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法律问题探析——兼论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这样的开放模式。在负面清单所列的行业领域之外,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类非公有制企业可以与国有企业一样,在准入阶段享受国民待遇。然而从法律角度分析,准入前国民待遇可以分为"完全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有限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各个国家在众多自由贸易协议和双边投资协定中所列的负面清单内容也是千差万别。成立上海自贸区的目标之一是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制度。试验区试行阶段乃至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将采用何种形式的准入前国民待遇,给所有非公有制企业提供一份什么样的负面清单,这些不仅是上海自贸区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也是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之前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方式研究——基于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的制度背景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颁布,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我国对外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为适应这一管理制度改革的要求,近年来,外汇管理部门大力精简优化外商直接投资(FDI)管理流程,初步建立FDI负面清单外汇管理框架。但在实际中,FDI负面清单管理仍存在政策缺乏独立性、负面清单管理理念执行不够到位、配套制度不够完善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进一步改进负面清单FDI外汇管理方式的相关政策建议,以保障“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外资管理模式顺利推行。

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法律问题探析

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出现和发展是国际投资法发展的一个趋势,国际社会对这一原则在内容、使用条件和使用基准上存在着一些分歧。由于各国对国际投资自由化的态度不同,不同类别的条约在是否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规则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接受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国家通常会在所缔结的条约或国内立法中为其适用设定各类限制。中国应当对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采取积极态度,通过精细的制度设计实现市场自由和政府监管、引进外资和保护内资的平衡。

“准入前国民待遇”背景下我国外资安全审查功能定位探析

我国2019年初通过的《外商投资法》全面推行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这意味着已实施数十年的外资审批制度的终结。然而,此次改革所引发的风险却不应由外资审查制度进行对冲。在外资审批制度项下,我国审批机关需考量宏观经济、企业内部经营、公共政策三方面因素;而在司法实践当中,则大量出现外资准入法律被应用于民事诉讼、以形式瑕疵为由否认法律行为合法性的情形。从外资审批到外资审查,我国需废止对企业内部经营的过度干预,将关注重心转移至外资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中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

外资待遇问题是指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在东道国的法律问题,是外国投资者密切关注的问题。国际投资领域的外国人待遇问题体现了投资者母国和投资东道国的利益平衡。中国自贸区建设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研究制订试验区外商投资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负面清单,保障投资者获得公平的外资准入国民待遇,是中国深化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的一种重要方法。

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的国际投资新规则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启示

"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这一新的模式,越来越在世界范围内的外国投资领域变得越来越"热门",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安排正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方式。中国也在积极探索和实践新模式的外资管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制度,并以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为试验点,层层推进。本文探讨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外资管理模式的法律要求及其与WTO相关规则的差异,并提出了这种规则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启示。

准入前国民待遇规则研究——以最惠国待遇为切入点

随着中美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落幕,我国政府已经接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谈判模式,并且同意进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实质性阶段。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谈判模式的接受,不仅对我国现有的行政体制以及法律制度是一个挑战,还对我国已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或者相关投资条约造成巨大的冲击。一旦我国与美国达成共识,签订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其他缔约国是否会利用最惠国待遇要求同样适用准入前国民待遇,纷纷要求更改条约内容,是我们不得不深思的一个问题。

“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影响

2020年1月1号,《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这将重构外商投资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其中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加负面清单模式,是第一次通过基本法律的形式完整确立起来的制度。“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的运用,是协定谈判中的核心问题,对于中欧双方的外资管理体制建构具有挑战性。本文首先分析《外商投资法》中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和负面清单模式的内涵及目前在国内的具体实践;其次以中欧双方已有的法律框架和涉外投资协定为参照,阐述中欧双方在全面投资协定谈判中的立场和诉求;最后提出中国作为东道国和投资者母国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我国“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研究——以上海自贸区为视角

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成立有一个重要突破,即推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但上海自贸区"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还存在一定问题。应当从明晰概念、完善"负面清单"、提供公平开放的外部环境、借鉴双边或区域投资协定的做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浅析

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资本输入国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在投资准入阶段享有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负面清单是伴随准入前国民待遇产生的必不可少的配套措施,同时也是我国为了使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相平衡的举措。本文在通过理解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相关概念,并结合最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分析探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对我国的影响。

浅析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对我国外资准入法律规制的影响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只是外资管理模式发生了变化,但其本质仍为我国自主性扩大对外开放的举措,不存在权利义务的转化问题。频繁修改负面清单及有限国民待遇是我国外资准入法律规制的不足。"棘轮式"负面清单和欧美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议样本对我国外资准入法律规制造成一定冲击。文章通过分析认为,应尽快设置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完善安全因素、补充评估机制是对冲击的有效回应。

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模式：中美BIT对中国外资管理体制的影响

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对中国现行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影响深远,一方面有利于突破现有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瓶颈,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的外资监管与风险防控能力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为降低进一步开放带来的监管风险,为保留根据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外资政策的灵活性,中国需要在缔结中美BIT之前通过统一内外资法律、制订专门的外资管理法、完善外资准入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规范化与制度化反垄断审查工作先行改革与完善国内外资管理体制,予以有效应对。

我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的现状与对策

我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存在审批过严、准入程序烦琐、准入难度大等问题。应取消以资本来源为区别的企业设立审查制度,建立以行业为标准的企业设立审查制度;梳理现行需要审批及不考虑对外资开放行业的法律规范;完善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以根本安全例外作为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例外清单的补充,采取多种国民待遇例外的组合形式,维护国家利益。

我国自贸区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研究

在我国实现从资本净输入国到资本净输出国的转变过程中,国际投资法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被确定为我国自贸区外资准入的核心治理模式。我国自贸区虽然从总体上确立了该制度,但割裂了'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管理'二者的联系,负面清单内容欠合理并缺乏各大自贸区的区域特色,未引入竞争中立原则,清单的确定性和透明度不高,由此产生的争议缺乏有效的仲裁保护。因此,完善自贸区相应法制是必然选择。

银行业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比较——以上海自贸区的实践为视角

伴随着经济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对外资的准入采取较此前更为开放和宽松的态度,"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广泛适用恰好顺应了这种发展趋势。然而,银行业自身特有的高风险性和高渗透性却使其成为了开放市场下的一个特例,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在设置银行业的外资准入门槛时都十分严格谨慎。借着上海自贸区实行外资准入管理模式和金融开放试点的有利契机,我国应结合当前成熟的国际经验,探索最适合我国国情的银行业准入国民待遇制度。

上海自由贸易区准入前国民待遇法律问题研究

为促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签署,为与国际通行的国际贸易规则相接轨,也为了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相吻合,2013年9月29日我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相结合的模式来管理。那么该模式是否存在问题·如何改进·笔者做了简要分析。

论双边投资条约中的国民待遇制度及其新发展

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20世纪末在投资领域兴起了"准入前国民待遇"的热潮,"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已逐渐成为国际投资领域的新趋势。在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必须借鉴国际通行的作法,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及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的战略要求,应对"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投资管理模式。

中国BITs中国民待遇标准的发展初探

国际投资化呈现出自由化的趋势。中欧BIT谈判也继中美BIT和中加BIT谈判后于2014年1月启动。双方争执焦点其中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以及国际仲裁等方面。文章试图从国家法律渊和BITs中国民待遇标准发展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从而说明中欧BIT中国民待遇标准的必要性和制定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从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看国际投资新规则形成的前景

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的意义远远超过双边的范畴,协议的谈判与达成将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中欧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以及世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发展。中美之间达成一个高水平、新标准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在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面向全球经济发展的经贸关系,为国际投资新规则的建立和形成发挥示范与引领作用。

外商投资法准入制度承载的法治精神

'外资三法'如何规定外商投资准入制度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为吸引外商投资的流入并作相应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以下并称'外资三法')三部外商投资法律公布并生效了,作为我国外商投资法律规范的重要法律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