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突出贡献——以人性论的创新性探索为例

冯契作为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对人性论做了三方面的创新性探索。首先,丰富和扩展人性概念的内涵:借助“智慧”说研究人性问题,创新性阐发天性与德性概念,认为人性的发展过程即形成人道的升华过程。其次,揭示和阐发人性论的核心要义:揭示和发展人的本质力量是人性论的核心要义,通过对象性活动的展开揭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与文化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最后,把握和培养自由的德性:以自由劳动为核心塑造人的本质,通过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把握人的本质,借助天性到德性、德性复归天性的双向活动过程培养人的本质。冯契对人性论的创新性探索,促进了中国传统人性论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西方人性论的进一步会通与融合,推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论度量:从金岳霖到冯契

“度量”是一个贯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重要话题。在回应古今中西之争的过程中,金岳霖与冯契通过引入度量观念,进一步阐发了对相关问题的理解。金岳霖视度量为客观标准,并批评了实证主义度量观和约俗主义度量观,提出了一种既不同于自然秩序又能以“标准”为尺度来衡量自然秩序的正觉论度量观。冯契以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为思考起点,在“心物知行相统一”的过程中扩展了金岳霖度量观的内涵,并建构了智慧化的广义度量观。金岳霖与冯契的度量观推动了度量话题的现代化和中国化,展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融合的哲学意蕴。

冯契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秦儒学研究

冯契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从广义认识论的角度肯定了先秦儒学的哲学性,并通过对“天人”之辩与“名实”之辩的考察,指出了先秦儒学已达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统一。冯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主义原则看待儒家哲学的二重性,肯定了先秦儒家在天道观、认识论等方面贡献,但也指出了其思想上仍有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点的残留,具有一定封建专制主义倾向。此外,冯契在先秦人性学说基础上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对理想人格学说提出理解,并提出了基于实践的“平民化自由人格”的理想人格。冯契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先秦儒学的改造和提升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冯契先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贡献

冯契先生以其学贯中西的学识、严谨真诚的治学态度,开创了独具特色的冯氏学说。冯契先生深耕中国传统哲学领域,一方面以哲学基本问题为主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全面梳理中国传统哲学发展脉络,突出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的贡献;另一方面以意义世界为切入点,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德性之学相结合。他提出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治学思路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实践路径,而且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当代转型与发展提出了创造性的设想。

冯契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开拓性探索

冯契在建构“智慧”说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做了开拓性探索。首先,将价值界定为为我之物的功能,这种功能体现在物与我的关系中,是主客观的统一。其次,价值的形成包括两大环节:一是主体在评价活动中运用评价的语言将蕴含意向、意象、意味等构成的评价意义(即“意蕴”)表达出来;二是主体在包含理想、意愿等观念结构的“意蕴”规范下从可能界中创作、实现价值。再次,价值具有真善美统一的特征或属性。价值的“真”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遵循真理,促使自己的目标现实化,也就是使自在之物化为为我之物;“价值”的善是广义的好,即为我之物能满足主体道德、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需要;价值的“美”指为我之物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成了审美对象。最后,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创造的文化蕴含了价值,不同的文化体系承载了不同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既蕴含了权威主义和独断论的负面价值观,也培养了勤劳、勇敢、爱智的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等正面价值观。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董仲舒研究——以张岱年、侯外庐、冯契为中心的考察

张岱年、侯外庐、冯契等马克思主义学者考察了董仲舒宇宙论、天人关系论、人生论、政治论、认识论等领域,分析其概念、命题、体系之理论与实践意义,展现了董仲舒思想研究的多样性主题。针对儒学独尊的政治和思想后果,张岱年等学者探讨了政治上大一统与学术上百家争鸣相容相成、相得益彰的建构路径。在一定意义上,当代中国正在进行西周初年“制礼作乐”、汉初“独尊儒术”以来第三次意识形态建构。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实践辩证法指导下总结董仲舒构建封建意识形态、文化制度的历史经验,是深化儒学和董仲舒思想研究的重要方向。

冯契与古今中西之争(笔谈)

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时代的中心问题,该问题在文化领域集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冯契的"智慧说"是在哲学层面上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创造性成果。在"智慧说"体系中,"中国向何处去"不仅构成了哲学思考的背景,而且它本身就是具有哲学内涵的问题。冯契建构的"智慧说",既是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形态,也具有世界哲学的意义。冯契"有根"的价值论,不仅回答了中国社会关注的经济问题,而且以独特的哲学体系,参与了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冯契从青年时期的文学创作到后来的哲学书写,特别是晚年的体系建构,体现了其对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和自由人格的追求;就思想脉络和学术传统看,冯契与其师金岳霖之间是既有传承又有发展的关系。在总结"古今中西之争"的基础上会通和融入世界哲学,是冯契对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期望,相应地,在近二十年来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对冯契思想的研究也应该进一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冯契的“转识成智”学说及其理论意义

"转识成智"是冯契建构的"智慧"说的最基本命题,指的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由知识向智慧的飞跃;它的提出是为了超越哲学领域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峙;转识成智的机制包括理性的直觉、辩证的综合和德性的自证;转识成智命题的创新精神对于哲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冯契"化理论为方法"基本思想探析

"化理论为方法"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契提出的、与"化理论为德性"并列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哲学和一切科学理论的内在要求,是理论的基本功能和价值的重要体现。哲学和一切科学理论都可以通过一系列必要步骤和环节而实现理论向方法的转化。

冯契对如何认识世界的新探索

冯契先生认为,对世界的认识就是认识自然界及其秩序。人类实践活动所至,本然的自然界分化出事实界;而事实界又是由可能界中的现实可能性演化而来,要理解事实界就必须考察可能界;人们在促使现实的可能性转化为事实及事实界时,既要遵循必然之理,又要遵守当然之则,对可能界的认识就转化为对价值界的认识。因此,对自然界及其秩序的认识,就是要在把握世界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的基础上,认清自然界、事实界、可能界、价值界的属性及其相互之间的转化。

冯契德性思想简论

“化理论为德性”是冯契哲学的主要命题之一,有关这一命题的论述构成了冯契哲学思想的重要部分。从德性论的角度对之加以分析,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一思想的内涵与特性,及这一命题得以成立的诸理论条件和实践条件。

超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峙——冯契的“智慧说”解读

近代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哲学思潮的对立,其实质是科学和人生的脱节,知识和智慧的割裂。冯契的“智慧说”阐明了怎样“转识成智”,超越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峙。“智慧说”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论“原始的基本关系”——冯契关于辩证分析逻辑起点的一个重要思想

建构对象理论体系的逻辑分析起点是对象复杂整体中的“细胞”或“细胞形态”,这是理论界长期以来的一个传统提法。冯契在其写成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一书中曾用“弄清一个领域里原始的基本关系”的提法来代替这一传统提法,这不仅是有充分理论根据的,也是符合现代科学发展的客观进程及其对方法论的需要的,是对辩证逻辑方法论原理所作出的一个新概括和新贡献。

在历史深处通达智慧之道——略论冯契的哲学史研究与“智慧说”创作

基于哲学史研究的元哲学深度自觉,冯契的"哲学史两种"实质上构成了《智慧》到"智慧说三篇"的中介。由此,形成了冯契思想鲜明的总体性品格:哲学与哲学史的辩证统一、哲学理论创造和哲学史传统总结的有机融合。它既与黑格尔有关,但是更直接的来源系发掘中国哲学固有的历史主义传统和唯物史观的结合,因而冯契在批评独断论、对规律的辩证理解和哲学史发展动力的知识社会学方案等方面超越了黑格尔。在广义认识论的视野中,哲学史就是认识史,辩证法则是认识史的"总计"。而贯穿冯契哲学史两种的根本原则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辩证的综合型哲学的历史展开,《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以范畴史为内在结构,凸显了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传统;基于强烈的现实感,《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提示了传统观念创造性转化的现实性,更开启了哲学观念史研究的新空间。

儒家的理想人格与现代新人的培养——兼谈冯契“平民化的自由人格”

这里讲的儒家主要是指先秦儒家。先秦诸子在“以其道易天下”的同时,差不多都有一套改造人、培养人的理论。孔子也不例外。孔子、孟子、荀子,他们的人生理想(理想人格)就是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圣人成为统治者,就能施行王道,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儒家的内圣之学(也可称之为“成人”之学。

冯契和现代中国哲学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冯契具有独特的地位。他代表了一种现代中国哲学发展应取的方向,即把时代问题理解为哲学问题,以深刻的哲学智慧来思考和批判时代的问题。哲学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玩学问的人,而是一个严肃的、有担当的思想者。冯契的哲学打通中、西、马三种哲学传统,最终落实在他对现代中国问题的根本思考上。但冯契又不是庸俗的贩卖哲学者,他坚持从形而上学的高度要求哲学和从事哲学,使得哲学既有现实关怀,又不放弃理想追求。在现代中国哲学家中,冯契的哲学成就也许不是最高的,但却是最有启发意义的。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冯契在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史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哲学问题上,强调哲学要关注时代的问题;二是在哲学传统上,提出不同于古代传统的近代传统;三是在哲学研究视域上,重视哲学与其他观念之间的联系,主张把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引向更广阔的视域。这一哲学史观,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概念的双重作用”与逻辑理论的证成——对冯契理论的一点引申与应用

冯契认为,一切概念都有摹写现实与规范现实的双重作用,逻辑原则也体现着后验性与先验性的统一。在逻辑理论的证成问题上,“概念的双重作用”要求逻辑理论的建构必须坚持后验性与先验性的统一。有见于现代逻辑论证理论的普遍主义、先验主义倾向,非形式逻辑试图从后验性与先验性、普遍性与情境性的统一中去证成自身。

金刚何为怒目?——冯契美学思想初论

著名哲学家冯契关注着美。冯契倾心于金刚怒目,它近乎崇高;它是为人生而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风格上表现为热烈。冯契以为,由于有了形象思维的辩证法,审美的自由是可能的;由于有了人道原则,作为特殊审美形态的金刚怒目也是可能的。在冯契的思想中,美和善(自由人格)互为前提。形象思维的辩证法既产生了审美的自由,又以个性化的感性形象为手段,培养了自由个性;进一步,作为特殊审美形态的金刚怒目则能够唤醒人的生命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