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市场分割与出口产品质量

数字经济对企业的生产选择和贸易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采用2011—2015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与中国国家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从市场分割的视角出发分析数字赋能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赋能、市场分割均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提升作用,而数字赋能和市场分割的交互作用却会抑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赋能和市场分割的交互作用会对国有性质、有海外子公司、位于中西部地区和生产非高技术含量产品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产生更明显的抑制效果。此外,数字赋能和市场分割会通过提升企业市场势力、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强进口强度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据此提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建立全要素、全过程、全数据的质量保证管理体系的政策建议。

技术融合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技术融合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的关键。推动中国迈向贸易强国的背景下,研究技术融合究竟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问题尤为重要。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技术融合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技术融合的深化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技术融合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外资企业以及沿海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机制检验发现,技术融合深化能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固定成本投入效率,最终实现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市场化程度以及政府支持力度会在技术融合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技术融合,搭建高效的交流合作平台,加速优质要素资源流动,重点培育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数字基础设施是否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作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件支持,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得到了日益广泛的论证。日趋严峻的国际形势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那么,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能否有效促进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本文首先从信息基础设施与融合基础设施两个维度对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全面准确刻画了数字基础设施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与融合应用情况,然后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系统考察了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且该结论在独立样本(2016—2020年)、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始终成立;机制探究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便利了要素流通和降低了交易成本,是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促进效应的两个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促进效应在非国有、融资约束水平较低及位于外围城市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背景下,本文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政府更好地规划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等提供了证据支持。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将任务模型引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决定模型,在理论层面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并利用2007—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和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依然显著为正。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对外开放水平地区、良好创新环境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更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替代低技能劳动力和降低信息成本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出口产品质量方面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贸易强国的关键。然而,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引发资源错配,对正常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尚未受到关注。以2009—2015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仍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僵尸企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负面影响在私有企业、未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以及中西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僵尸企业引发的资源错配降低了正常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研发创新投入,从而影响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以沪津粤闽四大自贸区为例,利用2011—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和A股上市企业数据,分析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分组检验表明,这种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成熟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垄断性行业。机制分析发现,产业集聚是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推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重要渠道。此外,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了周边100公里内城市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因此,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大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范围,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成功经验,以促进产业集聚,发挥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内需规模、内需结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在厘清内需规模和内需结构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内在机理的基础上,运用2011—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出口数据,实证检验内需规模和内需结构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主要结论是:(1)国内庞大的内需规模和日益升级的内需结构均有利于促进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这种提升效应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一般贸易企业、既出口也内销的企业以及出口至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突出;(2)内需结构升级能够强化内需规模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3)内需规模通过驱动技术创新、促进高级要素集聚促进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内需结构则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4)较高的国内市场化水平有利于释放内需规模和内需结构的市场竞争效应,较高的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则有利于发挥内需结构的高级要素集聚效应,进而促进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腐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出口产品质量是实现贸易强国的重要引擎,其升级需依托良好的制度环境。论文基于2005~2015年企业层面平衡面板数据,探究腐败如何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研究发现:腐败不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主要通过加剧融资约束程度和阻碍全要素生产率发展两个渠道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存在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腐败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程度更深。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缓解腐败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消极影响。因而,完善腐败治理体系、扩大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将有助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数字化转型、制度型开放与出口产品质量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数字化转型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构建。本文基于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型开放交互的视角,在测度省域制度型开放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3—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型开放的协同作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型开放的协同作用能够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型开放的协同作用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型开放的协同作用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本文的研究对进一步发挥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型开放的协同促进效应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国内国际双循环与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引入出口产品质量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并进行适当拓展,文章从“量”和“畅”的双重维度,理论阐释国内国际双循环如何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研究表明:第一,国内国际双循环“量”及二者交互作用,能够显著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第二,对于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出口目的国,国内国际双循环“量”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效果存在显著差异。第三,国内国际双循环“量”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具有单门槛效应,随着双循环相互促进水平提高,其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弹性系数也越高。第四,畅通程度对经济循环“量”的作用发挥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国内循环之“畅”不仅影响了国内循环“量”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还透过国际循环阻碍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研究结论对于如何从“量”和“畅”的双重维度,真正发挥“双循环”重塑出口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特征演变——基于不同测算方法的比较研究

将出口产品质量测算的两种方法——需求信息反推法和供需信息推导法纳入同一模型框架内,使用2000-2013年微观样本数据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全面测算、多维度分析。研究发现:不同方法测算的产品质量指标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性,但在使用需求信息反推法时对回归方程的处理应更加谨慎;考察期内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其中私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水平低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一般贸易出口产品质量水平低于加工贸易,低技术出口产品的质量水平低于高技术出口产品,但质量水平较低的类型均表现出更高的提升速度,从而使质量差距逐渐缩小甚至实现赶超;从企业出口行为看,企业出口深度与其产品质量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而企业出口广度则无此特征。

知识产权保护能否提高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基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提高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契合贸易强国和质量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本文以2012年启动的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8年中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多期倍差法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对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出口产品质量,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三条作用路径提高了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及宏观经济环境均是正向调节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提高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作用效果在地区和城市类型方面存在明显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城市和行政等级较高城市的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作用更强。研究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深入推进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提高城市出口产品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

投入数字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0—2013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及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测算企业投入数字化水平和出口产品质量,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非线性效应模型,研究投入数字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投入数字化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第二,相较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投入,数字化媒体与交易投入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大;投入数字化对东部地区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及外资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作用更大。第三,投入数字化通过成本效应和创新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第四,投入数字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效应。因此,未来需要加快推进中国投入数字化进程,提高制造业行业中的数字要素渗透率;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加大对企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注重区域数字化协调联动,强化区域数字化合作;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数字贸易壁垒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4—2020年44个国家制造业出口数据,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显示,数字贸易壁垒抑制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支付系统、电子交易和基础设施连通性领域的限制措施的抑制作用尤为显著;数字贸易壁垒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大于对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且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在数字贸易壁垒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贸易监管政策异质性负向调节该中介模型的直接路径、正向调节前半路径,即较高的数字贸易监管差异能够削弱数字贸易壁垒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作用,并抑制了技术创新。为此,应提升数字贸易开放水平、加大数字技术研发投入力度和完善数字监管配套政策。

出口产品质量研究热点、演进与展望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一直是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中的热点内容和重要议题。以2012—2022年在CNKI数据库中的505篇关于出口产品质量研究的核心期刊为样本,通过CiteSpace可视化软件绘制知识图谱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描述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研究年度发文量呈稳定增长趋势,且在未来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从核心作者来看,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核心作者群;近十年来出口产品质量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产品质量、出口质量、质量升级、融资约束等;进一步厘清国内关于出口产品质量研究热点与态势,与数字贸易、环境规制、“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等角度的结合成为出口产品质量领域研究重点。

人力资本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地区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

文章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企业数据库,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对中国31个省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各省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可以通过促进地区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各省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检验发现,人力资本扩张促进了东部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且人力资本扩张能够提升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贸易便利化、制造业出口多样化与出口产品质量

贸易便利化缓解了复杂的通关程序、难以统一的海关系统等贸易壁垒困境,给制造业出口产品带来了“质”的提高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探讨贸易便利化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同时纳入制造业出口多样化作为调节变量,利用2011—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贸易便利化整体上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该促进效应中,口岸效率>营商环境>基础设施>电子商务;不同区域内贸易便利化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有不同的影响,其中,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可能由于过度竞争的原因,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有抑制的作用;制造业出口多样化在贸易便利化驱动过程中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效应研究——基于资源配置中介作用

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探究资源配置在数字经济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有效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从中介机制分析来看,数字经济通过资本和人力投入资源优化促使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且数字经济对资本和人力投入资源过度存在显著改善作用,对资源配置不足的影响作用还未凸显。从不同异质性情况来看,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东部地区、技术型密集型企业和企业年龄大于5年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效应较为显著。文章提出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发挥数字经济对资源配置要素作用,增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水平提升相关政策建议。

高铁开通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我国高铁开通运行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方向、影响机制和异质性效应。理论上,高铁开通运行通过资源再配置、专业化分工和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进而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以高铁开通运行构建准自然实验,结合2006—2016年上市公司与海关进出口匹配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结果验证了理论预期的准确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运行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此外,高铁开通运行存在非对称市场整合的“中心外围”效应,即对沿线中心城市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

技术贸易壁垒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全球关税税率已大幅下降,以技术贸易壁垒为主的非关税措施逐渐成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面对中国遭受日益增多的技术贸易壁垒,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结合WTO/TBT-SPS的技术贸易壁垒通报数据,以2000~2013年制造业26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察技术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技术贸易壁垒显著提升了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在考虑了样本选择偏差、滞后效应、极端值和内生性的影响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一般贸易企业、私营企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更容易受到技术贸易壁垒的激励作用而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技术贸易壁垒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可能通过提高出口强度和提升创新能力两个渠道实现。本文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深入理解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还为提升国内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路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