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农会建设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会作为晋绥边区覆盖面最广、代表性最强、力量最大的群众组织,重组了边区农村的权力结构,让农民逐步成为农村真正的主人。农会在政治上广泛吸引农民参政,推进农村民主管理;在经济上进行减租减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在军事上动员农民承担战勤服务和积极参军,有利地推动了边区的抗战。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广大农民的力量开展晋绥边区的建设工作,不仅从实践层面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正确性,还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影响力。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场所精神视阈下南路革命遗址活化设计研究——以白马乡农会旧址为例

“十四五”规划中提到,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革命遗址活化是保护与利用红色资源的重要措施。南路革命是20世纪中叶发生在粤桂地区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其革命遗址大多分布于乡野,面临存续困难、坍塌损毁等问题。文章依托“场所精神”相关理论,对南路革命遗址活化设计提出整体性、原真性、关联性保护思路;以茂名市电白区麻岗镇白马乡农会遗址群为载体进行案例实践,修缮乐山公祠、邵以梅故居等,重新构建遗址群的纪念性与生活性,激活场所社会功能与红色精神,为革命遗址的活化研究提供启示与参考。

近代农会功能的嬗变与法律规范的调整--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以来,在振兴实业的热潮中,农业生产越来越受到重视,农会组织开始建立,相应的法律应运而生。随着农会功能的拓展与演变,法律规范亦不断调整。自清政府颁布《简明农会章程》以来,民国历届政府颁布的关于农会的法律共有五部。《农会法》的修订,一方面反映了农会从注重农事改良到强调发展农民经济,增进农民知识,改善农民生活的转变,一方面也反映了国民党试图以农会控制农村的政治意图。

清末农学报刊的语言策略与编辑特色探究——以《湖北农会报》为例

近代农学报刊诞生于清末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这些报刊不仅推动了清末农业改良运动的兴起,而且对我国农学报刊的编辑发行进行了早期探索。在为数众多的农学报刊中,《湖北农会报》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它是我国由农会创办的最早的农学报刊之一,更是目前可以搜集到的清末湖北出版的唯一一份农学报刊。文章以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湖北农会报》原件为基础,结合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与方法,通过文本分析,对该报的语言策略与编辑特色进行解读,以更好地挖掘我国早期农学报刊的历史价值,并为今天各类农学报刊的举办提供历史借鉴。研究发现,《湖北农会报》借助借古开今、寓“引导”于新闻报道之中以及表达风格兼顾专业性与通俗性,展现出良好的语言吸引力、感染力和亲和力。编辑过程中呈现出形式稳定且内容丰富的栏目设置、追踪热点的报道方式、图文兼备的表现手法、既有宏大视野又关注本乡本土的人文情怀、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工作作风等特色。鲜明的语言策略和编辑特色,使《湖北农会报》成为清末农业早期现代化的见证者、推动者和重要标志之一,发挥了良好的舆论宣传作用。从实践层面来看,该报还启迪了国人智慧,推动了清末农业的进步。

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研究

中国近代的农会出现于清末,但其作用是有限的。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也认识到农会的设立对其在农村基层的统治有着重要作用,先后通过颁布修改有关农会方面的支持法规来倡导在全国各地农村建立各级农会组织。但由于没有切实考虑到当时农村的实际,未能从实质上对农村存在的弊端进行改革,因而农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被南京国民政府当作基础统治的工具。故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对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的作用又是有限的,渐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

农会组织的历史特点及其启示

农会组织在我国存在已历百余年,这期间农会组织在名称及功能等方面经历了多次演变,呈现出组织形态的多样性、组织宗旨的稳定性及组织功能的适应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分别适应不同时代要求,肩负了重要的历史使命,但是始终着眼于"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农会组织的特点及其适应性为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提供重要启示。

颇具特色的台湾农会

在农村,信息不畅、产销脱节成了农民的一大心病。“三农”问题已成为上上下下各级领导焦虑的重要话题。随着农业产业化、水利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借鉴台湾农会、产销班等农民组织的成功经验,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清末农会的兴起和士绅权力功能的变化

清末农会的兴起引起了社会权力结构的一次重大变革，这一变革是以士绅阶层为介质。

上海农村合作性金融重构之探索——基于台湾农会信用部经验

基于现有农村金融机构,分析了上海农村金融服务情况;借鉴台湾农会信用部经验,提出了重构上海农村合作性金融服务的思路:现有金融机构没有合适的载体承载合作性金融的功能,建议在现有组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基础上挖掘其金融功能。

台湾农会对大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之启示

在台湾地区农会的运营下,台湾农业实现了由小农经济向社会化规模化经营的转变,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并提供了农村公共服务的平台。进入21世纪以来,农会亦面临会员老化、竞争力不足等困境,农会改革再次成为台湾农业经济和乡村治理的最重要课题。台湾农业以家庭小户经营为基础,和大陆文化的同根同源性,决定了其农会模式对于大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可借鉴性。大陆应以法治化路径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职能,建立健全其组织结构、成员资格等制度,明确和强化政府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扶持职责。

借鉴台湾农会经验 建设大陆综合农协

台湾农会是个百年不衰的巨型农民社会企业集团,现在看来,正是台湾当局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培植了分散小农户组织起来走向现代社会的重要机制。为了走出三农困境、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走出乡镇治理困境、重建农民和政府之间关系,大陆有必要认真考虑如何移植台湾经验,建设大陆综合农协。湖北建始县目前正在开展我国第一个综合农协试点,其性质认定、运营准则、资源来源、关系处理、操作路径等政策性问题有待解决。

近代中国农会立法之演进及其乡村治理之价值判断

在近代中国,农会是农民组织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形式。近代农会立法演进的历程,彰显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结社自由与自治管理权的肯定和推动。历代政府主导的有序变革经验表明,可以试图通过农会立法有效笼络乡村精英实现乡村治理,达到管控与自治机制相结合而良性互动、稳定乡村社会秩序的目的。

四川果旺果蔬联合社与台湾农会果品质量保障措施的比较研究

我国加入WTO以后,果品质量关系到我国果品的市场竞争力。本文从标准执行、生产示范、田间管理、技术推广等方面对比分析四川果旺果蔬联合社与台湾农会的果品质量保障措施,并借鉴台湾农会的经验就如何提高我国果品质量进行了讨论。

北洋政府统属下的农会组织述论

北洋政府统属下的农会是在承继清末农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开展了编制农事调查报告、向主管官署提请农业改良议案等活动,在推动中国由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中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该农会呈现了组织制度的民主性、垂直系统的完整性、成员构成的复杂性、自治权力的有限性等基本特点。这是一种旨在农业改良的、以绅商和地主为主体的、依附于政府的咨询性社会团体。

缺位与再生：新时期农会重建问题初探

农会在我国历史上早就出现过、并且曾以不同方式发挥了不同作用。它的功能在今天的转型农村仍然是必要的。但应加以重新定位和界定。

农会与农政:近代农会组织与农业建设(1927-1949)

农会在大革命时期被运用为动员农民的政治组织,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力图将农会回归为职业团体的本位,使之为农业建设及政治组训两大目标服务。在农业建设方面,农会组织在协行农政,倡导生产,推行减租,发行农贷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层政权领导农业之不足。但是,限于政府之政策弊端及农会之资源整合能力,农会的参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农村施政的窘境。

重建农会:我国农村持续发展的新能量

农会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必然要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本文探讨了新农会应该具有的特征,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分析了建立农会对农村发展的意义,认为政府部门要发挥引导、宣传和服务的作用,为农会的建立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最后指出其能量的局限性。

清末民初农会组织述论

清末民初的农会组织大体经历了酝酿、兴起、发展、隐退四个阶段。其基本结构表现为组成了一个层层连接的直属组织系统;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领导体制;实行了严格的民主选举制度、议事办事原则以及定期的会议制度等。呈现出组织制度的近代民主性、一定程度的自治性、成员构成的复杂性、机构权限的官督性等基本特点。所从事的活动内容相当广泛,主要表现为编辑农报,翻译农书;创办农业学堂;开办农业试验场;举行农产品评会,设立陈列所;开展调查研究;向主管官署建议农业改良进行事宜,等等。这对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清末直隶农会述略

直隶农务总会是清末诞生最早的农会,在当时起了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其在组织制度上也相异于其他农会。具有独具的某些特色。通过开展兴农学、办农事试验场等一系列活动,直隶农会在成立之后的短短几年里,对于促进当地农业及其有关方面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本文主要就以上问题作了筒略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