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吗?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有效降低了股价波动和股票错误定价,从而显著抑制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环境不确定性和管理层自利性越强,则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抑制效应越弱。进一步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为交易型、发生股权质押以及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时,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影响更强;而且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治理效应产生了积极的后果,显著抑制了高管减持寻租,提升了企业价值,降低了高管减持时的择机性。

大股东减持影响战略激进度吗?

企业通过维持适当的战略激进度以实现稳中求进,进而筑牢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是当前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的重点议题之一。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关注大股东减持和战略激进度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层代理效率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大股东减持能够提高战略激进度,减持比例越大,减持后的战略激进度越高;同时,代理效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绩效期望差距和高管团队稳定性在大股东减持与战略激进度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管理者为男性的企业、管理者学历较高的企业、两职分离的企业和衰退期企业中,大股东减持对战略激进度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本文拓展了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深化了有关大股东减持经济后果的探讨,为企业所有者作出科学决策、防范战略风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关于国有股减持问题的思考

减持的核心是价格 ,减持必须走向公共选择 ,减待必须符合市场实际。减持方案宜粗不宜细 ,减持方式宜多不宜少 ,减持机制宜统不宜分 ,减持价格宜低不宜高。

大股东减持、股权质押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研究

大股东减持行为一直备受投资者关注。研究大股东减持对股票收益率的抑制作用对于进一步规范大股东行为和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8—2022年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减持数据为样本,定量评估了大股东减持对股票收益率的抑制作用,同时考虑了股权质押这一变相减持形式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减持对股票收益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此外,股权质押率越高,股票收益率越低。异质性研究发现,大股东减持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股票收益率的影响程度不同,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大。相比于国有企业,股权质押更可能成为非国有企业大股东变相减持的方式,从而对股票收益率造成影响,需要投资者加以关注。最后,本文为我国减持新规的进一步优化设计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独立董事辞职如何影响内部人减持——兼议公司治理的新机制

独立董事制度是我国公司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近些年一些企业内部人通过减持套现损害了中小股东权益且独立董事辞职现象时有发生。本文利用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分析了独立董事辞职对内部人减持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辞职显著抑制了内部人减持,且独立董事主动辞职对内部人减持的影响更强。机制检验发现,独立董事辞职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抑制股价高估以及降低投资者信心影响了内部人减持。进一步研究表明,行业专长独董和董监高责任保险强化了两者间的影响;而减持管制和官员独董辞职政策弱化了两者间的关系。研究结论对投资者有效利用独董辞职进行信息解读、监管部门完善独立董事、内部人减持和公司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机构投资者分心与高管机会主义减持

文章以投资组合中不相关行业发生的极端收益为冲击,考察机构投资者因注意力分配差异而产生的分心现象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在机构投资者因分心而弱化监督时会实施更多的机会主义减持行为。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分心通过降低股价信息含量,从而加剧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完善的公司内外部治理环境、国有企业性质、减持成本以及高管激励能够发挥一定程度的监督作用,抑制了机构投资者分心背景下高管机会主义减持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的分心效应具有较长的持续性,机构投资者自身监督水平越高,其分心程度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影响越大,高管越能够在机会主义减持中获取更大的超额收益或规避更多的财富损失。文章不仅丰富了机构投资者分心的经济后果,为研究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监管部门强化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监管提供了重要启示。

内部人减持的风险溢出效应——传导路径与调节机制

科学分析内部人减持风险溢出效应的影响效果、传导路径及调节机制,能够为投资者理性决策、企业科学治理和监管部门精准施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内部人减持行为本身并不存在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但内部人大规模、高频率的异常减持则会明显向市场传递风险,存在风险溢出效应;事实上只有具备信息优势和管理控制权的高管和大股东,且只有非国有企业和单一大股东上市公司的内部人异常减持行为才具有明显的风险溢出效应;“情绪传染”和“信息压制”是内部人减持风险溢出效应的两种传导路径;外部监督机制和内部治理机制能够有效抑制内部人减持的风险溢出效应。因此,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科学的股权结构设计、高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和正确的价值投资理念,是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关键。

实际控制人缺失与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

当前,实际控制人缺失的现象愈发普遍,但关于无实际控制人引发的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较少。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监督和信息优势角度实证考察了无实际控制人对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的影响。研究发现,无实际控制人与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行为显著正相关;机制检验表明,公司实际控制人缺失会削弱对内部人行为的监督、降低信息透明度从而影响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进一步地,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外部法治环境的改善,可以缓解无实际控制人状态下内部人的机会主义减持行为,但当无实际控制人企业存在控股股东时,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次数更高。本文有助于强化对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监督,也为完善无实际控制人监管提供了新思路。

概念炒作背后的国有股减持与时机选择——基于重庆啤酒的案例研究

以重庆啤酒疫苗事件为例,分析当前存在的概念炒作现象,研究上市公司择机减持国有股的行为要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尽管重庆啤酒声称多年来对疫苗研制信息是合规披露的,但由于相关监管制度的缺失与不完善,国有大股东在长期窗口中利用概念炒作获得减持机会,实现减持操作,造成股价大幅波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国有股减持行为只有在法律法规不断健全与完善的前提下才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在国有股减持过程中创造双赢局面

国有股减持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若充分考虑全体股东的利益、股票市场发展、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和建立守法运营文化的原则 ,还可实现更多的目标。文章提出了国有股减持的四种基本方式。

对国有股减持问题的若干思考

国有股减持的难点在于减持主体问题、减持价格问题、减持规模问题、减持方式问题、减持时机与对象问题、减持中各方利益协调问题、入市流通问题等。国有股减持方案应兼顾各方利益,形成共赢局面,最大限度地减小对证券市场波动的影响。

机构共同持股与企业内部人减持

内部人减持引发的市场波动与财富转移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如何从源头抑制内部人减持套利的动机,以此约束内部人减持行为是资本市场健康有序运行难以回避的关键问题。基于200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机构共同持股对企业内部人减持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机构共同持股显著抑制了企业内部人减持行为,机构共同持股所形成的企业间联结程度越高,对内部人减持的约束力越强,且该影响在考虑遗漏变量、互为因果、选择偏差等问题后依然显著;第二,机构共同持股通过监督治理效应与信息传递效应削弱内部人减持动机,进而约束内部人减持行为;第三,当企业管理层短视、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较高或市场行情处于熊市时,机构共同持股对内部人减持的约束作用更为明显。从机构共同持股的角度出发,探讨这一投资模式对公司治理、信息传递以及内部人减持的影响,能够丰富机构共同持股经济后果及内部人减持套利的相关文献,对于减少内部人减持对资本市场的不利冲击亦具有启示意义与参考价值。

网络水军与资源配置效率:基于大股东减持视角

清朗的互联网环境是我国建立“网络强国”之基础,水军作为极具诱导性的群体严重干扰了网络秩序。本文旨在建立一种新的水军识别策略,并以大股东减持为场景,探究水军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未发生大股东减持,大股东减持期间水军活跃度明显上升。横截面分析结果表明,上述趋势在股价波动性高、个人投资者关注度高、分析师跟踪数量少的公司更明显。此外,对于存在水军活动的减持样本,其股价在完成减持前迅速上升,而后出现“断崖式”下跌,而无水军组不存在此种趋势。上述结果意味着,大股东雇佣水军拉升股价后进行减持,扰乱了证券交易秩序,降低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开拓了资本市场中水军行为研究,对投资者保护、资本市场环境及网络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辨析长期股权投资部分减持与持有待售的关联性

长期股权投资属于非流动资产范畴,《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发布后,部分减持长期股权投资时,是否需要经过“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来加以过渡,自然就引起了业界的思考与关注。文章通过分析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母公司部分减持且丧失控制权时,应将长期股权投资全部结转持有待售资产。共同控制方或重大影响方减持时,可以将长期股权投资全部或部分结转到持有待售资产,且在持有待售资产终止确认时,原权益法核算的相关其他综合收益应依据其明细科目分别结转到相对应的会计科目。

数字化转型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影响研究

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实体企业会颠覆并重塑企业高管的行为逻辑。以高管机会主义减持为切入点,使用沪深交易所A股上市企业相关数据,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表现数字化转型提升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金额与次数;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促使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主要路径在于加剧信息不对称和推高投资者情绪;进一步地,机构投资者、分析师以及新闻媒体均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数字化转型加剧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效应会随着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分析师关注度以及媒体关注度的增加而有所减弱。研究结论有助于全面客观认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为数字经济时代有效预防高管减持乱象,进而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关政策建议: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要强化内外部治理机制建设;政府监管部门要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信息披露的监管,合理引导投资者情绪以及外部相关主体的治理积极性;投资者也要不断提升自身金融素养,避免盲目追求热点的非理性行为。

医药行业大股东减持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

股权分置的改革促进了A股市场的全流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大中小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矛盾。本文选取2012年~2022年期间医药行业作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该行业大股东减持规模越大,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存在大股东摄取公司超额利益的现象。同时研究表明,公司股权越集中,大股东减持行为与盈余管理的正相关性越强。基于此,本文对规范大股东减持行为提出了加强内部优化、强化企业信息披露、完善规章制度及加大监管惩处力度的建议。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倾向与内部人减持

将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语调和内部人减持视作企业向市场传递信号的语言和行为,检验内部人是否会通过观察MD&A语调并且出于利己动机进行择机减持。以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MD&A语调积极程度与内部人减持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即存在“言行不一”的现象;内部人减持的动机表现出明显的机会主义,当内部人预测年报披露后市场会产生不好的反应时,更有可能利用MD&A的积极语调而择机减持、获取收益;内部人更可能在企业信息透明度低、地区投机氛围浓厚、企业处于衰退期时进行规模较小的减持。监管机构应做好事前监管,加强监管力度;公司应重视自身文本信息披露质量;外部投资者应审慎地对待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倾向,以调整最优的投资战略。

超额商誉与内部人减持

近年来,并购活动引发的商誉泡沫现象引起了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内部人减持角度,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超额商誉对内部人减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超额商誉会加剧内部人减持。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超额商誉会通过增加分析师乐观偏差和企业经营风险来影响内部人减持。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信息透明度越低、机构持股比例越低、内部人短视越严重的企业,超额商誉加剧内部人减持的作用更明显。此外,超额商誉会加剧内部人清仓式减持;且内部人减持后,企业计提商誉减值的概率和金额会显著增加。本文对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商誉信息披露制度、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