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农地流转可以促进农地的集中使用和规模化经营,会降低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化学品和机械等生产性投入强度,并促进农作物种植结构“趋粮化”,进而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采用2011—2021年30个省份的数据检验农地流转率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率提高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地流转能够通过减少农业化学品和机械投入强度、提高粮食种植面积占比来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因流转对象和形式的不同,农地流转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异质性,表现为:相比流入农户、企业的农地流转,流入合作社的农地流转具有更为显著的碳减排效应;相比采用出租转包、互换转让形式的农地流转,采用股份合作形式的农地流转具有更为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因此,应积极推动农地有序流转,不断完善农地流转机制,合理引导农地流转方向,并鼓励农地流转与农业碳减排项目相结合,以有效减少农业碳排放。

移民安置区农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及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贵州PQ水库为例

移民问题是水利水电项目中的关键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与乡村振兴。运用地理探测器,因子分析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水库移民农地转入意愿与安置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影响因素及其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安置点社区融入状况,转入农地的距离,种植业等技能培训,农地价值,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非农就业机会对移民农地转入意愿起着主要影响作用;非农就业水平,对土地权益受损的担忧程度,是否有闲置土地,非农就业机会,对土地流转政策了解程度,土地流转收益预期对安置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2)各影响因子之间存在两两交互关系,其中任意两因子交互作用后因子解释力均明显增强。转入农地的距离与安置区融入情况的交互作用对移民农地转入意愿的影响力最大;农地细碎化程度,是否有闲置土地,非农就业机会这3个因子与对土地权益受损担忧程度的交互作用对安置区居民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力最大,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安置区居民农地转出意愿具有隐形作用。(3)移民农地转入意愿与安置区农户农地转出意愿存在强关联性,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处于农地转入意愿超前的基本协调阶段。

农地流转方式福利效应研究——基于农地流转供求方的理性选择

本文对农地流转的供求双方选择何种流转方式进行土地流转能够实现福利改善进行理论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流转供求双方理性人假设和流转成本与收益的约束条件下,农地流转的供给方(农地供给者)进行股权投资的分红收益与流出土地的机会成本(主要是土地的基本保障效用)大小是其对流转方式作出选择的依据;农地流转的需求方选择专业化合作组织参与的流转方式(以股权投资为例)可以为其减少交易成本,并取得生产的规模效用,福利得到改善。

农地流转提升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在200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础上,本文通过SBM-GML超效率模型测算中国各省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和农业绿色TFP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分析其影响路径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进步。而农地流转能够推动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是得益于技术效率改进。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农地流转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最显著的是东部地区和非粮食主产区,但在西部地区却正好相反。因此,中国应当加快推进农地流转工作进展,促进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模式变革,加快研发、推广和应用农业绿色生产技术,构建区域协作互助机制促进地区交流,进而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农地流转对土地生态安全的影响研究进展

综述了土地生态安全领域研究进展及农地流转对土地生态安全的影响,总结了农地流转领域的相关研究,分析了新时代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背景下,土地利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针对当前农地流转生态风险认知不足、土地生态安全系统性评估方法体系有待完善、适应经营权流转的土地生态安全调控机制尚不健全等现实问题,提出进一步探索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对土地生态安全的影响机制,发展土地生态安全评估方法,建立从源头调控的土地生态安全调控机制,以满足新形势下乡村振兴中生态振兴对农地持续利用的精细化管理需求。

农地流转对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

【目的】研究农地流转对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及效应,为尽早实现农业“双碳”目标以及推进农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经验借鉴。【方法】基于2005—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从碳源减控和产业发展二元视角构建种植业低碳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模型测度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并采用双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及工具变量模型探究农地流转对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结果】国内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不高,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排名前5位的省份为山东、河南、广东、江苏和福建,排名后5位省份为安徽、青海、吉林、江西和内蒙古;农地流转正向驱动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水平提升;种植业化学化水平与机械化水平在农地流转影响种植业低碳化发展过程中有中介效应。【结论】通过持续推进农地制度改革、提升种植业化学物资利用效率和机械化水平、实施差异化配套政策以提升种植业低碳化发展潜力,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绿色高效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农村产业和农地流转的视角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可达性和长尾性,对解决农业这一弱质性产业面临的金融排斥问题,进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我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且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对农业共享性发展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在支持农业绿色发展上的作用较弱;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加速农村产业融合、提高农地流转效率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我国应因地制宜施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促进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融合;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加速产业融合和土地流转的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为数字金融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条件;着重推动农业共享发展,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增长赋能。

不同类型农地流转对农户农业生产长期投资影响研究——以江苏省四县为例

采用两阶段估计策略和江苏省四县的农户调研数据,本文考察了村集体组织和农户自发两种类型的农地流转对转入户农业生产长期投资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村集体组织下的土地转入户农地经营权更稳定,农地规模经营水平更高,农业生产长期投资的概率和水平均显著高于自发流转型农户;村集体中介组织作用可以降低转入户土地流转交易费用,实现农地规模经营,提高转入户农业生产长期投资的积极性。政策启示是,积极发挥村集体在农地流转中的组织服务作用,通过规范农地流转合同签订、降低流转交易费用等提高转入户农地经营权稳定性和农地规模经营水平,促进转入户农业生产长期投资;同时,也要加强农民自发型土地流转的合同管理和规范,提高农地流转合同的稳定性,为转入户创造良好的农业生产长期投资条件。

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2014—2021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和固定效应模型,以农业机械化水平为调节变量,分析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中国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但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农地流转能够显著促进农业数字经济发展,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农地流转促进了农业数字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为负且不显著;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

数字金融与农户农地流转合约选择正式化: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基于2021年29个省份大样本农户调查数据,以农地转出户为考察对象,运用oprobit、cmp、psm以及中介效应等模型,检验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农地流转合约选择正式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显著促进了农地流转合约选择的正式化,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通过撕裂农地流转差序格局、突破农户有限理性以及增强非农就业稳定性,显著提高了农地流转合约选择的正式化程度;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农地转出规模较大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农户选择正式化农地流转合约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基于此,提出加大农村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支持力度、促进数字金融与农地流转市场深度融合以及加强数字金融使用宣传和培训等政策建议。

关系强度对农地流转契约选择影响的研究——来自贵州省4县(市)1108户农户的经验证据

基于贵州省4县(市)1108户农户的一手调研数据,利用Probit模型考察关系强度对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影响,同时使用改进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讨其内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关系强度越弱,农户在农地流转时越倾向于采用书面式契约;自然空间距离以及信任在关系强度对农户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上述研究结论的启示为: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契约选择实质上尚未摆脱社会关系的影响,农地流转双方仍旧会基于关系强度来配置农地资源。因此,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农地流转契约正规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考虑当地差序格局、信任机制以及关系网络等非正式制度供给在乡村治理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农地流转响应:预期偏离与逻辑阐释

农地所有权归属集体以来,产权拆分及农民产权份额的扩大和强化是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思路。然而,理论上有效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却在农地流转的推动成效方面呈现时段上的异质性。随着时间的演进,改革对农地流转的正面作用渐衰,甚至表现出对农地流转的抑制。为解释理论与现实的偏差,聚焦改革路径的形成逻辑,重点阐述了改革历程及改革对农地配置的影响成效,提炼出改革成效不足的系统性成因。研究认为,产权理论的引入为确定改革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过去的改革经验为决策层延续产权赋予式改革提升了信心,规模经营路线的确立加强了坚持并推进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改革开放以后,农地产权制度朝着扩大集体成员权能的方向不断推进,却在现阶段表现出抑制农地流转并冲击农地承包权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对此,构建了涵盖政策有效性、农地多功能性以及中央决策层认知调整在内的解释框架。认为在追求现代农业发展的目标导向下,扩大集体成员的土地权能并不可取,增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作用并以社会保障弥补农户对农地的非生产性寄托是关键。

农地流转与制度变迁(专题讨论)--公平与效率：诱致性与强制性的农地流转方式--基于凤阳县小岗村与东陵村的调研分析

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对农地进行集中连片适度规模经营，这需要对当前处于细碎分散化状态的农地进行流转，使农业经营者拥有的农地与其经营能力相匹配，实现土地分配公平与新条件下农业经营效率的统一．这一理想结果的实现依赖于农地流转方式。基于安徽省凤阳县东陵村和小岗村的典型个案分析表明，不同的农地流转方式背后是农民的权利和土地产权问题，其折射的是农民作为公民个体与基层政权之间的政治体制问题；不同的村集体的性格与约束条件决定了它们对土地流转方式的选择；两种方式会导致不同的收益与成本，诱致性农地流转比强制性农地流转更有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零散用工与农地流转——基于非农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匹配的视角

农地流转是提高农地资源配置利用效率和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但近年来陷入瓶颈期且呈现明显的地区分化。既有研究多从家庭分工与机械替代角度讨论农地流转水平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问题,而区域非农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匹配对农村异质性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也有一定影响。从农户家庭劳动力充分非农转移是农地充分流转的先决条件这一微观逻辑出发,理论分析非农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匹配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与理论逻辑,并实证检验本地零散用工市场发展对农地流转率的影响,以及农地资源禀赋条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本地零散用工市场发展对农地流转规模扩大有促进作用,但受到农地资源禀赋条件的制约,即农业生产条件越差的地区本地零散用工市场发展对农地流转的促进作用越小;同时,本地零散用工市场发展会降低农地耕种强度。因此,进一步推动农地流转市场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零散用工市场发展来解决农村留守劳动力非农就业问题。

农地流转、耕地“非粮化”与粮食安全——兼论“谁来种粮”问题

维护粮食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保障,而耕地“非粮化”制约着中国粮食安全。基于农地流转再利用的资本逐利视域,立足不同区域的实证案例,发现耕地“非粮化”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农地流转中,农地经营户在流转耕地上偏好种植果木等经济作物,而非粮食作物。究其原因,农地流转本质上是资本下乡对耕地利用的再造,而资本下乡秉承着逐利性原则。受限于市场经济内生机制、政府干预形式和力度缺陷、公共政策执行存在偏差及农地流转合同未规定耕地使用方式等因素影响,农地经营户种植粮食作物的比较效益偏低,难以满足资本逐利需要。当前,囿于农村劳动力空心化及老龄化、土地承包期限延长至30年政策等条件制约,不应盲目地将农村流转耕地收回重新分配给农民耕种,而应遵循农地流转再利用的资本逐利逻辑。在农地流转基础上,选择区域实施商业化种粮政策,同时通过优化政府干预形式和力度,确保公共政策精准执行及利用协商治理调整合同内容方式来提升农地经营户种粮积极性,从而推动耕地“非粮化”朝着“种粮化”转向。

互联网使用、社会关系网络与农地流转行为

基于中国土地经济调查数据(CLES),运用Eprobit、Eregress、PSM-DID等模型,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运用4-way反事实总效应分解法,验证了互联网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协同”机制。研究发现:①互联网使用能进一步优化土地要素配置,显著促进农户转出土地的几率,同时显著增加了农户土地转出的面积。②机制研究表明,强社会关系网络仅具备中介效应,农户使用互联网通过强社会关系网络可促进农户转出土地;弱社会关系网络同时具备中介效应和交互效应,对农户使用互联网引致的土地流转效应起到拓展的作用;“协同”机制促使经营主体之间的农地交易趋于趋于长期化、合同化。③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普通农户和村集体,互联网与弱社会关系网络协同能有效促进小农主体与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交易衔接。因此,建议通过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加强对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与引导等措施,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与转型。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的影响——基于全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逻辑设定,运用全国大样本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Logit/OLS回归和PSM方法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和生计非农化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农地流转可以为农户提供生计多样化选择的机会,农地转出可以促进农户从事多样化的生计策略,提升农户生计非农化水平;转入农地为农户实现农业生产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可以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向生计策略;农户生计异质性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的关键因素。基于上述结果,本文认为发展功能完善的农地流转市场仍是现阶段农地流转政策的主要方向;提升人力、物质、金融资本能够提高农民生计多样化水平。

第二轮土地延包30年政策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延包试点地区数据

农地流转有助于提高农地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实施保证了农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文章基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第二轮土地延包30年政策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理论机制。并基于团队在2022年—2023年对二轮延包试点地区的调研数据,通过SPSS软件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第二轮土地延包30年政策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二轮土地延包30年政策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此同时承包地情况以及农户对延包工作的评价也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基于此,文章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以促进农户农地流转行为,以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地租理论及其发展对农地流转市场的启示

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必然选择。通过梳理不同学派地租理论的核心观点,探寻地租理论的发展趋势。研究发现:(1)土地市场与商品市场的关联性贯穿于古典地租理论和新古典地租理论;(2)与边际主义主张的特定环境分析不同,马克思地租学派更加注重通过制度分析揭示地租形成过程的“一般性规律”;(3)土地金融、预期收益和营建环境投资是当前影响地租形成的主要原因。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基本经营相关制度建设、完善农地经营权抵押制度和土地金融产品供给、充分发挥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助力农业绿色生产——基于农地流转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粮食安全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数字经济成为促进农业绿色高效发展、缓解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解题手段。文章基于30个省市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二者潜在的作用路径,并在此基础上引入有限混合回归模型,以分析不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下,农地流转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模式。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在总体层面上,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农地流转的方式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3)在不同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下,农地流转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农地流转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促进作用;而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地流转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抑制作用。因此,建议在推进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引导农村地区形成线上农地交易平台,提高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收入的同时促进农地资源的合理规划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