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波动解析

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对全球人口变动产生明显的影响,包括非常规的生育减少、死亡增加和迁移的迟滞。由于疫情传播的严重程度、疫情的疾病负担、疫情传播与控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民众的健康风险认知以及受疫情影响的持续时间不同,一些国家的出生人口出现了模式不同的波动。近年来中国出生人口数的加速下降和波动,是新冠疫情带来的推迟效应与中国出生人口数下降大趋势叠加的结果,未来两年可能有一定数量的补偿性生育,但仍将延续初婚和生育推迟的基本趋势。

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902万人

2024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3年人口数据。2023年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0,96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死亡人口1,110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8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

托幼一体化:应对当前出生人口下降的应然选择

近年来,中国的新生儿出生率呈持续下降趋势。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2023年出生人口为902万,低于2016年的1786万。与之相应,全国在园幼儿数量也出现下降,至2023年,在园幼儿数减少至4092.98万,幼儿园数量也缩减至27.44万所,学前教育领域发生了从“一园难求”到“一孩难求”的巨大转变。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据，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2011~2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2020年每年多出生人口规模也不超过324万。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因素及其解决对策

从分析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现状及失衡程度入手,对以往研究出生性别比失衡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归纳梳理。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及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反向影响出生性别比;地区间的农民纯收入、文盲人口比例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也较大,并且通过与总和生育率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影响出生性别比。

流动人口变动对广东出生人口数量影响研究

大量研究证实流动人口会降低全国各城市生育率水平,但是两者的数量关系仍然不是十分清楚。本文以广东为例,利用1990-2005年广东流动人口和出生人口数据,对流动人口变动与广东出生人口数量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研究——兼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

在观察数据基础上,描述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现象,并对其内在机理做出解释。研究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性波动是一个普遍规律,其波动周期与生育间隔相关。正常情况下,周期成分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影响较小并且稳定。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成分明显大于其他国家,这与中国强烈的性别偏好有关。周期成分不是影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主要因素,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尊重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的客观规律,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中长期变化趋势。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拐点"已经出现,在继续加强综合治理工作的条件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将进入下降过程。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因素分析

由于生育政策对生育子女数量的规定,多生和早生受到了限制。因此,在我国传统生育意愿的作用下,它强化了个体生育者的性别选择意识,其行为结果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同时,由于农村和城镇在经济医疗条件上的差别,使得两者在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上也出现了差异。这些差异对出生子女性别比的影响通过其地区差异、孩次差异、城乡差异表现出来。

女性就业竞争力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城乡差异分析

经验分析表明,相对于城镇而言,农村拥有更高的出生性别比,本文试图从经济学角度解释此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女性的就业竞争力有显著的提高,城镇中男女性别在就业与教育中的差异都存在收敛的现象。但在农村中,男性和女性无论是在就业竞争力还是在劳动收益上都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与农村男性还是与城镇女性相比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都要少得多,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农村女性与城镇女性的就业竞争力差异,并影响了城乡出生性别比。

1953-2010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趋势及地理分布

目的了解不同年代、地域、民族的报告出生性别比情况，为治理我国出生性别偏高的现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不同年代大陆各省区市和各民族的出生性别比，将全国31个省市区不同年代的出生性别比作系统聚类分析，并将出生性别比与纬度、海拔、GDP等因素做逐步回归分析。结果1990年出生性别比开始偏高；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存在差异，有的地区严重偏高，最高的为海南省和广东省，分别为137．10和131．26，有西藏和新疆的出生性别比一直在正常范围；从二孩开始，出生性别比猛然升高；我国性别比偏高与地理分布有关。结论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具有空间分布的广泛性和时间上的延续性，应该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点地区、人群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有的放矢地制定政策，达到控制我国出生性比偏高、保证人口均衡发展的目的。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危害及对策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它不仅造成人口结构不合理,而且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分析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产生的深层原因,将有助于我们从社会政治、经济及法律等方面制定措施,进行综合治理,从而弱化人们的性别偏好,塑造良好的生育文化和人口文化。

8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与生育水平变化的历史回顾

本文以“四普”、“五普”数据为基础,采用人口间接估计技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的历史过程进行回顾,探讨生育水平下降过程中,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并以蒙古族、回族和维吾尔族为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当生育水平下降到较低水平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间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全面两孩”政策目标人群及其出生人口测算研究

基于年龄移算法基础上的多参数组合测算法测算全国“全面两孩”政策目标人群及其出生人口。测算结果表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2016年潜在目标人群为0．91亿，实际目标人群为0．56亿，新增二孩人数将为1720万；“全面两孩”政策下新增二孩主要在城镇，每年高龄产妇预计是往年高龄产妇的1．3～1．4倍；“全面两孩”政策将使总人口峰值推迟2年到来，有助于缓解老龄化和增加劳动力。建议做好“全面两孩”政策后续保障工作，提高孕产妇服务能力，完善妇幼保健服务，加强出生人口变动的监测和研判，准确把握生育水平的状况及变动趋势。

仅仅性别偏好不足以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

有人认为：“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影响下，生育控制进一步强化了生男偏好”。笔者并不这样认为，“不是生育控制进一步强化了生男偏好”，而是生育控制使得生男偏好或愿望在较低胎次上提前表达出来而已。在没有生育控制的情况下，百姓可以通过多生来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通常情况下，随着生育数量的增多，那些还没有生育男孩的夫妇的生男愿望也会变得越来越迫切，然而，一方面，这样的夫妇比例很低，

县处级干部对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认知——以广东省为例

通过对广东省委党校县处级干部培训班学员300份问卷调查和典型调查,开展互动式研讨,获得了县处级干部层面关于出生人口性别比现状、问题、原由及对策的第一手资料和研究成果,对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有所裨益。

Box-Jenkins模型在出生人口数短期预测中的应用

引言有关人口预测的研究已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其方法大多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总体性、长期性的预测,这无疑对决策机构制订人口政策、控制人口增长是非常重要的。本文用Box-Jenkins模型对出生人口进行快速短期预测,可以看到这种方法对区域性计划生育工作、卫生保健部门制订相应措施有重要指导意义。

湖南省出生人口素质相关问题现状分析及工作发展重点与对策

目前,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已经得到了基本控制,出生人口素质越来越受到重视,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成为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之一。本文根据1986～1992年湖南省13个地市(张家界市当时尚未成立)的出生缺陷监测资料对湖南省出生人口素质及相关问题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今后工作发展的重点及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