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农民工群体在广东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基于内在机理与政策取向视角

在地理区位、经济基础和产业政策等不同条件的影响下,广东区域差距愈发明显。与此同时,粤东西北地区一定规模的农民工群体因珠三角地区就业受阻而选择暂时返乡。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群体具有生产者、消费者和传播者三重身份,将会为粤东西北地区带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情感资本四项稀缺性资源,其对于粤东西北地区高质量发展以及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均是不可或缺的。在返乡创业就业中,该群体能够激活四项资本的巨大潜能,有助于粤东西北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新型城镇化。要从政府、市场、返乡农民工群体和中介组织四个维度共同发力,发挥返乡农民工群体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助推广东区域协调发展。

加强农民工群体金融服务对策研究

本文分析影响现阶段农民工群体金融需求与造成金融资源供给不平衡的因素,从商业银行基层经营机构视角,提出新时期做好农民工群体金融服务的对策举措。

社会转型中的象征二元结构--以农民工群体为中心的微观权力分析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需要从微观和象征的角度予以理解。从"象征社会"的分析视角看,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媒介信息与象征标记往往成为社会身份的分类工具与生产机制。随着城乡社会流动的增加,农民工群体所承载的诸多象征标记使城乡界线由"城乡之间"移入"城市之中",进而凸显出"城市中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常常是文化性的、隐秘的,可用"象征二元结构"概括之。"象征二元结构"意为表达不同群体社会身份的象征系统及其运作呈现出二元对立或两极趋势,它彰显了不同群体在身份、地位、声望等方面的二分化与不平等。"象征二元结构"所包含的"问题化农村"与"梦想化城市"的逻辑成为国家建构现代性形象的手段与策略,以弥合"客观现代性"与"表达现代性"的距离。

返乡农民工村庄适应的代际差异——兼谈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群体的影响

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度下滑,尤其是沿海出口加工制造业受到极大的冲击,大量企业关闭,在这些工厂工作的大量农民工因此失业。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08年底,约有2000万农民工因为失业返回家乡。数千万农民工失业和返回家乡,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农民工返乡因此引起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农民工返乡后的社会适应状况如何?他们失去务工收入后,还能在家乡待多久?他们可以重新适应农村的生活吗?他们还有土地可以耕种吗?他们返乡后是否会对农村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政府应该怎样对待农民工的返乡?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回到田野进行调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分别到贵州、湖南等农民工输出大省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稳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城市化政策,使得农村具有极强的吸纳返乡农民工的能力,农民工返乡并未引起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中国农村再次发挥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期和蓄水池的作用。而构成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调查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对不同代际或者不同年龄农民工对乡村社会适应及个人生活预期差异的判断。外出务工的农民,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任务越来越重,他们不得不从比较浪漫的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回到比较现实的考虑中来。从而,在中国农村形成了非常具有中国特点的农民家庭内部分工——年轻人外出务工,年龄较大者在家务农,外出务工收入加上在家务农收入,使得中国农村的小农家庭普遍可以获得温饱以上的收入。我们若不能理解中国当前的农民生活处境,不珍惜中国农村现存的基本经营制度,我们就可能失去目前中国仍然具备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对出现重大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回旋能力。

城市化与对农民工群体的歧视

中国农民和农村是城市化的重要对象 ,农民工群体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孕育出的一种特殊社会群体。传统的城乡分割户籍制度产生了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歧视 ,这种歧视有碍于我国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化进程中解决对农民工的歧视问题 ,其实质是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城市农民工群体的传媒境遇及其成因

城市农民工群体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弱势群体。这个群体居住并贡献于城市,却囿于户籍藩篱等原因而不能且不被融入,其呈现在大众传媒的刻板形象与社会现实的差距较大。本文试图总结其媒体形象并分析其中的缘由。

农民工群体的文化转型与制度变迁

农民工群体的文化转型,是乡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但农民工群体是一个社会身份群体,它的文化转型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制度变迁。换言之,农民工群体是体制制造出来的社会身份群体,没有制度变迁就不能改变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身份地位,农民工群体文化就不能融入现代城市文化中。因此,农民工群体文化转型关涉文化与制度两个维度:在文化层面,要完成从乡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文化变迁;在制度层面,要完成从身份关系到契约关系的制度变迁。其中,制度变迁是农民工群体文化转型的核心含义。

农民工群体的分化与住房保障

引言相比于其他国家,当代中国乡—城人口迁移的最大特点是迁移的不完全、不彻底,实现了人口从农村的流出,却并未实现人口在城市的定居[1]。住房已成为影响乡—城迁移人口在城市定居主要因素之一,农民工作为乡—城迁移人口的主体,解决其住房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07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发布为标志,中国住房保障被重新赋予重要地位,住房供应从“重市场、轻保障”转向“市场、保障并重”[2—3]。

身体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以黑龙江吴村建筑农民工群体为例

以服饰、语言、表情等为表征的身体常常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身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蕴。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规模农民工群体(主要是建筑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并将一系列服饰、语言、表情等身体标记带入城市,同时也将城乡身份界线由"城乡之间"带入"城市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城乡结构性界限在城市中凸显出来。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展现了农村世界及其与城市世界的差异;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作为城里人对其加以识别的标志,导致后者对前者的"他者化"建构,农民工的身体成为一种社会身份区分的象征标记。虽然改革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渐趋弱化,但镌刻在人们身体和认知空间中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惯性延续。因此,一切涉及农村与农民(工)发展的制度安排都必须承认和关照负载于农民(工)身体之中的惯习的存在。

新农村建设思路下的农民工群体贡献研究

“三农”问题是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性问题,它反应了一个复杂的矛盾领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三农”问题中一个阶段性的历史任务,在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过程中,农民工群体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直接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下,对农民工群体的贡献进行了探讨。

浙江农民工群体生活状况调查

当前很多地方相继出现了“招工难”、“用工荒”，其实这种“难”和“荒”在前些年也相继出现过。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所谓的“用工荒”？造成这种“用工荒”的背后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浙江是农民工大省，截止到2009年6月底，有农民工1800万。浙江对农民工在制度安排、政策设计上都作出了巨大努力，通过完善身份和情感认同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我们就以浙江省为例，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这一问题作一讨论。

矫正和提升农民工群体地位的理性思考

长期以来农民工群体地位严重失调,不仅对农民工群体本身显失公平,对完善我国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也极为不利。因此,深入解读农民工群体现实地位,剖析农民工群体地位失调可能造成的后果,对完善我国社会结构,实现城乡融合目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完善农民工群体社保档案管理

如今,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与职工养老保险的衔接办法,健全与完善农民工社保档案的管理,对社会、对用人单位、对参保农民工都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农民工群体“生男偏好”的转变

可以把农民工群体"生男偏好"转变的规律界定为:在经济变革因素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改革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对立统一的总体框架中,现代生育文明与传统生育观念相互碰撞、冲突,进而在此消彼长的、重复显现的个体再社会化过程中实现前者对后者的超越与更替。然而,在半城市化生活场域的阻滞下,这种规律的作用范围和时间效应往往会受到较大限制和较强干扰,从而使农民工群体"生男偏好"的转变呈现渐进性、回归性、不确定性等显著特征。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消除干扰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体制性障碍,加大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与管理的投入力度,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生育观念转变的实际调查和理论研究。

城市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制度完善

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城市化以及工业化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农民工队伍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与此同时,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状况也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尤其是在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上,其各项社会保障权利得不到充分体现,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文章以我国城市农民工自身的特点为基础,对现阶段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提出合理的对策与建议。

双重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民工群体地位与我国和谐社会构建

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使我国社会结构分层突破了原有的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演变为由农民工群体参与其中的"双重二元社会结构"。在这一社会结构下,农民工群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将担当密切城乡关系、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粘合剂作用。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当密切关注农民工这一相对弱势群体,从长期来看,需要在改善农民工群体就业机会、注重职业教育培训和农村的基础教育方面促进粘合剂作用的发挥。

农民工群体对待科学的态度及其与道德意识的关系

科学传播过程中,人们对科学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持有态度的强烈与否会直接影响着科学传播的效果,但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群体形成的对科学的态度是如何影响社会精神文化的诸方面的?社会道德意识是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伦理内核。研究科学传播中不同群体对科学的态度与其社会道德意识的关系,对探索科学进步与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对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建设一样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选择了1100名农民工为样本,调查了该群体对科学的态度及其与道德意识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员工援助计划思考

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困境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户籍在农村，于90年代后期或21世纪初进入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口。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在14533万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占61．6％。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精神生活、情感诉求、价值追求等方面更显复杂与多样化。就心理特征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以下四个明显特点：

对农民工群体心理的调查

农民工作为一种独特的现象出现后，我国的社会学、人口学、医学等领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该特殊人群的研究。本课题以河南省商水县在北京的农民工群体为调查对象进行调查研究，以问卷调查方法对该群体的个人基本特征和认同适应情况进行了调查。之所以选择这个县，首先是因为商水县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其次，商水人生活在河洛地区，深受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影响。抽样调查在2004年10-11月进行。以商水县在京农民工（主要是建筑工人）为总体，通过随机的方式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了490份，回收率为98‰，其中有效问卷459份，问卷有效率为918％。对于问卷，本文运用了社会统计分析中的相关和多元回归等分析方法进行了分析研究。使用了SPSS（12．0版）统计分析软件。但由于本研究的条件有限，被调查的人员又主要是建筑工人，使得本研究的结论也受到了一些局限。

农民工群体的信息需求及获取渠道

农民工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最大供给方，也是农业信息服务的最大需求群体，无论是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还是农民的致富，都离不开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为不断适应农民工的信息需求的变化．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必须加快信息服务的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