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分析师关注与企业创新绩效

企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根据2008—2020年A股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基于分析师关注视角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及内在机理。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进程明显促进了创新绩效的改善,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降低分析师信息搜寻成本,进而改善企业创新绩效表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微观层面,董事、监事等高管拥有海外背景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更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水平;中观层面,供应链集中度较高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会更弱;宏观层面,数字化转型对于处在环境不确定性较低和东部地区的企业,更有利于改善创新绩效。基于分析师关注视角研究有效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为政府通过完善金融市场中介来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审计事项语调与分析师关注

发展高质量资本市场需要高质量信息,关键审计事项增加了审计报告的异质性和信息含量,分析师行为则对资本市场的信息传播至关重要。利用201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关键审计事项语调对分析师关注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以及审计师和分析师声誉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语调越积极,分析师关注越高;年报语调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语调是关键审计事项语调影响分析师关注的主要渠道;审计师和分析师声誉在关键审计事项语调与分析师关注关系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关键审计事项语调对分析师关注的影响显著存在于无违规行为和内部控制有效的公司中。进一步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语调通过影响分析师关注降低了分析师预测偏差。因此,公司应重视关键审计事项语调的影响,投资者应关注来自高声誉审计师和分析师的评价,监管部门应继续完善相关准则,共同促进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分析师关注度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对绩效的影响机理:基于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的研究

研究整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信号理论,以分析师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利用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方法,通过对中国A股957家上市公司5 472条企业社会责任数据的分析,从言(披露)、行(行为)两个方面探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包括社会责任报告语调、易读性、覆盖范围等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及包括捐赠金额、捐赠增幅、行业内捐赠占比等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证券分析师关注度具有显著影响;证券分析师关注度无论对企业短期绩效还是长期绩效都产生正向影响,并作为中介变量传递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效应。研究结果优化了对企业社会责任言、行的测量方式,较大程度地避免了依赖第三方数据库可能产生的信息偏误,克服了已有文献大多将企业社会责任言、行割裂开来展开研究的不足,将证券分析师关注度这一关键中介变量纳入理论模型,打开了企业社会责任言行如何影响企业短期和长期绩效的“理论黑箱”。

分行业信息披露与分析师预测——基于行业信息披露指引发布的证据

利用沪深交易所分批次发布的行业信息披露指引作为准实验场景,考察分行业信息披露对分析师预测的影响。研究发现:分行业信息披露显著提高了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度,降低了乐观度与分歧度,且该结论在经过异质性处理效应检验、平衡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更换核心变量测量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行业信息可比性是分行业信息披露影响分析师预测的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当行业信息敏感性较高、分析师行业专长水平较低、分析师信息获取成本和处理成本较高时,分行业信息披露对分析师预测的积极影响更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分行业信息披露显著增加了分析师可以获得的公共信息。

ESG评价分歧的信息效应——以分析师预测为例

第三方机构的ESG评价结果为使用者提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信息,然而评价分歧的经济后果及其机制尚未形成共识。本文研究ESG评价分歧的信息效应,基于信息使用框架,从分析师角度出发,提出基于不确定性信息和异质性信息的两种对立机制,利用2017—2021年7家不同ESG评价机构的得分数据对上述机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ESG评价分歧会降低分析师预测误差,从而支持异质性信息的观点。研究还发现,ESG评价分歧通过反映企业每股收益和提高市场分析师整体预测质量来降低分析师预测误差。此外,ESG评价分歧能够为分析师提供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企业的更多信息。在控制ESG得分均值的情况下,ESG评价分歧与ROA、ROE和个股回报率呈现正相关关系,进一步验证了信息效应。本文不仅以评价分歧的新视角补充了ESG相关文献,还阐明了ESG评价分歧的信息效应及其机制,为后续的高质量ESG评价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持。

审计执业准入制度改革、分析师关注度与审计质量

以201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新《证券法》出台后审计执业准入制度改革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审计执业准入制度改革对整体审计质量有显著提升作用,这一结论在进行必要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分析师关注度在审计执业准入制度改革与审计质量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文章从审计执业准入制度改革视角切入,丰富和拓展了审计质量相关研究,为新《证券法》的出台尤其是审计执业制度改革背景下“审批制”转向“备案制”的制度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更好地推进与实施备案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明星分析师关注、企业投资行为与公司价值

企业投资行为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双循环”国家战略实施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手工搜集2016—2021年明星分析师研究报告数据,研究明星分析师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明星分析师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股票流动性、解读研发行为,促进企业投资行为,而且明星分析师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大股东持股比例低、成长性水平较低、公司透明度较低的样本中,结果更加显著,体现其较好的专业胜任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明星分析师能够解读不同盈利分组的投资行为,不存在明显的选择性偏好;与没有明星分析师跟踪的样本相比,明星分析师跟踪对投资行为具有更强的影响;明星分析师通过正向解读投资行为途径,对公司价值挖掘,发挥积极作用。研究结论对发挥明星分析师信息中介作用,优化投资结构与提升投资绩效,提供经验参考。

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分析师关注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我国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企业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根据信号传递理论,构建分析师关注作为调节变量的理论模型,并通过对比不同的企业生命周期和信息透明度进一步分析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高起正向促进作用,且分析师关注越高的企业,该促进效应越显著;处于成熟期、信息透明度高的企业,分析师关注的调节效应更显著。本文的研究为ESG表现的正面经济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企业和投资者重视ESG表现、政府部门完善ESG激励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高管学术背景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研究——基于分析师关注视角

文章选取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初始样本,基于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外部因素的交互作用,对高管学术背景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分析师关注在两者关系间的调节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学术背景正向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分析师关注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财务杠杆程度以及产权异质性会影响分析师关注的调节作用,且在高财务杠杆和国有企业中发挥的作用更强。

积极的ESG责任履行能否影响分析师行为决策

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于分析师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能显著提升分析师关注度和预测质量。机制检验表明,盈余波动性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是ESG表现影响分析师行为的重要中介机制,内部控制质量是ESG表现影响分析师行为的重要调节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明星分析师和国有产权性质均削弱了ESG表现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积极效应。分项检验表明,不同于环境与社会责任表现对分析师行为的有限影响,公司治理维度的表现对分析师行为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

分析师关注、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环境表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绿色转型”和“推进环境污染防治”,为生态环保产业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以企业环境表现为落脚点,从证券分析师的监督治理效应出发,探究分析师关注是否能够真正推动企业改善环境表现,并从薪酬结构和薪酬业绩角度出发,讨论高管薪酬激励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期在理论上丰富分析师关注的经济后果研究和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文章选取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环境表现的监督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师关注这一外部机制对企业环境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分析师通过发挥外部监督效应弥补了内部监督的不足;同时,高管薪酬粘性能够较为有效地减少管理层进行环保行为决策的顾虑,强化了分析师关注对企业环境表现的监督效应。

注册制改革进程中市场信息中介机构行为研究——基于分析师和审计师视角

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对分析师和审计师这两大市场信息中介机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非注册制上市公司,分析师对注册制上市公司的关注度更高、预测准确性更高、预测分歧度更低;注册制上市公司的审计收费更低,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更高。进一步分析发现,注册制改革通过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进而对分析师和审计师行为产生正面影响,这种影响在行业竞争水平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此外,在法律环境较好的地区,注册制改革对中介机构追责力度更强,更能提升分析师预测准确性和降低分析师预测分歧度。研究结果证实了注册制改革对信息中介机构的积极影响,拓宽了有关注册制改革经济后果的研究边界。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媒体与分析师关注的调节效应

文章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2年的公司-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外部关注的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是否具有价值效应及其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媒体关注和分析师关注均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效应以及分析师关注的正向调节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或不同行业竞争程度的企业之间无明显区别,但媒体关注的正向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高竞争程度行业的企业中更强。影响机制分析结果显示,负债率和总资产收益率是数字化转型和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机制变量,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负债率、提高企业总资产收益率对企业价值提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上市公司精准扶贫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6-2022年沪深两市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精准扶贫参与水平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参与水平越高,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偏差越低,预测准确性越高,在控制了内生性后,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提高了财务业绩,改善了信息环境,从而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偏差,提高预测准确性。扩展性研究表明,在非国有企业和机构投资比例低的公司中,精准扶贫对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偏差的降低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扩展了精准扶贫对资本市场行为影响的相关文献,证实了精准扶贫传递积极信号,改善信息环境,促进业绩提升,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性,为引导企业吸取精准扶贫的先进经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启示。

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与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雾里看花还是甄别有道?

当前,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倾向较为明显,立足于监管部门日益重视分析师研报质量的现实背景,选取2007—2019年间我国非金融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探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研究表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显著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机制检验发现,企业脱实向虚通过降低企业信息透明度进而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进一步研究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和高质量的外部独立审计能削弱企业脱实向虚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的负面影响,而机构投资者持股则会强化其负面效应。研究从资本市场信息中介视角丰富了企业脱实向虚的经济后果,对政府监管部门引导企业回归主业及提高资本市场的信息效率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效应研究——基于分析师关注的中介效应

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如何充分发挥绿色金融政策在企业绿色创新中的引导作用,成为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探讨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政策通过引导资源和传递信息两种途径发挥创新驱动作用。其中,分析师关注充当了政策的传导中介,形成了“绿色金融政策—分析师关注—绿色创新”的传导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将绿色金融政策划分为直接型政策和间接型政策后,直接型政策的创新驱动效果比间接型政策更好。上述结论在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旨在为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提供有益参考。据此提出发挥财政政策对企业技术研发的支持作用,完善资本市场中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鼓励分析师等主体参与,地方政府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完善追责机制,贯彻落实中央政策等建议。

注册制改革提高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了吗?

本文以2018—2022年A股主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供需模型探究了注册制改革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注册制改革显著提高了分析师预测质量,路径为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和投资者情绪。异质性分析显示,在机构投资者持股高的企业、国有企业及未进行逆向混改的民营企业中,提升效果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注册制改革减少了分析师乐观偏差预测,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整体提升了预测质量。

注册制改革、IPO公司信息质量与分析师预测准确性

注册制改革后,证监会不对发行人进行实质性审核,需要投资者自行判断新股价值,不仅引发市场对分析师研究的需求增加,也对其研究分析和价值发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基于2002—2022年我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信息披露角度考察注册制改革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核准制发行的公司相比,分析师对通过注册制发行的公司股票的预测准确性更高,注册制改革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改善在融资需求更高的发行公司中更为突出。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注册制的发行审核和监管体系改善了IPO公司的盈余质量和信息披露质量,发行人的盈余操纵水平降低、会计处理的稳健性提高,为分析师做出准确的盈余预测提供了信息依据。异质性检验发现,注册制改革更加突出明星分析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削弱媒体和投资者等外部治理机制的监督和激励作用。

基金网络团体如何影响分析师预测?——来自合谋视角的经验证据

从机构投资者行为的视角出发,以2009-2020年间主动管理型公募基金持仓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根据基金持仓详细信息构建关联网络,基于网络社区发现Louvain算法识别出其中的团体并对基金的抱团行为进行刻画,实证检验基金网络团体对分析师预测的影响以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基金团体持股比例越高,分析师预测偏差和乐观程度便越大。第二,分析师和基金经理存在合谋现象,促使分析师发布更加乐观的预测;基金网络团体增加了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恶化了信息环境,进而令分析师预测偏差和乐观程度上升。第三,在信息环境较差和外部审计监督压力不足的情况下,基金网络团体持股对分析师乐观预测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以上结论带来的启示:要完善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行为监管机制,稳定市场预期,加强风险防范;强化分析师行业监管和自律,抑制分析师与基金经理合谋的动机。

跳槽分析师的乐观评级:“合谋”还是“求职信号”?

近期有文献发现“旋转门”分析师会通过对未来雇主发布乐观的预测报告以实现成功跳槽(即“合谋假说”)。那么,在分析师事先无法和未来雇主达成合谋时,分析师是否通过对所跟踪的所有公司发布乐观的预测向市场传递求职信号以实现成功跳槽呢(即“求职信号假说”)?研究表明:首先,分析师的确会通过对所跟踪的所有上市公司发布乐观的投资评级预测成功地实现跳槽,验证了“求职信号假说”。其次,跳槽分析师发布的乐观预测传递了其具有和被跟踪公司管理当局建立密切关系、获取私有信息、服务券商利益能力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