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版政策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

为实现新发展阶段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及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对出版政策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奠定完善出版政策的理论基础。利用CiteSpace绘制研究图谱,结合文献阅读与内容分析法,挖掘出版政策研究的期刊分布、高产作者、研究机构及其合作关系,根据关键词共现及聚类分析出版政策研究的热点,并探寻未来的研究态势。研究发现,2000—2023年,研究者们遵循政策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达成政策目标的逻辑思路,对具体类型的出版产业政策进行了政策效果的检视及优化路径的探寻,由此形成了包括“数字出版”“数据出版”“融合发展”等为主题的出版政策研究热点及研究前沿。结合我国出版业发展的时代背景及现实状况,技术与出版融合发展、科研数据共享背景下的数据期刊出版政策、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数字化及本土化的政策设计等,是今后出版政策研究的主要方向及趋势。

我国出版政策法规40年回顾

出版政策法规作为出版行业发展的依据和保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40年我国出版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方向和重点。文章通过对1978—2018年间我国出版政策法规的统计、梳理和分析,归纳了出版改革不同阶段出版政策法规的特点,并对重点政策法规进行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政策基本特征与趋势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出版政策发展演变的基本特征和总体趋势是:由泛政治化政策转变为产业化政策、由封闭政策转变为开放政策、由行业政策转变为公共政策。深入分析出版政策发展演变的基本特征和趋势,对于探索出版发展规律、把握中国出版业发展大势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欧洲出版商最新欧盟出版政策诉求述评

欧盟历来重视欧盟文化发展,且近年来重视程度更甚于以往。欧洲出版商联合会适时提出建议,希望欧盟增加对欧洲出版业支持的政策与计划,其目的在于希望将有关出版业的政策与措施纳入欧盟行动职权范畴,以提高欧洲出版业竞争力。结合欧盟文化政策和出版计划现状,根据欧盟文化政策法律框架和执行机制,欧洲出版商的诉求极有可能成功。

法国出版政策调整对行业的影响及启示

近十年,法国面对复杂的经济、社会、外交局势,一直坚持"文化例外"政策,在出版行业内通过改组文化部,合并海外推广机构,对图书定价、销售渠道、数字出版进行立法保障等方式强力推动出版业尤其是传统图书领域在互联网时代顺利发展。这些举措从顶层设计、统筹安排、预先研判等方面对刚刚进入新时代的我国出版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我国出版政策法规及其优化路径

出版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可引导出版媒介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服务。我国出版政策法规中规定的党管出版的管理体制、特殊管理股制度、市场准入制度以及对出版物内容的管理、对出版“走出去”工作的重视等,体现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要求,但出版政策法规还存在结构失衡、立法相对滞后、政策法规相互之间缺乏协调、内容不合理等问题,应当从利用不同政策工具以引导出版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加快新兴出版领域立法以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完善“走出去”政策以提升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建立效果评估与优化机制以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对出版政策法规进行优化。

加拿大出版政策及其福利分析

加拿大出版政策包括补贴政策、奖励政策、外商投资政策和图书进口规定。政策特点是强调本国内容、支持直接相关活动、支持中小出版企业、效率或效果导向。出版政策中补贴政策会使中下企业生产者剩余增加,大企业生产者剩余减少,消费者剩余增加,国家福利变化取决于这三者变化之和;奖励政策不会扭曲生产,只会通过激励作者间接造福于消费者;进口政策短期会使福利下降,长期可能增加福利。

学术期刊数据出版政策研究综述——以JCR中进化生物学领域期刊为例

文章选取JCR中收录的46种进化生物学核心期刊,对其数据出版政策进行详细调研。细分了这46种学术期刊是否有数据出版政策以及数据出版政策的强弱,并在此基础上从数据的存缴方式、数据质量控制、数据格式、存储位置、开放性与权益等多个方面对数据出版政策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最后提出了该领域学术期刊数据出版政策制定与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发展与完善的地方。

国内外期刊机构科学数据出版政策研究

[研究目的]随着科学数据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陆续发行一些数据期刊进行科学数据出版。但如何运行以保持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尚处于探索阶段。为此,有必要梳理现有国内外主要期刊机构在科学数据出版方面的政策及趋势,以便为我国数据期刊在制定科学数据政策方面提供参考。[研究方法]采取文献调研法、比较法等对国内外数据期刊机构科学数据出版政策进行调研和比较分析。基于所选国内外期刊对比分析,发现我国科学数据出版政策存在缺乏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面向读者的服务利用方面的政策不多、规范和约束数据伦理政策尚不够全面、各个数据期刊机构的数据政策有所差异等不足,并由此提出几点对策建议:制定宏观层面的数据出版实施办法、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规范和质量控制约束规则,重视数据伦理的政策,探索提高科学数据出版安全和有效利用的管理办法,加强政策宣传等。[研究结论]国外数据期刊机构科学数据出版政策制订较全面,透明度高,便于操作。国内期刊机构创办数据期刊较晚,一些科学数据出版政策以建议性政策为主,还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数据出版政策,很多内容尚处于探索阶段。

日本出版政策演变述略

日本现行宪法保护出版、言论以及所有其它表现形式的自由。日本政府很少强行干涉图书出版,除非出版自由遭到破坏,或者损害了公共利益。政府几乎不给出版商以任何形式的经济资助,因为日本出版业巳经高度发达。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日本的出版自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得以实现的。这是因为战前的日本政府不仅没有对图书发展制订积极的政策。

浅谈宋代的出版政策

宋代刻印图书的数量和规模之大,刻书范围之广都大大超过了前代,刻书事业在宋代已经形成一项相对独立发达的文化产业。宋政府对于书籍的出版政策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政策较宽松,北宋中期以后限制渐渐多了起来。这和出版政策的变化和市场状况以及政治环境都有关系。版权意识在宋代也开始出现,官方采用禁令和公告等形式保护合法出版物,而民间的书坊则多用牌记的形式加以声明。版权意识的觉醒是宋代刻书业高度发达的产物。

国际科学数据出版政策对我国建设科学数据仓储的启示

科研和科学创新需要依靠对海量科学数据的分析、管理和重用,科学数据的出版管理政策对于科学数据的质量控制以及开放共享具有重要作用。采用文献调研法、网络调研法、比较法,从科学数据提交与存储、质量控制、开放共享以及强制性政策4个方面,对国际五大学术出版商的科学数据出版政策开展调研和分析。科学数据出版政策直接影响作者如何提交以及选择何种方式共享和存储科学数据,甚至影响作者对于科学数据仓储的认知和评价。以国际学术出版商的科学数据出版政策为导向,提出科学数据仓储建设应优先保障数据质量,打造开放共享的生态环境,建立与出版商、学术界等的多元融合机制,并不断完善其标准治理体系。

党的出版政策、机构与效应:1921～1927年

在当今出版体制改革大背景下,明晰党的出版历史已是题中应有之义。1921年至1927年是党的出版工作的发展初期。党成立后就确定了加快办报办社办刊的目标任务,至国共合作破裂前,党通过历次代表大会制定各种出版宣传政策。组织原则确立和领导机构建设是此时期党的出版政策的着力点。在党明确而坚定的出版政策下,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保护,是福是祸?——日本出版政策述评

背景 日本出版业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其它国家,最显著的差别要属“零售价保护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图书是以固定价格寄售,未售出的库存可自由返回出版商。另外,日本的图书分销走的是和杂志基本相同的渠道。毫无疑问,这保证了日本出版业的稳定,姑且不论它是否有利于出版业的进步和发展。

南京政府出版政策的思想渊源初探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出版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其渊源则是国民党两代领导的思想差异所致。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中包含了出版自由,具体表现在其对出版重要作用的认识及其对出版事业的重视上。而在蒋介石的思想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同时又受到封建帮会思想、军事法西斯思想和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而这些复杂因素构成了南京政府时期出版政策的渊源。

21世纪以来民族出版政策与内蒙古民族出版发展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家,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为了鼓励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健康有序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民族出版的优惠扶持政策。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出版严格落实国家各项改革举措,进行了一系列革新和优化。同时,依托国家对民族出版的鼓励扶持政策,实现了民族出版的较好发展。

出版政策是编辑工作的生命线

《出版政策是编辑工作的生命线》一文,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出版政策与编辑工作的关系,列举了有关编辑工作的各种政策规定在实际执行时存在的问题,强调了编辑人员加强学习有关政策法规的必要性。

韩国教科书出版政策与环境

韩国教科书出版政策与环境［韩国］李钟国一、教科书出版政策韩国的教育政策，长期以来着重实行政府主导型。其有关法律根据如下：教育法（１９４９．１２．３１制定公布）第１５７条规定：“除大学之外的其它各级学校的教科用图书，只限于著作权为教育部所有的图书和经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