱传统中特定的结构和已成为惯例的讲唱手段没有随着讲唱的消逝而全部逝去,其中某些结构单元和讲唱手段会在讲唱转换成书面文本的过程中保有下来,在口头与书写之间保持一种连续性。它们是敦煌变文写本的文本内部建构的讲唱语境的符码,指涉当时外在于文本的讲唱语境,为一定程度上还原敦煌变文写本昔日的讲唱和声音提供某些可能。现存的敦煌变文写本是口头讲唱与书面记录相互结合的产物,书面记录使口头传承的敦煌变文稳固定型,从口头讲唱转换为书面阅读的文本,并在纸页上获得不朽的新生。

俄藏Инв.№7578西夏文藏传佛教草书写本初探

最新刊布的俄藏Инв.№7578文本是西夏文藏传佛教草书写本,共由11个小文本组成。本文重点介绍了其中的3个,分别是文本1、文本2和文本8。其中文本1实为文殊具密摄部族观想次第的口传文本,不仅出现了印度大成就者嬉金刚(或称游戏金刚,līlavajra,■)名号的西夏文写法,还以图文互证的方式识别出了现存最早的文殊具密摄部族曼荼罗的遗存图像;文本2是《真实名经》的西夏文译本,译自藏文,与敦煌藏文本最为接近,且在体例结构和译语用词等方面与以往所见西夏文译本有较大的不同;文本8中首次出现了上乐金刚六十二尊曼荼罗的西夏文写法,或能为莫高窟第465窟的断代提供些许佐证。

《日藏中日文学古写本笺注稿》出版

中国文化是伴随着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会通而走向周边各国的。较之欧美的中国文化研究,我国周边各国具有更悠久的历史与学术积累。从写本时代,历经版本时代、机器文明时代,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中国文化的传播与研究具有很强的继承性,中国文化与汉字文化圈各国本土文化的相关性深刻影响着今天人们对现代中国的接受。

纸质文献写本与刷印本文献的鉴识——以《甘肃工农业建设资料》为例

文章以《甘肃工农业建设资料》为例,总结纸质文献写本与刷印本文献鉴识活动的内容:传统纸质文献鉴识方式方法注重材料、色料、工艺的特征特性;纸质文献写本与刷印本鉴识应当更多地加入微观细化分析。

敦煌写本中所见的一条诗路--以S.6234+P.5007、P.2672为中心

S.6234+P.5007、P.2672写本是晚唐敦煌文士张球的诗歌手稿,抄写了张球31首诗歌,记述了他自凉州一路向西的行迹。诗人在较长的旅途中,将所见所闻吟诵成诗,记述于纸上,随后整理成诗集,存于敦煌写卷。值得一提的是,写卷所存诗歌与诗人行迹正是陇右唐诗之路的一部分。本文将以路为载体,以诗歌为内涵,探讨这一诗路沿线的风物名胜与诗人创作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