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本学研究视角下《茶酒论》在敦煌的传播与接受

仅存于敦煌写本的唐代俗赋《茶酒论》,一直都被视为戏剧表演的底本,是因底层文士个人喜好随意抄写而得以流传。但重新考察《茶酒论》相关写本,发现《茶酒论》的传抄至少存在两个系统,其中的学郎传播系统是作为敦煌教育活动的辅助性读物而传播,且逐渐被民众所接受,具体表现为将文本中警示忌酒的句子改编成格言诗,以五七言两种形式传播。《茶酒论》在敦煌传播并被教育活动所接受的原因有二:一是文本本身的佛教思辨色彩与敦煌佛教文化相契合;二是吐蕃占领敦煌后,寺学兴盛让教育文献更加多元。

论敦煌俗字与写本学之关系

本文通过对写本学,又称为手稿学的界定及其对敦煌写本研究之重大意义为论点,充分论证了敦煌写本中出现的俗字与写本时代之间的关系,与写本真伪的关系以及敦煌写本俗字可供探究写本性质与来源的重要参考价值,以为写本学的建立,意义深远,既是研究敦煌文献的基础,也是研究日本古写经,乃至于汉字文化圈中的韩国、越南汉文写本的重要文献基础。

从《镜中释灵实集》释录看东亚写本俗字研究——兼论东亚写本学研究的意义

中国及其周边各国保存的古代以汉字为中心的写本,是汉字文化的瑰宝,也是重新解读东亚文化交流史的钥匙。它们都是建立"东亚写本学"的基础材料,其中敦煌写本占有重要而特殊的位置。日本所藏《圣武天皇宸翰杂集》中的《镜中释灵实集》,是我国早已散佚的唐代佛教文学的珍贵文献。日本学者对它所作的注解,著此项研究之先鞭,值得我国学者重视。而其解读中的不备和不确,恰可借助敦煌俗字研究的成果加以补正。

北德中世纪晚期修女院音乐写本(上)——Wienhausen,Klosterarchiv,Hs.34.b的写本学研究

Wienhausen,Klosterarchiv,Hs.34.b是藏于德国北部吕内堡-海德地区威恩豪森修女院中的一部中世纪晚期音乐写本片段,为仪式圣咏歌集片段,属于中等体积非正式歌集样式。该写本于1953年在威恩豪森修女院唱诗堂的地板下首次被发掘,至今尚未进行过细致研究,有关该写本的大量问题有待解决,如该写本在威恩豪森修女院中的功能?我们可否了解它的全部内容?它于何时、怎样制作完成,有何使用目的?该写本的历史意义?等等。本文将以该写本(共四页正反面)为研究对象,着重以写本学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物理性考察,基于考察过程中所收集的史料原始数据,尝试推测出该写本的成书过程及其制作特色。

敦煌蒙书的写本学特征析论

敦煌蒙书写本多为7-10世纪的文献,表现出雕版印刷术之前的写本学特征。根据装帧特点,敦煌蒙书写本有册子本、卷子本两种形式;以抄写为图书复制手段,因而这类文献具有"抄手众,写本数量多""几个文献合抄同一写卷""抄手水平不一,抄写质量也良莠不齐"等方面的特点;以读者(主要是学郎)传抄为主要的传播方式,又有"题名有异,篇卷不一""异文迭出""作者身份不明确"等写本学原生态特征。也正因如此,敦煌蒙书在文献学、出版史上也有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价值。

写本学与中国古人的读书生活

在宋代刻本盛行之前,写本是中国文字的主要载体。文字源于祭祀,表达先民祈福的意识,是沟通人神之间的表意符号,所以文字和写本都具有神圣性与神秘性。早期写本载录的典籍主要为统治者所珍藏,至西周后期礼崩乐坏,官学下移,写本为士人阶层所喜爱,文章为一般士人所阅读。古人读书与个人爱好、实际应用密切相关。有声音的“吟诵”是古代读书的主要方式。魏晋以后,中国文人有意识地探求读书的声音之美,在读书的抑扬顿挫中体会古圣贤的思想和精神。

写本学视域下安大简《诗经》的几个问题

安大简《诗经》作为战国楚国写本具有明显的写本学特征。安大简《诗经》写本的国风次序、个别国风命名、个别国风篇目及写本分篇等方面均与孔子编定的《诗经》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出写本的流动性及个性化特征。安大简《诗经》的国风次序及个别国风的命名是战国时局在诗学上的投影与反映,体现了诗学与政治的统一性。战国时局的变化,是抄写者产生再加工《诗经》的动因,抄写者通过重新编排国风次序表达了某种政治意图。也许这种表达是完全被动的,如将秦排在第三位,也许是来自强秦的政治压力。而将矦、魏两国国风位置前移,则可能是出自抄写者自我意愿,因为这个抄写者很可能就是魏国人。矦风附记为魏国人所作,其性质为后世“跋语”类文字。安大简《诗经》又把今本唐风称为魏风,这是因为今本毛诗唐风实际上是晋诗的缘故。

敦煌遺書中寫本的特異性——寫本學劄記

敦煌遺書爲我們重建寫本學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寫本由抄寫者逐一抄寫而成。這一形成方式決定了寫本的兩個基本特點——唯一性與流變性。如果我們考察某一具體寫本,並將它與其他寫本相比較,則可以發現,任何一部寫本,它的謀篇佈局、分段起訖、點捺撇横、墨色行款,與其他寫本——哪怕是同一個人抄寫的同一部典籍——均不可能完全一致。從這個角度講,任何一部寫本都是唯一的。

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寫本學研究序説

從保存我國不見於他文獻中詩文作品這一點來説,弘仁本《文館詞林》堪稱日本寫本之最。故其一旦披露,就引起中國學者極大關注。澀江全善、森立之所撰《經籍訪古志》説:“昔時僧奝然1入宋,話及存我之書,内有《文觀詞林》,時人不知其目,以‘館’作‘觀’,且誤謂皇朝人所著(事見《宋朝類苑》及楊億《談苑》),知是書在宋初已失傳。

通过写本学认识经典化——围绕夏含夷的讨论展开

众多古代中西方经典文献往往存在写本与传世本,二者间常常存在异文。写本到传世本的转型过程中,经典化的发生尤为关键。在写本与写本、写本与传世本间出现的异文及其多元化诠释,成就了经典化的过程。围绕美国汉学家夏含夷的讨论,分析异文产生的语境与思想环境,探讨经典传世文献的形成过程,以此回应夏含夷的研究旨趣及其“中中学术”的构想,看到其研究方法为当今中国人文学领域提供的参考价值。

中日寫本學術語的會通

打通中國寫本特别是敦煌寫本研究與日本書志學寫本研究,是日本漢文寫本研究的當務之急。而打通這一領域的學術術語,更是急中之急,惟其如此,纔有利於寫本學文獻翻譯和研究中的互鑒。這裏將描述寫本内部與外部特徵的最基本術語,略加梳理,以便於論文翻譯和寫作中參照選擇。

《韩非子》文本的写本学考察

《韩非子》文本当中,有诸多涉及文本形成、收录、保存、流传等方面的问题,很难从传统文本考辨角度予以说明,而写本学则提供了做出解释的新眼光。《韩非子》中同一写本的不同收录、一个写本包含数篇文章的“一题多文”、一篇文章被分为多个写本的“一文多本”以及“重文”现象所反映的写本改造与流传等,分别体现着早期写本的体制、规模、形态等特征,这在先秦子书中具有代表性。《韩非子》在先秦子书中的总结性意义,不仅体现在理论、思想、学术以及文学等方面,还体现在写本形态上。讨论《韩非子》文本的写本特征,对于从写本学角度理解先秦子书乃至中国早期文献的普遍特征有着范式意义。

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中国文集日本写本的收藏、整理与研究

域外汉籍中存在着大量中国典籍的汉文写本。这些写本或为中国失传的文献,或与传世之本多有差异。域外汉文写本可以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其中中国文集日本写本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在日本公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公私文库、寺院以及个人手中皆有收藏。自江户时代开始,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这批文献的价值,《佚存丛书》《古逸丛书》《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旧钞本》等丛书中皆有收录。晚近以来,学术界对中国文集日本写本也进行了整理与研究,但仍有大量文献未进入研究视野。应尽快展开对中国文集日本写本全面的调查、编目与叙录,并从“东亚汉文写本学”与书籍史的角度对其进行整体研究,同时深入对五山时代中国文集汉文“抄物”写本的研究。

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研究概论

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主要包括敦煌、吐鲁番两地出土文学写本、日本等境外藏中国文学写本三大块内容。写本的流动性、零散性与个性化的特征,与刻本的固定性、完整性和社会化的特点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因而体现了它独特的学术价值。"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编年与综合研究"课题包括"写本基本情况""全部内容的录文和校勘""综合研究"三项主要内容,预期在文学写本校录、编年、写本整体内涵的发掘、写本与文学的生成与传播等方面取得成果。

稽古寻例三十载,写本文献铸成“学”——读《敦煌写本文献学》

文中通过丰富的实例详细论述了《敦煌写本文献学》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及个别有待完善之处。该书是张涌泉教授三十年来在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和教学的长期实践中对敦煌文献语言文字、书写特征、校录整理等稽考探研的结晶,是学界有关敦煌手写纸本文献研究的"集大成、高水平"的奠基之作。它将成为每位研习敦煌写本乃至所有手写纸本文献学者的必读书。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重点选题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将按照专题与学科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优化栏目设置,拟开设“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数字经济研究”“共同富裕研究”“蜀道研究”“写本学研究”等专栏,同时开设政治研究、经济研究、法律研究、社会研究、文学研究、哲学研究、教育研究等学科栏目。2024年,本刊将重点关注以下选题,热忱欢迎学界同仁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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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重点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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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本S.5648《圆形方形诗图》创作时间考论

S.5648杂诗抄写本为册子本装帧形式,杂抄佛道相关文学作品。通过诗文词句对仗对此件所抄《圆形方形诗图》进行内容破读;运用写本学考证方法,考察S.5648写本同抄内容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霜”字等白色事物在金山国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代表性,由此推测《圆形方形诗图》的创作时间为金山国时期,其性质为带有现实意义的杂体诗作品,抄写在此卷中的时间断为癸酉年913年。通过对P.3351《十字图诗》的实际用途和抄写情境的简要判断,系联S.5648写本,推断《圆形方形诗图》的抄写者为佛寺学郎,其用途一为情感抒发,二为日常娱乐。

日本汉籍古写本俗字研究与敦煌俗字研究的一致性——以日本国宝《毛诗郑笺残卷》为中心

在日本和朝鲜半岛等汉字文化圈的广大地区保存至今的汉籍写本,对于汉字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将敦煌写本研究延伸到东亚汉籍写本研究,建立两者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敦煌学的纵深发展。运用敦煌俗字研究的成果,分析日本国宝大念佛寺本《毛诗郑笺残卷》中的俗字,可以证明日本古写本与六朝初唐俗字的一致性。打通敦煌写本与域外汉籍写本研究,并推进此方面的国际合作,是迫在眉睫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