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空间增长与农地竞用的逻辑进路、历史变迁与路径创新

城市增长的限度体现为城市规模在强劲需求引致的无限制扩张中必然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表现之一即为城市扩张与农地利用的冲突。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理论与实践“双重”困境并存,分别表现为对“城镇扩张与农地利用是否完全对立”的分歧和对超大城市“是否存在规模极限”“是否应保留耕地”的争议。为回应上述问题,在追溯北京城市扩张与农地竞用的发展轨迹中发现,大城市农地保护所面临的问题在历史上都曾不同程度地存在,古代和近代北京城发展始终在城市规模与农地、人口等要素之间寻求均衡状态,同时也体现出北京城市发展中土地占用的特色。针对减量约束下北京城市建设空间落地难、结构错配以及农地保护功能失配、建护用管脱节等难题,提出应在正确判断并综合分析城市建设需求与农地资源总体态势的基础上,研究创新性、区域性农地非农化调控的对策思路,以引导城市政府在处理“两难”与“多难”困境中主动应对农地流失危机。

农地确权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

自2008年以来的农地确权,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我国农地制度的一次重要制度变迁。农地确权虽为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农户与村干部权衡成本收益而做的选择仍会影响到确权进度,故也具有部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性质。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的研究揭示,不仅率先确权的村庄有一定特征,即便在村庄内部,农户确权进度也不尽相同。制度变迁的收益越大,则确权进度越快;反之,制度变迁的成本越高,则确权进度越慢。首先,从事农业人数越多、农业毛收入越高,则农户参与确权的积极性越高。其次,村主任学历越高,则出于连任动机更可能推动确权。最后,村庄姓氏人口越集中,则协调成本越高,确权进度越慢。这些结论对农村宅基地确权工作有一定借鉴意义,也提示在评估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时应注意可能的内生性。

数字素养对农地隐性撂荒的影响——基于农户“双改单”种粮行为的研究

传统双季稻主产区农户“双改单”现象是农地隐性撂荒的重要表现,直接影响粮食安全的有效保障。基于江西省1366份水稻种植户种粮行为的调查,实证分析农户数字素养对农地隐性撂荒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素养对农地隐性撂荒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数字素养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农户种粮积极性,促进农户种植双季稻;(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素养通过促进网络销售、农地转入、农业社会化服务引入、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而抑制农地隐性撂荒,激励农户种植双季稻;(3)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素养对年龄较小、农业收入占比较低、社会资本丰富与农地确权的农户农地隐性撂荒行为有更显著的抑制作用,提高其种植双季稻的概率。为此,要治理农地隐性撂荒,应加大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高农户数字素养,缩小农户数字素养鸿沟,引导双季稻主产区农户种植双季稻。

市民化能力、农地转出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基于代际差异视角

探究市民化能力、农地转出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可以推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实践和政策实施,为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用地保障提供重要理论和现实参考。基于黑龙江省海伦市423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市民化能力、农地转出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并揭示其代际差异。结果表明:个人市民化能力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正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农地转出对受教育程度、工作稳定性的影响均发挥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25.93%和34.09%;家庭市民化能力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正相关性也具有统计学意义,农地转出在非农收入占比和购买城镇住房的影响中均通过中介效应检验,且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41.18%和11.54%;农地转出在市民化能力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的中介作用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其父代成员个人市民化能力及子代成员家庭市民化能力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中介效应更有统计学意义。基于此,从提高农民市民化综合能力、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以及构建差别化的宅基地退出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塔里木河流域农地利用效率提升的多元路径探析

塔里木河流域受自然环境限制,农业发展水平落后,如何有效提升农地利用效率是该区域农业发展的重要探索方向。研究采用目标一致型两阶段网络SBM(slack-based measure)模型和fsQCA(fast simple quadratic convo-lutionalalgorithm)方法,使用2010—2020年塔里木河流域5地州的数据,对塔里木河流域农地利用效率提升的多元路径进行分析。从塔里木河流域农地利用整体效率分析,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效率最高,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次之,均远高于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和喀什地区;和田地区生产阶段效率最低,但销售阶段效率最高,其在农产品销售方面具有优势;阿克苏地区生产阶段效率偏低,销售阶段效率也处于5地州中最低水平。塔里木河流域农地利用效率受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单一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农业机械化程度、种植结构和种植规模不是提升塔里木河流域农地利用效率的必要条件。塔里木河流域农地利用效率提升多元路径主要有3种:1)工业化水平和农业机械化程度主导,产业结构和种植结构辅助;2)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农业机械化程度主导,种植结构辅助;3)工业化水平和农业机械化程度主导,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种植规模辅助。基于此,建议政府因地制宜,把握地区优势,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全方位提升塔里木河流域农地利用效率。

WTO与中国农地政策调整

本文首先从WTO对中国农地利用的影响入手，对当前的中国农地政策进行了深入地剖析并指出了其不协调部分，同时给出了今后农地政策的调整方向。

农地流转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农地流转可以促进农地的集中使用和规模化经营,会降低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化学品和机械等生产性投入强度,并促进农作物种植结构“趋粮化”,进而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采用2011—2021年30个省份的数据检验农地流转率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率提高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地流转能够通过减少农业化学品和机械投入强度、提高粮食种植面积占比来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因流转对象和形式的不同,农地流转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异质性,表现为:相比流入农户、企业的农地流转,流入合作社的农地流转具有更为显著的碳减排效应;相比采用出租转包、互换转让形式的农地流转,采用股份合作形式的农地流转具有更为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因此,应积极推动农地有序流转,不断完善农地流转机制,合理引导农地流转方向,并鼓励农地流转与农业碳减排项目相结合,以有效减少农业碳排放。

构建适应产权市场化的农地产权制度

农地 (农用土地 )属于不动产资源 ,农地流转是通过其产权让渡来实现的。随着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地产权市场化配置的程度不断提高 。

政策干预下农地经营权流转抑制耕地撂荒研究——来自江西丘陵地区的证据

利用江西丘陵地区的调研数据,验证农地经营权流转是否能有效治理耕地撂荒,并引入政府干预变量,观察政府干预情况下农地经营权流转对耕地撂荒影响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经营权流转能显著促进耕地撂荒,但异质性的分析结果显示政府干预能有效缓解这一趋势;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随着农户外出务工程度的加深,其农地经营权流转行为会激励耕地撂荒。最后提出应有效发挥政府干预力量的对策建议,具体路径包括政府应通过土地整治、兴修水利等途径完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改善偏远地块的耕种条件,避免其被撂荒的命运。

农地撂荒及其治理:已有研究与进一步拓展

城乡要素的加速流动特别是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已经对农业经营及其要素配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农地撂荒是重要的表征之一。中国农业经营从劳动力过度投入所引发的“内卷化”与耕地开垦的“平面扩张”,正在逐渐转变为农业劳动力相对不足,进一步引发了耕地的“相对过剩”与边际化经营,并极端地表现为程度不同的农地撂荒。文章对中国农地撂荒基本特征及其成因进行简要的文献梳理,对“农地撂荒及其治理”专栏扼要说明,并从基础性拓展、思路性拓展以及策略性思考三个角度对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议题做了讨论。

连片种植对农户撂荒行为的影响——基于“连片种植-纵向分工-农地撂荒”的分析线索

农地撂荒及其治理是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通过构建“连片种植-纵向分工-农地撂荒”的分析框架,重点考察连片种植对农户撂荒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分析结果表明:参与连片种植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连片程度每提升1个单位,撂荒可能性将减少4.1%~4.6%。机理检验表明,连片种植所形成的服务规模化供给,能够将农户卷入生产环节的分工外包,从而减少农地撂荒。情景分析表明,在地块耕作坡度较大或者交通可达性较差的情境下,连片种植对农地撂荒的抑制效果较为有限。但如果政府实施了基本农田整治,无论是工程性建设还是权属性调整,都将显著增强连片种植对农地撂荒的抑制作用。此外,与纯务农家庭相比,连片种植对务工家庭的撂荒抑制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连片种植的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村庄的组织化程度。村庄的组织化程度越高,连片种植的实施效果越好。据此认为,“以连片种植推动区域作物布局专业化”是实现以服务规模经营治理农地撂荒的重要途径。

农地撂荒的治理策略:一个“市场-组织-政府”的分析线索

通过构建“市场−组织−政府”的分析线索,并利用广东省阳山县2017−2019年的农户非平衡面板数据对农地撂荒治理策略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由市场导向的农地流转,并不能有效降低农地撂荒的发生率,而农业的外包服务则能够显著降低农地撂荒发生的可能性;(2)由政府支持的对灌溉设施的投资,能够强化农地流转市场对农地撂荒的治理效应,即实施灌溉设施投资的村庄相对于不实施灌溉设施投资的村庄,农地转出对于农地撂荒能够起到更好的缓解作用;(3)灌溉设施的改善以及农业经营的组织化都能够诱导农业服务外包市场的发育,提高农户购买外包服务的概率,其中,农业经营的组织化所起到的作用尤为重要。由此对政府、组织和市场在撂荒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进行讨论,认为政府并不必然需要直接参与资源的调控和分配,关键在于做好市场的基础性建设。

农地撂荒的成因及其治理策略——基于“劳动力转移—耕地禀赋—农地撂荒”的分析线索

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农地撂荒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但已有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将耕地禀赋纳入分析视野,构建“劳动力转移—耕地禀赋—农地撂荒”的研究框架,使用2015—2017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CRHPS)数据实证分析耕地禀赋在劳动力非农转移影响农地撂荒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可能的治理策略。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撂荒具有耕地禀赋条件的情景依赖性。尽管劳动力非农转移对撂荒有着重要影响,但耕地禀赋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耕地禀赋主要通过影响农户在劳动供给约束时选择要素替代和农地经营权交易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农地撂荒。进一步分析发现,农地流转市场和农机服务市场可以避免禀赋较好的耕地发生撂荒,但在山区丘陵禀赋较差的情境下,其效果是有限的。如果农业要素市场与农田整治能够联动起来,则有助于缓解丘陵山区的撂荒问题。农地撂荒本质上是人地关系变化的结果,治理农地撂荒不应仅依赖农业要素市场,通过农田综合性整治改善耕地的立地条件可能是亟需优先考虑的重要议题。

基于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序贯博弈计量模型的农地流转影响因素分析

农业规模经营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现代化,而规模经营的前提是农地流转,这一前提是买卖双方经过博弈后的均衡结果。通过构建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序贯博弈计量模型,分析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将2020年CFPS微观数据库中4 579户农户家庭数据随机分为两部分,80%用于实证分析,其余20%用于检验模型准确度,所建模型准确度高达86.52%,高于二元Logit模型。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市场为买方利益驱动市场,户主因素、家庭因素、村庄特征和地区特征均对农地流转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提出了保障耕地收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增加转移性收入、促进农民非农就业以及推进农村基础交通设施建设等对策建议。

农地金融创新与农地流转模式选择

随着市场经济向农村推进,农地金融形式也在不断创新。农村地区货币化的拓展必然带动农地的货币化。经过货币化的农地,具有融资和获利的功能,农地的资本化和证券化运作将成为必然选择。农地金融的这些创新形式可以为农地流转提供合理的模式——转让模式、股份合作模式以及证券化模式。

农地产权的结构变化·权能功效和规模经营

运用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和制度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产权结构角度阐释其变化历程和权能功效,进而揭示农地产权结构与农地经营模式的互馈。研究发现:农地产权结构的变化经历了所有权与使用权一体,所有权与使用权初步分离,所有权、资格权及使用权再分离等发展阶段,权能划分越来越细、权能内涵界定更趋清晰。农地产权正持续进行合理性变革,农地权能的分解具有中国特色,更加注重农民权能利益保护,并与农地经营模式关联紧密。未来农地产权结构和农地经营模式的创新需要国家从政策措施、经济措施、法律措施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和予以保障。

农地抵押贷款试点能否抑制流动人口家庭农地撂荒?

农地抵押贷款是推动金融服务“三农”,推动共同富裕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以流动人口家庭为对象,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农地抵押贷款试点对农地撂荒的影响。结论表明:农地抵押贷款试点总体上抑制了流动人口家庭农地撂荒,主要通过推动劳动力雇佣和农地转出实现;农地抵押贷款试点显著弱化了流动人口家庭因劳动力缺乏、资本流失和定居意愿增强而产生的农地撂荒倾向;农地确权程度、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农地抵押贷款试点对农地撂荒的抑制效应较为明显。研究结论为发挥农地抵押贷款作用从而治理耕地撂荒提供了参考。

台湾“农地自由化”评述

90年代初,台湾当局为了提高农地利用率,缓解工商用地的压力,经过反复酝酿,实施了农地自由化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是放宽对农地流动的管制,主要内容包括“农地释出”和‘“开放农地自由买卖”。“农地释出”属于农地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而“农地自由买卖”则属于土地在农业内部的流动。这一政策的出台表明,台湾的农地管理已逐渐步入自由化的轨道,标志着从1949年实施至今的农地政策走入历史。这一改变对农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