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与企业杠杆率

去杠杆是防范和化解重大债务风险的关键举措,而利用实体经济的力量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积极稳妥地降低企业杠杆率是新时期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的重要方向。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讨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影响企业去杠杆的方向和内在机理。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行业企业去杠杆都有积极的影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由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带来的盈利能力提高、外资弱化效应以及商业信用增加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因此,政府和企业可从市场角度特别是企业自身竞争力提高方面探索降低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路径。

外贸内卷化、出口退税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企业面临来自国内外同类企业的双重竞争,容易出现为抢夺代工订单和抢占市场份额而竞相压价、生产低端同质产品的“外贸内卷化”现象,这是推动我国经贸高质量发展亟需探讨的问题。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进而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能够起到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负面影响,而出口退税政策有助于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出口退税通过企业利润提升效应和一般贸易占比提升效应帮助企业缓解外贸内卷化的负面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不完全且有差别的增值税退税政策,以更好地发挥其引导企业出口行为选择的作用,走出外贸内卷化困境。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

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和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能否赋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受到广泛关注。文章构造了一种衡量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新指标,利用WIOD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及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通过数理分析与实证检验,从效率提升与安全保障的视角探究了我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显著提升了出口DVAR,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机制检验证实,企业数字化通过生产率提振效应与供应链本土化效应提升企业出口DVAR。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的出口DVAR提升作用对于非加工贸易企业、本土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与所在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高的企业更为显著。从数字化细分维度看,国内数字要素投入、数字技术应用与数字产品生产均能显著提升企业出口DVAR,而国外数字要素投入则具有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我国出口面临着更大的环境压力,如何利用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来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值得关注。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阐述并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和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呈现非线性的“U”型关系,即: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初期,在成本效应的影响下,环境规制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而随着政策效应的延续,环境规制政策可以倒逼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改善能源结构和资源配置,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又会呈现明显的正外部性。为此,国家层面,政府应把握好环境规制强度,加强环境规制政策的顶层设计;行业层面,政府应依据行业特点制定差异化政策,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在环境规制中的作用;企业层面,企业应积极利用环境规制政策的正外部性,融入全球绿色技术创新网络。

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企业作为贸易活动的主体,详细考察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市场需求环境变化会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贸易水平。基于理论层面的分析和相应研究假说,以2000—2013年中国工业出口企业为样本数据,探讨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变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着重从企业生命周期异质性视角对该影响与机制进行详细研究发现:外部市场需求增加能够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机制检验表明出口规模效应的促进作用占主导,缓解了竞争效应的抑制作用;由于这两种效应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存在差异,进而外部市场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程度依次为成熟期企业、成长期企业、衰退期企业,这个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同时,外部市场需求增加对低技术、加工贸易以及出口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会产生更明显的积极影响。

进口关税如何影响广东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贸易数据以及Traiff Download Facility数据库的匹配,详尽探究了进口关税提升对广东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进口关税提升显著提升了广东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该促进作用对纯加工贸易企业、非国有企业作用更显著;进一步进行内生性检验以及更换测度指标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与此同时,也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对进口关税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渠道路径进行了检验,发现进口关税通过企业成本加成和进口中间品替代效应两个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

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及CEPII-BACI,系统考察进口技术复杂度与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进口技术复杂度显著提升了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研发创新行为对广州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即具有较高研发创新程度的企业通过进口技术复杂度促进广州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机制检验发现,研发创新对广州企业出口DVAR作用的显著中介变量是企业成本加成率和进口中间品与国内中间品的相对价格。为促进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和竞争力的提升,应加快推进进口政策由出口导向向创新导向升级。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机理分析与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效果最大。机制检验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对国内中间品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对出口企业成本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成本效应”,并且随着这两种效应的推进,其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增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发达地区、加工贸易以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促进效果更好,其中就贸易发展方式而言,有助于推动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转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企业对接发展的作用结果,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发展及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出口升级的路径探索提供理论和经验参考。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和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受阻背景下,基于企业生产和贸易数据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显著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企业生产率进步对DVAR的促进效应优于出口产品结构优化的促进效应;OFDI对DVAR的促进效应依企业规模、所有权和企业区位不同呈现异质特征,中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DVAR促进效应最显著;私有企业对外投资对DVAR促进效应优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OFDI对DVAR促进效应更优。

城市劳动参与率变迁与中国加工贸易升级——基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经验研究

本文重点关注人口结构转型背景下的加工贸易升级问题,探讨了城市劳动供给对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人口结构转型因素对加工贸易升级具有重要的解释力,城市劳动参与率下降显著促进了加工贸易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高。这一促进作用随着用工成本的上升而逐步弱化,即人口结构影响的用工成本渠道,同时也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而逐步弱化,即人口结构影响的人力资本渠道。拓展性研究还发现,劳动参与率下降所引致的加工贸易升级主要是通过"优胜劣汰"的选择效应来实现的;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随着劳动供给绝对量的下降,人口流动所造成的局部地区劳动力相对充沛也不能促进加工贸易的发展;劳动供给下降对劳动需求更高、加工贸易出口占比更大的行业的不利作用更强。本文的结论表明,面对人口结构渐趋老龄化的不利冲击,通过提升劳动力技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是应对用工成本上升的重要途径。

专利质量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与企业专利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知识宽度视角测算企业专利质量,实证研究了专利质量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专利质量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上升,且这一结论非常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一般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外资企业以及沿海地区受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更大;进一步检验发现,专利质量主要通过“生产率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两种渠道来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国内市场规模扩大提升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吗?——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利用国内大市场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是提高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内在要求。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城市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能显著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大型城市、港口城市和处于城市群中的城市更有利于发挥国内市场规模对出口附加值的正向促进作用。传导机制检验表明,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会通过创新促进效应、人力资本升级效应和出口贸易转型效应提高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此外,环境污染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的提高会阻碍市场规模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促进作用。

外资自由化与本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基于中间品市场的新发现

本文基于上游中间品市场的动态变化视角在理论上分析了外资自由化对本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并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使用多期倍差法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本文证实,外资自由化政策引致的外资流入将在短期内引起中间品市场竞争效应和长期中间品供给扩张效应:中间品市场竞争效应使得一部分本土企业原先的本地采购被挤出,进而转向进口市场,导致其出口DVAR下降;长期来看,外资流入产生的中间品需求刺激上游行业产能扩张和中间品价格下降,促使本土企业采取进口替代,进而抵消其对出口DVAR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外资对本土企业出口DVAR的动态效应,反映了外资流入冲击国内中间品市场、进而撬动上游行业扩张的动态进程,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一种现实体现。

劳动力市场厚度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的可获得性不仅会影响企业生产成本,而且对我国全球制造价值链提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通过构建劳动力市场厚度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面板模型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劳动力市场厚度的提升有助于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企业资金成本密集度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过多资本存量会抑制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技术外溢、地区就业规模均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正向影响。通过中介模型检验显示空间投入可得性和服务可得性通过减少外部劳动力市场空间,提升本地劳动力可得性进而提高企业国内出口附加值率。最后,本文基于相关研究结论提出提升劳动力市场厚度质量、吸引劳动力就业等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实证分析——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测算

基于WIOD数据库,运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中国2008年~2014年出口总量、大类产业和中类制造业的出口附加值率,与美国、德国和韩国出口附加值率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总体出口附加值呈上升趋势,传统出口额虚高约20%。各大类产业出口附加值率差异显著,房地产和金融保险等服务产业出口附加值率最高,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出口附加值率最低。高、中、低端技术制造业出口附加值率稳定上升,高端技术制造业出口附加值率低于中、低端技术制造业出口附加值率。2014年四国总体出口附加值率从高到低依次为美国、中国、德国和韩国。中国高端制造业出口附加值率显著低于美国,高端技术制造业出口附加值率低是导致中国制造业整体附加值率低的主要原因。为此,提出改进贸易统计方法和优化出口产业结构等对策建议。

高铁开通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基于地级市市辖区是否开通高铁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2000—2013年企业生产和贸易数据,探究城市开通高铁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可以通过企业生产率进步机制和出口产品结构优化机制显著提高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企业生产率进步对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优于企业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对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一线和二线城市开通高铁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优于其他地区和其他城市,高铁开通对技术密集型产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优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对正常经营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效应优于僵尸企业。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在构建贸易便利化影响企业附加值贸易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还是贸易便利化分领域指标,推进贸易便利化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DVAR。同时,相对于中西部企业、中低技术行业企业和本土企业而言,贸易便利化对东部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DVAR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贸易便利化的相对价格渠道降低了企业出口DVAR,但通过成本加成渠道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贸易便利化总体上对企业出口DVAR的净效应为正。上述结论意味着,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对于提高企业出口DVAR和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上市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本文首次通过理论模型深入分析了企业上市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具体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00—2012年我国企业上市数据、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上市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改变估计模型和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测量方式、控制潜在遗漏变量、增加断点回归和安慰剂检验后,结论仍然稳健。进一步地,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作用机制检验证明,企业上市通过降低管理质量、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进口国数量三个渠道抑制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却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渠道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建立国内质量和技术水平较低企业的自主创新激励机制,对于提升国内附加值率的新贸易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协同集聚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其中,产业协同集聚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依附于制造业并衍生于其内部的生产工序和环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好坏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重要影响。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研究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产业协同集聚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业协同集聚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显著,对高能耗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程度高于中能耗和低能耗类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并不显著,对混合贸易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作用要远远大于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会通过提升成本加成率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的方式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研究还发现,法制环境和电子商务应用强化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采用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国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两者高水平的协调发展会产生协同效应,进而强化单向国际投资的经济效应。利用UNCTAD的国际投资数据和TiVA数据库的增加值贸易数据,测算2000—2018年63个经济体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IFDI与OFDI的耦合协调度)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并采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准模型检验表明,双向FDI协调发展整体上具有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效应;影响机制检验显示,双向FDI协调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显著为负,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经济体中不显著。应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战略,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策略,以双向FDI协调发展促进对外贸易利得持续增长,并通过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