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出让金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对城投债的影响效应分析

本文以土地出让金划转税务部门征收这一政策为切入点,考察其对城投债发行规模和信用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土地出让金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政策实施后,城投债发行规模显著降低,但信用利差显著提升。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土地出让金划转税务部门征收对城投债信用风险的异质性影响、经济机制和风险化解渠道,结果显示: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投债信用利差显著提升,与所属较高行政级别地区的城投债相比,所属较低行政级别地区的城投债的信用利差显著提升;较高的土地依赖度、地方债务压力和企业偿债压力会加剧政策实施后城投债的信用风险;发行“借新还旧”城投债有助于缓解政策实施对城投债信用利差的正向效应。本文的研究为全面认识土地出让金征收改革的政策作用提供了事实依据,对防范化解城投债务风险提供了分析路径和参考。

土地出让金制度的性质研究及其启示

文章通过法规归纳法和经济学模型分析法透视土地出让金收入和支出的性质,为土地出让金制度改革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土地出让金收入本质上是国家通过公权力即公共利益对私人产权的强势地位汲取的土地开发增值收益,是国家"先征后让"的结果;从支出结构来看,土地出让金支出具备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的公共财政功能。土地出让金收入性质突出了公共利益和私人财产的对立,土地出让金制度改革应眼点则应重在创设公共利益与私人产权在利益上平等博弈机制,体现"公产私产地位平等"物权法的精神。建设具有合理依据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分配技术方案的理论支撑,是设计土地出让金收支管理制度的基础,是当今之要务。土地出让金的公共财政功能可以将土地出让金收支引入国民收入经济循环中,可进一步研究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参与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

土地出让金追缴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职”的认定

在土地出让金追缴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土地出让金追缴权责划分不清、追缴方式不明、对行政机关全面履行法定职责的评判标准适用分歧等问题,导致法院在对“不依法履职”的认定上面临法律适用的困境,因此亟需明确土地出让金追缴公益诉讼中的履职主体、履职方式,确立对“全面履行法定职责”的评判标准。尽管在实际操作环节,土地出让金的征缴机关和监督管理机关的并不一致,但土地管理部门享有相关的行政权力且作为出让合同的当事人,仍应为“不依法履职”的责任主体;在认定土地出让合同系行政协议的基础上,土地管理部门可以依法采取行政措施追缴土地出让金,并不需要提起民事诉讼,并采取“行为标准”对行政机关是否业已全面履行法定职责进行评判。

新形势下加强土地出让金征收管理的路径

土地出让金征收管理是当前我国土地管理领域中一个重要的课题。随着我国快速城镇化的进程,土地出让金作为一种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在地方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土地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变迁,为了确保土地利用的公平性、透明度和可持续性,加强土地出让金征收管理迫在眉睫。

关于我国土地出让金管理问题探讨

目前,土地出让金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地方放财政收入严重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另一方面,地方财政土地出让金收支管理乱象丛生,从而影响房价居高不下,加剧社会矛盾,增加了社会运行的风险隐患。本文首先介绍了我国土地出让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其存在问题的原因,并针对我国的实际提出了改善建议。

完善我国土地出让金管理体制的思考

土地出让金，又称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是土地批租时一次性收取的费用，即为土地有效年限的使用价格。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出让金是政府以国有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将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土地使用者，而按规定向受让人收取的全部价款。

基于土地经济学理论的土地出让金研究

在阐述土地经济学理论及地价测算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土地出让金构成的科学内涵,构造出科学测算土地出让金的数学模型,使土地出让金成为构建城乡和谐与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杠杆,从而体现公平与效率最大化的原则,达到控制增量土地,挖掘存量土地的目的。

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税收问题研究

"土地出让金/土地房产税收"之间的比率可作为地方财政非正规化程度的一种度量。中国地方财政收入内部的"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税收"的相对结构在1999—2013年的历史演变趋势说明,地方财政收入的波动主要是由土地出让金收益的波动造成的;中国地方财政中土地出让金占比领先于房地产税收占比的现象只是发生于2003年之后的10年里,地方财政对于"狭义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只是一个大概10年左右的过渡现象。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人均GDP水平、三产在GDP的占比(即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和外资在全部资本中的占比这三个变量,是地方财政尤其是土地财政正规化程度中稳定、显著的决定变量。地方财政结构转变的根本决定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

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出让金的属性回归与坚守--基于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的系统思考

土地出让金是城镇化的工具与手段,对其属性认知的科学程度会影响城镇化的质量与未来。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土地出让金的发展历程,其在实践与理论层面都存在困惑,在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伟大进程中迫切需要对土地出让金进行全面而科学的属性反思与实践回归。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为开展此项工作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从而指引我们:理论上要坚持广义与狭义相结合的内涵意蕴、把握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规律、平衡工具与制度相叠加的属性;实践上要对当下土地出让金去租改税、土地管理政策的唯工具理念、土地出让金的发展转型等实践热点和难点进行理性回归与坚守。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我国土地出让金支出结构及其问题

分析了2008—2010年上海、深圳、杭州的市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国有土地出让金收支情况,对比了三市土地出让金支出结构。结果显示:我国土地出让金的年度总额增长迅猛,土地出让金支出结构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土地出让金支出结构不明晰,安排缺乏合理性;土地出让金样本城市的支出结构分布比例与现行政策支出范围特别是重点支出要求存在较大差距。最后探讨了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

基于时间差异的土地出让金分析与土地政策调整

通过解析土地价格构成,分析了土地价格与土地出让金的关系.着重讨论了土地出让金及其调控政策基于时间差异对土地价格的影响.在静态且土地出让金调控政策为一次性条件下,从理论与数据释例两方面验证了土地出让金调控政策及土地出让年限存在"关键点",为检验土地政策有效性提供了参考标准;在土地出让金调控政策可调整且不确定条件下给出基于实物期权的离散条件下土地调控政策调整思路,为土地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建议.

地方财政土地出让金偏好的风险及规避

在现行财政体制和土地制度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地方财政土地出让金偏好得以形成,但这种财政收入方式带来了巨大的财政风险和社会风险,破坏了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建议从完善财政体制和土地出让制度两个方向来逐步降低地方财政土地出让金偏好,规避风险。

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税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实证研究

土地财政由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税两部分构成,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关系密切。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1998~2014年我国土地出让金、房地产税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包含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税的土地财政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其中,土地出让金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推动作用大于房地产税推动作用。地方债务规模对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税收入均有反作用,但地方政府债务对土地出让金的反作用小于土地出让金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推动作用。以土地出让金为依托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模式潜藏着巨大风险,必须减少地方政府债务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

对我国国有土地出让金收益分配和管理机制的思考

国有土地出让金作为我国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长期由地方政府预算外支配,其分配和管理的不科学,导致大量土地收益流失,失地农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通过对我国国有土地出让金收益分配与管理现状的分析,从行政管理和制度建设的角度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土地出让整体效益的原因,努力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国有土地出让金制度改革出路。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系数浅析

由于国家未对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测算模型作统一规定,这就造成全国土地出让金征收的标准难以科学评价.针对这一现象,对土地出让金及其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土地出让金系数测算的基本思路和数理模型,并对重庆市的土地出让金标准进行了实证分析.

土地出让金的财政学分析

从财政学角度考察分析我国土地出让金这个土地财政问题。揭示了土地出让金实质是一次性收取未来几十年的土地地租收益,具有是租非税、似税非税性质;透视现行的土地出让金已成为"第四财政",评价"第四财政"的功过得失,特别指出土地出让金在为政府带来巨额收益的同时,也暴露出短期行为、"寻租"温床、利益分配不合理等深层次弊端,建议当前在我国宏观调控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应对土地出让金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整顿;最后还从理论上对"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这个新理财理念进行了辨析。

水能资源产权租金的必然分解形式:开发权出让金和水资源费

在产权变迁追逐效率的经济规律下,水能资源产权分解的必然结果是开发权出让金和水资源费并存。本质上讲,两种收费并存是国有产权收益和外部性内在化的体现。清晰界定水堤址、水域和堤址高度差的产权属性比较容易,这部分产权属性就会进入私有产权状态,国有产权收益就表现为开发权有偿出让金;而难以界定水体水量的产权属性,这部分产权属性就必然继续停留在国有产权状态,国有产权收益就表现为水资源费。在策略层面,它让市场自动选择较好的投资者而最大化开发权有偿出让金,还能借助水资源费而调节小水能资源点的开发数目达到有效协调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效果。

土地出让金支出结构合理化研究

为矫正土地出让金实际支出中的"重城轻农"倾向,国家相关文件原则性规定了土地出让金的五种支出方向,但并未给出各支出方向的具体比例。基于广州市土地出让金利益相关者对各支出方向相对重要性排序的495份调查问卷,采用相对熵组合赋权方法测算土地出让金各支出方向的具体比例。研究表明,土地出让金用于城市建设、支农、土地开发、征地拆迁补偿、其他支出的合理比例应分别为19.51%、21.35%、18.88%、19.15%、21.11%;其中支农支出比例最高,支农支出与征地拆迁补偿支出比例合计达40.50%,与土地出让金支出"重点向新农村建设倾斜"的政策契合。在土地出让金支出重点向新农村建设倾斜的大前提下,可制定土地出让金各支出方向比例的合理区间给地方政府预留一定的弹性操作空间;建立土地收益基金等措施维护上下届政府间的"代际公平"。要确保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民、农业、农村,还可参照目前土地复垦净收益分配方式,硬性规定土地被征收前的土地所有权人与土地使用权人占土地出让净收益的一定比例。

对我国土地出让金制度的思考

土地出让金,作为一种土地收益,在调节土地市场供求、建立土地储备制度、充实政府财政收入、增强国家对土地市场调控能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土地产权制度,以及相关配套政策的原因,使得其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也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其他深层次矛盾。因此,土地出让金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重新审视土地出让金改革——一个国有产权和公共财政的框架

土地所有权作为国有产权体系的一部分,政府藉此多次、循环地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天然地具有了国家公共收入的性质,同其它国有资产一样,属于国家各级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随着土地使用权出让规模的不断扩大,各级地方政府供给土地的潜力不断缩小。在可预期的将来所获得的卖地收入不能得到持续保障,地方政府又不能摆脱对土地出让金依赖的情况下,把临近城市的农业用地,通过各种办法预征后纳入到城市发展土地储备,然后进行出让势必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因此,加快土地审批制度改革,将土地审批权集中到中央政府,对新增建设用地进行全方位卡位;以政府收支科目改革为基础,依托将于2007年开始施行的政府收支科目新体系,将土地出让金的收支活动纳入到统一的政府预算中来,实现土地出让金收支公开化、透明化;改革土地出让金的预算收入分成;改革农业征地补偿机制,将拥有所征用土地承包权和耕作权的农民纳入到土地出让金的分配主体中,建立农业用地征用为建设用地的“事后分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