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建设两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目标预测与提升路径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农业强国的关键任务。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于农业劳动力劳均经营土地面积的增加、土地产出率的提高与单位农产品价值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其中土地单产上升的贡献率持续下降,而劳均经营土地面积增加的贡献率不断上升。2010—2020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19.9%来自土地单产上升,67.8%来自劳均经营土地面积增加。综合考虑按总增长率、按构成项的增长率和按与农业发达国家的相对水平进行预测,中国农业劳均增加值在2035年将超过19000美元(2015年不变价格),在2050年将超过50000美元,达到农业发达国家水平。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将主要来自劳均经营土地面积的增加,在此过程中,要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促进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并保障经营权稳定,促进以增值增效为导向的农业结构优化调整。

基于曲线回归模型的甘肃农业劳动生产率增收效应研究

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影响农民收入的最主要原因,为了研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收效应,以《甘肃发展年鉴》为数据来源,运用曲线回归模型分析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民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甘肃省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农民收益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农业劳动生产率对农民收益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民收益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极显著,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益的最优曲线回归模型为立方模型,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77+0.557×(农业劳动生产率)+3.046E-5×(农业劳动生产率)^(2)-1.625E-9x(农业劳动生产率)^(3)。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促进农民收益的增加,特别是对经营性收益影响极为显著,因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今后应促进农业劳动的专业化、农业经营的规模化,提高农业发展的现代化水平等方面有效促进甘肃省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增加农民收入。

如何看待都市型现代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特殊性——以北京市为例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至关重要。基于对北京市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分析,指出普适型农业政策对于以北京等超大城市为典型代表的大城市周边地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有其不适应性,创新都市型现代农业支持政策日趋紧迫。据此提出要辩证看待北京等超大城市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做到分类精准施策;要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引导超大城市农业发展更多聚焦都市型现代农业,并提升精品农业、短链农业、科技型农业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要坚持试点先行,创新政策,支持北京等超大城市创建都市型现代农业先锋城市。

产业结构升级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基于中国282个地级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带动生产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对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与资源效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282个地级市2000—2022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层面实证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检验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中的机制作用。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农业机械化推广应用、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具有间接提升作用。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中西部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大,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东部与中部地区的提升效果更明显。最后,从促进三产融合、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提高农业部门人力资本素质、实施区域差异化的产业调整优化策略等方面提出了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兼业化一定降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吗?——基于农业生产要素和种植结构的调节效应分析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兼业化已成为我国农民群体的普遍选择。为研究兼业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及农业生产要素和种植结构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借助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工具变量法及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兼业化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且对水田作物水稻的影响大于旱地作物玉米。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兼业化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负向影响可通过家庭内劳动力分工优化、机械化水平提升和土地要素流转集中等而抵消;同时,兼业化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负向影响,随着粮食作物种植比例的增加而逐渐下降,表明粮食作物的比较收益逐渐增加,有助于提升粮食规模化经营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随着耕地规模的变化,兼业化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负向影响呈先增加后下降甚至“消失”的倒“U”型曲线;相比于60岁以上劳动力,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更大;省内兼业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显著小于省外兼业。因此,要正确看待兼业化在现阶段造成的影响,顺应农户农业生产要素和种植结构的调整趋势,为劳动力要素城乡流动、农机技术研发推广、土地流转平台规范创造良好政策环境,探索建立差异化的农户退出机制,以县域经济发展为载体构建工农互促的新型城乡关系。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并作出多方面的改革部署。农业经营方式对粮食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农村改革之初,我国粮食产量连年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业经营方式从集体统一生产向农户承包分散经营的转变。作为农业经营方式优化的结果,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提升农户务农积极性、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力支撑。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远低于土地资源比较丰富的欧美国家,甚至明显低于同属亚洲人地关系紧张的日本和韩国。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4.99万元/人,明显低于预期目标。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及对策

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我国新时代大踏步追赶农业发达国家、确保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路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对新质生产力各环节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从物质基础、制度环境以及行为主体等角度探讨了当前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制约因素,提出夯实物质基础、完善体制机制、激活人力资本、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的对策建议。

京津冀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京津冀地区171个县域为研究单元,利用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1994,2000,2006和2012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分异特征,并借助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揭示2000和2012年县域农业劳动生产率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果。1)县域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不均衡,空间分异显著。京津唐地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较高,但近年来北京所辖区县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较慢,高高集聚单元数明显减少;石家庄市周边出现新的高高集聚类型区;张家口、承德、保定和邢台所辖多数县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2)县域农业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并且两极分化趋势不明显;4个年份中,县域农业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但空间集聚程度减弱。3)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拟合结果明显优于普通最小二乘法。171个县域各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结果和回归系数均不相同,县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驱动因素呈现非均衡联动的局域性特征,其中,上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最显著。因此,应结合县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现状和影响因子的效应,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措施,优化和提升区域农业劳动生产率。

要素禀赋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

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区域劳动生产率差异的扩大。本文在运用传统要素分解方法研究农业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运用Blinder-Oaxaca方法分解地区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要素禀赋差异仍是影响中国不同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其中要素禀赋差异导致东西部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差异38.26%,东中部71.56%;

城市边缘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综合评价——以四川郫都林盘农耕文化系统为例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路径,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综合评价是因地制宜地提出乡村发展路径的基础。位于城市边缘的传统农耕地区面临路径选择的困境,对这类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等指标的测算和评价,可为地区经济发展、劳动力转移等研究奠定基础。本研究以地处成都市郊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四川郫都林盘农耕文化系统为例,对遗产地各镇(街道)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劳动强度指数等进行了定量测算和空间格局评价,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生产条件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遗产地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指数总体水平分别为4.03万元·人^-1和54.69%;12个农业镇(街道)之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指数差异较大。2)各镇(街道)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指数空间格局上均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特征;其中,唐元镇农业劳动生产率最高(6.35万元·人^-1),郫筒街道最低(1.72万元·人^-1)。3)各镇(街道)农业劳动参与率与城镇化程度呈空间异质性,农业参与率总体上呈西北高东南低的趋势;其中,新民场镇劳动参与率最高(45.57%),红光镇最低(8.46%)。4)各农业生产条件因素中,单位农业产值能耗、单位农用地面积化肥施用量、人均农用地面积和农业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均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前两个因素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后两个因素。基于此,郫都林盘农耕文化系统农业发展应从空间差异化、生产现代化和产业多样化等方面着手,发挥城市边缘区在资本、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维持农地轮作模式,保障西北部各镇农业持续生产,加强东南部各镇基础设施和加工业建设。同时鼓励农民开展多种经营拓宽增收渠道,促进该地区的乡村振兴。

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稳态趋同:产出增长率与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文章运用横截面分析法对我国1990-2002年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行了趋同测试,结果表明,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发生了显著的条件β趋同,还存在显著的σ趋同,且处于向其稳态转型的最后阶段。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在此期间的趋同是由农业产出增长率变化与农业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农业就业增长率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放任经济的自由发展,这种区域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不会自动消失。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投资导向、制度创新、农村工业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等来缩小区域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西藏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现状及因素分析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是农业增长的源泉,也是非农产业发展的基础。利用1984-2005年西藏的统计数据资料,采用农业劳动生产率决定模型,从实证角度进行弹性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的西藏数量庞大的人力资源数量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起着负面效应,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以农业生产中的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资金投入要素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尤其显著,这也说明了西藏农业生产还是属于粗放型生产。

结构转化、资本深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以上海为例的研究

本文集中分析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为此采用逻辑分析方法推演出"结构转化和资本深化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本方式"的结论。实证研究也显示,上海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优势主要源于其在结构转化和资本深化方面的优势,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结构转化、农业内部和农业外部的资本深化确实提升了上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由此可引申出关于其他省区未来农业持续快速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粮食主产区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路径分析

粮食主产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来源于生产要素的增加抑或效率的提高,关系到农业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笔者研究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路径,通过层层深入的分析,得出结论:从粮食主产区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禀赋看,相对于单位土地生产率的提高,单位劳动力的产值提高的幅度更大,这种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以增加产值的增长途径其实质是劳动力的减少,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对农业生产总值影响的弹性很大。在中国未来农业劳动力数量稳定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可能更多地依赖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农业经济增长的路径依然要依靠土地生产率的提高,走效率型的路径。

农业技术进步、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分组研究

文章按照农业劳动生产率分组的研究思路,利用2003-2017年全国30个省份的数据分别构建全国区域、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区域和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区域的动态面板模型,对农业技术进步、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业技术进步在全国区域和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区域中均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区域中也扩大了差距,但并不显著;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各区域中均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中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区域中的缩减作用更为明显;农业技术进步既可以直接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也可以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遮掩效应"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则直接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政府在针对城乡收入差距制定政策时,不仅要针对区域特征进行制定,而且也要处理好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逻辑关系。

集体化时期人口、收入分配与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山西省东北里生产队为例

中国农村集体化期间人口快速增长,农村分配体系是国家、集体和社员三者共同分配。其中,国家拿走了部分农业产出,致使农业再投入减少,影响农业自身发展。此时,不断增加的农业劳动人口就业渠道有限,只能过多的投入到有限的耕地上,结果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山西省东北里生产队的实证研究真实的展示了这一历史实情。

劳动力转移、资本深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构建在农业劳动力持续减少情况下的农业发展机制模型,揭示了劳动力转移、农业资本深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三者之间的关系,劳动力转移通过促进农业资本深化,进而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农业劳均资本增长率与非农就业比例之间呈倒U型关系。利用中国1991～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业劳均资本增长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而农业劳动力跨部门转移又显著地促进了农业劳均资本增长,因此,现阶段中国农业正处在资本加速深化时期,也即位于倒U曲线的左侧。基于此,在农业劳动力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情况下,加快农业资本深化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方式。

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城市化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演变

二元经济理论强调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是二元结构转化的核心机制,城市化会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并向非农产业趋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绝对数的提高,但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落差未显著缩减。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分解因素——土地-劳动比率、土地生产率、产值转化率来看,我国经济转型中的城乡户籍、土地、金融、社会保障等制度因素,导致城市化并未持续改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状态。中国的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新时代,我国需要实现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实现农业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逐步趋同,为此可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优化功能和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功能提出相应的政策方案。

土地确权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研究

2018年是我国农村土地确权颁证试点工作的收官之年,客观地评价当前土地确权政策的实施效果,对继续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首先对土地确权与农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理论关系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家庭层面数据检验两者之间的因果效应。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这一过程形成的影响传导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确权农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比非确权农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高28.7%,而家庭耕地规模和农户信贷变量在此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两中介变量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间接影响效应达到46.0%。此外,基于村庄层面的PSM检验表明,确权试点村庄的选择不会导致回归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的实证结果相对稳健。

农村人力资本变迁与农业劳动生产率——中国城乡融合趋势下的实证分析

人力资本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城乡融合加快了城乡间要素流动,也引起了农村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化。虽然劳动力绝对数量在减少,但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健康素质、获取信息能力及专业技能等在提升,农村人力资本从数量型向素质型、效率型、能力提升型转变。这种变化对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双重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反向变化;教育通过直接和间接效应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产生正向作用;互联网、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信支出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存在正向推动作用,且有中介效应。内生性检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强化了实证结果。深化城乡融合可进一步优化农村人力资本结构,持续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从而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