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史决议研究回顾与展望

党的历史决议是党内重要文献,不仅具备显著的政治功能,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史决议研究,从着重于政治功能与意义的阐释,到加强对决议起草历史细节的梳理与方法论意义的揭示,逐渐呈现出多专题、多角度、多方法交叉融合的总的特点。梳理、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史决议研究情况,使之呈现出清晰的学术脉络,有助于我们观察和理解学界如何认识“党总结自身发展历史的历史”,有利于深化对党的历史的进一步探讨,进而推动全党全社会对党的历史形成更加科学的认知。

胆识、智慧和远见——邓小平同志对制定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重大贡献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同志对《决议》的制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公司决议无效规范基础的实证考察与认识论革新

原《公司法》第22条规定公司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未对该部分进行改动。但实证研究发现,司法实务中被法官援引作为决议无效基础的规范数目大、范围广,且远远超越了实证法对决议无效事由之“内容违法”的限定。决议无效规范基础扩大化成为令人瞩目并担忧的现象。司法实务中决议无效规范基础扩张的路径主要有四种,即基于法律行为规范、“权利保护”与“禁止滥用权利”规范、程序性规范和职权规范的扩张。决议无效规范基础扩大化现象既有其实务根源,也有其制度根源。我国决议瑕疵制度立法应引入“权力瑕疵”这一认识论框架,并明确“决议机关绝对越权作出决议”为决议无效之事由。

合作社成员大会决议瑕疵如何救济研究

实践中,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决议瑕疵并不鲜见。目前,我国现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共有12处涉及成员大会决议,但没有一处涉及成员大会决议瑕疵及其救济。笔者认为,未来修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时,应提供相应的救济措施。

德国学理及司法实践中的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5条

在德国公司法学理及司法实践中,股东会决议不成立指的是决议存在重大程序瑕疵,以至于决议的构成要件有欠缺。德国《股份法》未规定决议不成立的情形。学理上对其分类归属存有争议,主流观点认为没有必要将其作为独立的决议效力种类。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早期曾经作出过决议不成立的判决,但之后却再未出现此类案例,而且有顺应主流观点的趋势。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将决议不成立作为一种独立的瑕疵决议效力类型。由于瑕疵决议效力制度的不同,德国公司法学理与司法实践中对决议不成立的态度不能为我国的决议不成立立法提供借鉴,但是其对公司法上特殊决议诉讼和民事诉讼法上的一般确认之诉及其判决效力范围的区分,值得我们借鉴。

乡村治理共同体视角下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双重样态与实现路径

基层政府、人民法院、乡村自治主体形塑了乡村治理共同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内部理应呈现出的行政行为介入规范自治、司法权力嵌入保障私权、自治主体纠偏回归法治等预设样态,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应然图景。然而,行政行为偏差、司法裁判冲突、自治秩序混乱等治理乱象表明,治理共同体内部存在的行政机关权责失衡、司法机关审理规则不明、自治主体落实约束制度缺位,已然成为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面临的现实困境。立足于村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融合发展,以细化权责清单、统一司法规则、完善制度保障为依托,厘清行政机关介入农民集体决议事项的权力限度与责任范围、明确司法机关处理农民集体决议纠纷的案由类型与撤销权客体、强化自治主体重作农民集体决议的内部约束与司法约束,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重要路径。

论公司决议中意思表示瑕疵规则的适用及其限度

作为一种组织法上的特殊法律行为,公司决议中存在适用意思表示瑕疵规则的理论空间。但公司决议的形成依赖于股东个人意思表示的作出与团体议事程序的有效运作,具有行为法与组织法交融的特征。司法实践中关于公司决议瑕疵的效力判断存在个人行为法路径与团体组织法路径的截然对立,未能在股东个体权利救济与组织关系安定性之间实现价值平衡。基于主体利益关系的竞争性、内部运转的程序正义理念和多数决原则的控制功能这三个方面的特性,公司决议适用意思表示瑕疵规则应当进行相应的修正及限制。在股东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情形下,基于表决主体可苛责性和相对人信赖保护的考量,股东原则上不得主张意思表示瑕疵而影响公司决议效力。在股东意思表示不自由的情形下,原则上可以引入意思表示瑕疵规则实现对股东个体权利的救济,但需区分不同情形予以具体分析,同时还要充分注重与现有公司决议效力规则的体系衔接。

论公司合规治理与市场交易安全的理性博弈:以公司对外担保决议制度的漏洞解释为中心

为规范公司对外担保与投资等重大决策,遏制法定代表人越权签约风险,增强公司风险防控能力,维护动态交易安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激活公司民主治理规则的公示公信效力,重构公司合规治理基础之上的市场交易安全新秩序。彰显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载体是公司决议,而非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代表权源于公司决策权,而非越权者的自我赋权。《公司法》第15条是效力性规范。法定代表人越权签署的担保合同无效,除非公司决议予以追认或构成表见代表。合同无效或对公司不生效时,公司无过错,不对相对人负缔约过错责任,相对人只能请求法定代表人履行债务或赔偿损害。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中的“他人”应解释为债务人,而非债权人。若法律对决议机关有规定,从法律;若法无规定,从章程;若章程无规定,相对人应核查股东会决议。公司在为股东或实控人的关联方提供担保前也要获得股东会授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司前置决议要遵守公司决议规则、信息披露规则与先合同义务规则。《公司法》第59条第3款规定股东全员一致同意签字规则是效力性规范。建议废止《担保制度解释》第8条越权创设的2/3股东签字同意规则。公司自益担保、公司向双控人提供反担保、一人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营业担保、非公众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作保都享受例外豁免。公司对外转投资纳入公司前置决议程序的规定亦为效力性规范。

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成员国报告制度的困境及应对

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成员国报告制度乃确保联合国成员国落实制裁决议的监测措施,它要求成员国定期向安理会呈递来文,报告本国执行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情况。安理会下设的制裁委员会负责法律判断,专家小组负责事实认定。实践中,由于制裁委员会强政治性、专家小组弱司法性的矛盾未能消解,政治干预、制约缺位、标准不一等问题始终存在,最终导致成员国报告制度深陷低效性和独立性的双重困境,直接影响制裁监测的效率。切实提高成员国报告制度与制裁效率,须通过规范重构、统一报告评估准则才能达成。

公司决议效力瑕疵状态下非控股股东权利的保障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公司决议的成立需要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当公司决议效力出现瑕疵损害到非控股股东权利时,非控股股东可结合具体情况向法院申请公司决议的不成立、无效或者撤销。但这些救济方式无法对股东已经遭受的损害、诉讼成本及决议如果继续履行带来的预期损害进行弥补,因此在商法思维模式下对控股股东课以信义义务及责任追究机制,增加股东利益损失补偿选择途径,方能实现对非控股股东权利的全面保护。

从党的“三个历史决议”看“两个确立”的历史生成

如何认识“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以下简称“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对于旗帜鲜明讲政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党中央先后制定并颁布三个历史决议,既彰显了我们党对历史经验科学总结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也揭示了“两个确立”必然的历史生成逻辑。因此,从“三个历史决议”相互关系的视角来理解和把握“两个确立”的历史生成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主要得益于对历史面相的逻辑揭示,即:第一个历史决议提出“两个空前”第二个历史决议提出“两个公认”为第三个历史决议提出“两个确立”奠定了基础,第三个历史决议提出“两个确立”实际上就是“两个空前”“两个公认”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很显然,这个逻辑揭示的最大意义在于:为理解、把握“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提供了一个新视域。

决议瑕疵诉讼与股东代表诉讼的合并审理路径研究

当董事通过决议的方式损害公司利益时,股东可以通过决议瑕疵诉讼及股东代表诉讼进行权利的救济。通过案例检索发现,当股东只向法院提起一个诉讼程序时,法院通常以有无明确的决议效力瑕疵认定请求作为划分两诉的依据,若无,则采用股东代表诉讼模式,通过裁判说理部分对决议作出效力认定,但对此不形成有既判力的判决。若有,则采用决议瑕疵诉讼模式,只对决议效力瑕疵进行审理,损害赔偿的请求则告之另诉。但是,法院无论采用何种模式都应当对两诉进行合并审理。其一,两诉属于“基于同一事实产生的纠纷”且满足重复起诉的合并审理基本条件。其二,采用股东代表诉讼模式的法院合并审理既尊重当事人诉权又提高了审判效率;采用决议瑕疵诉讼模式的,法律允许一案中审理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以及确认之诉与给付之诉可以一案审理的审判规律也为合并审理提供了支撑。

古田会议决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重要思想及现实启示

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在漫长的历史征程中创造和积累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丰富经验,古田会议决议既是开端又是标志。从建党初期党内政治生活状况、通过党的教育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古田会议决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重要思想等方面,总结和分析党内政治生活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对于今天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古田会议决议对于党性教育的重大贡献及其现实启示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详细地梳理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号召必须“澈底的加以肃清”,强调要“从党内教育做起”,着眼“正确路线的教育”,着眼“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着眼“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这些关于党性教育的方向、内容、途径等,不乏创新举措,对于新时代加强党性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及时代价值——以党的三次历史决议为考察视角

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筚路蓝缕的奋斗征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均对遵义会议进行了阐述,不仅指出了遵义会议在党史上的重要意义,明确了遵义会议精神的核心价值元素;而且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把握历史规律的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问题上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根本立场。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蕴含的方法论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总结历史经验的生动写照,其中深刻贯穿和彰显着党总结自身历史的科学方法。第三个历史决议通过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矛盾分析、坚持系统分析、坚持科学预见等科学方法总结历史,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增强历史自信、提升历史自觉、把握历史主动,在新征程上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从方法论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深刻领会其丰富的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的思想意蕴,对于正确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论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卓越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贡献,并且把“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1]列为毛泽东同志的第一大历史贡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毛泽东同志心血汗水和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决议》的酝酿、起草、修改和定稿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公司法》修订背景下公司决议规则重点立法问题探讨

《民法典》第134条对决议的法律行为定性及《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对公司瑕疵决议的“三分法”,为公司决议规则的立法进化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公司法》全面修订背景下的公司决议规则改造,不宜大破大立,更不能盲目照搬域外制度经验,应重点从公司决议纠纷的本土司法裁判实践中吸收提炼成熟可行的规则。将法律行为制度中的意思表示瑕疵规则引入公司决议规则,并与公司决议不成立规则进行制度衔接,形成表决权瑕疵、内容瑕疵、程序瑕疵并存的公司决议瑕疵原因事实体系。对公司决议不成立确认之诉设置6个月的主观除斥期间和1年的客观除斥期间,以完善公司决议无效、不成立和可撤销规则之间的梯度化结构。为避免“抽屉决议”,股东(大)会决议、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决议应以通知或公告作为生效要件。公司决议无效事由应限定为滥用股东权利严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损害债权人及其他第三人利益;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违反公序良俗三种具体情形。此外,当前构建公司瑕疵决议外部效力规则的理论供给和实践准备均不充分,“善恶二分制”仍须遵循。

从大思政课视角深刻把握第三个历史决议

党的历史是生动丰富的必修课,大思政课是党史教育的主阵地。从大思政课视角把握好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实践上、阵地上、主体上等多维度把握其特征属性,深刻领会四个方面的核心要义,即百年奋斗重大成就的坚实基础、新时代历史性变革的体系支撑、践行初心使命的内容叙事、百年斗争经验的鲜活教材。要建构好《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大思政课,应系统把握知识建构、意志建构、行动建构各环节,形成理论自知、历史自信、实践自觉的内在统一。

从百年党史看两个“历史决议”的伟大意义

1945年4月,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决议》);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决议》)。这两个《决议》是党史上著名的两个“历史决议”,均妥善解决了党内历史遗留问题,对过往历史作出科学结论,进而极大促进了党的团结和思想统一,极大推进了事业发展。以往著述大多对这两个文献分别进行研究,大历史、长时段的贯通式研究甚少。从百年党史视角,综合考察这两个《决议》产生的历史背景及主要内容,分析其历史价值及当代启示,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