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层教学:以分配正义为依据落实学生中心理念的可能路径

在大班规模教学短期内无法改变,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模式尚需进一步建构的语境下,基于分配正义的分层教学着眼全体又兼顾学生个性,设计教学目标梯度又考虑教学内容层次,驾驭教学空间又兼具对话效果,必然成为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的重要路径。对学生进行潜在分层、对教学目标进行合理分层、对教学过程进行科学分层、对学生考核进行多样分层有利于提升大班教学的效果,有利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浅析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

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不正义的分配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分配正义思想。马克思对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设想是:在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还不能完全脱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按劳分配原则,这时的分配还不能算是对正义原则的实现;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自由人联合体实行按需分配原则获取社会资源,人真正享有人类文明成果,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将超越扬弃以往的分配正义范畴。

治理性团结:第三次分配正义实现的路径省思

第三次分配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以国家—社会为分析框架,从正义的视角可以将第三次分配归纳为三种不同的团结样态:制度性团结、社会性团结、治理性团结。国家顶层设计意义上的三次分配的联结是一种制度性团结,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弥补初次分配、再分配不足的宏观正义;组织化与非组织化的社会力量的联结是一种社会性团结,体现了第三次分配实现形式的微观正义。但是第三次分配也存在正义不足的情形,而治理性团结可以纾解第三次分配正义不足的困局,通过党建引领、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多主体参与、受助人员反哺式参与等多元主体联动促进第三次分配正义,为更快更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路径支撑。

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与超越——以《哥达纲领批判》为文本的政治哲学分析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通过批判拉萨尔主义的分配正义观,阐明了自己基于历史主义原则的正义观,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发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指明方向、开辟道路。针对拉萨尔主义将分配正义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的机会主义错误思想,马克思深刻批判了其以劳动所有权为理论基点、以平等的权利为原则从而实现社会公平分配目标的主张。马克思的正义观以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为理论出发点,阐明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分别是正义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历史实现形式。在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性分析中,可归纳出权利原则、贡献原则和需要原则三种分配原则,体现了正义原则在不同阶段的历史展开和扬弃发展的过程。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深入探讨马克思对拉萨尔主义分配正义观的批判及其理论超越,既是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正义观本真要义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有利于克服分析马克思主义重构马克思正义观的方法论缺陷与理论局限,消除对马克思正义观辩证意蕴的负面影响。

经济伦理与分配正义

经济伦理学作为以"经济—伦理"为研究对象的应用伦理学的分支学科,它应该具有"经济"(效率)与"伦理"(美德)两个学科目标;同时,分配正义作为"充分的"分配正义也应该是综合的分配正义,即是经济的分配正义(有利于经济效率)和社会的分配正义(有利于社会公平)两种正义的结合。研究认为,经济伦理学的双重目标与综合的分配正义,结合经济分配正义和社会分配正义两种分配正义的使命正好吻合,它可以通过一种立足于"历史原则"基础上的"动态的""伦理妥协"来实现综合的分配正义。

公平与均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贫富调节与分配正义

在新发展阶段,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问题需要更加重视。在调节贫富方面,什么样的分配是正义的,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传统对其有着不同的认识。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分配正义的理解并非简单的“平均”,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且随时代变化的。基本上,贫富差别从何而来,决定了这种分配是否符合正义,人们更多认可个人努力带来的贫富差距,意味着经济机会平等重于经济水平平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差别从主要源于等级特权转向主要源于个人的才能和努力,因此对富民的肯定逐渐增多,出现了较多反对无差别的“夺富与贫”的声音。然而,另一方面,许多学者也赞美救助贫弱的行为,甚至认可紧急情况下采取强制性手段“劫富济贫”的行为。与近代以来国家才从教会手中接过救助穷人的责任的西方传统不同,在中国对穷人的救助始终是国家责任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贫富调节与分配性问题,进而助推共同富裕需要考察的一个重要内容。

充分的分配正义何以实现

完善的分配正义应该是充分的分配正义,它包含了以经济标准来进行分配的经济的分配正义和以社会标准来进行分配的社会的分配正义。充分的分配正义包含的两种分配标准及其相应的两种分配正义之间存在着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内在冲突,这种内在冲突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完善的分配正义只能是把"做蛋糕"和"分蛋糕"有机结合起来的充分的分配正义,也给充分的分配正义的实现设置了巨大的困难。我们认为,把伦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采用一种建立在"历史原则"之上的动态的"伦理妥协"的方式应该是实现充分的分配正义的有效路径。

先天禀赋与分配正义

人的禀赋问题是关于分配正义的元问题。“自我所有权”并非诺齐克自由至上主义理论的阿基米德支点,诺齐克正义理论的出发点是对人的禀赋所有权的肯定。在分配正义问题上,科亨和罗尔斯二人与诺齐克对待先天禀赋的态度存在根本分歧。总体而言,尽管科亨对诺齐克的自我所有权观念存在误读,但是他的批判直指诺齐克关于个体禀赋所有权的论证基点。彻底的平等主义思想家均否定人的先天禀赋所有权,但在处理先天禀赋问题时,科亨、罗尔斯、德沃金、蒲鲁东以及马克思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基础和解决方案。基于唯物史观理论进路的马克思方法论,在解读和应对当下中国政治经济问题时更具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从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看共同富裕问题

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公正的分配制度作支撑,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对我国践行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对分配与生产的总体性关系的澄明,马克思将对资本主义分配正义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揭露了分配正义及平等的价值追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虚妄性,表明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坚持历史性原则,强调分配正义及平等的内涵和实现与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阐明了按劳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和必要性,有益于我们厘清按劳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阶段性关系。作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分配正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以每个人实现自我的需求为分配原则,超越了“物性”逻辑的分配正义,兼具现实性和理想性,蕴含有结果平等的价值指向,将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统一起来,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实现条件。

“马里布冲浪者”之争——罗尔斯与范帕里斯论基本收入的分配正义

范帕里斯是基本收入的首倡者和捍卫者,长期为基本收入的正当性进行辩护。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范帕里斯早期为基本收入辩护的主要思想资源之一。然而,范帕里斯的这种理论努力在1987年遭到罗尔斯以“马里布冲浪者”为例的拒斥,而后陆续就基本收入的分配正义问题形成了著名的“马里布冲浪者”之争。罗尔斯的“马里布冲浪者批判”,表明了他对政治共同体中社会成员之间公平的合作体系的重视。范帕里斯在随后的著作中回应了罗尔斯的批评,从“最大最小化”真实自由到共享礼物的社会机制为基本收入提出辩护。这场“马里布冲浪者”之争,体现罗尔斯与范帕里斯分配正义理论预设了不同的社会想象,对于批判思考分配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经营权流转期限的分层调整制度设计与战略构想——基于分配正义视角

土地经营权被先后纳入土地承包法和民法典,搭建起农地三权分置格局,但其权利构建尚未完成。土地经营权制度构建事关农地权利分配正义,维护承包权主体利益、满足经营权主体需求、促进农地资源优化利用是其基本要求,土地经营权流转期限正是这些基本要求的集中体现。因此,流转期限的分层调整负载了土地经营权制度构建的现实基础、价值依据和技术路径。根植于农地流转实践,因循中国物权和债权制度现实,可将土地经营权流转期限分层为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赋予不同期限的土地经营权以不同性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确保土地收回权落地等保障性措施,促进土地经营权的中长期流转,为土地经营权制度构建奠定符合中国实际的法理和制度基础。

共同富裕目标下分配正义的多维审思

分配正义是对分配关系及其分配活动的正义性审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价值基础。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与共同富裕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其分配起点正义构建了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分配原则正义规范了共同富裕的本质规定,分配结果正义体现了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在维护分配正义的百年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展开,分配起点正义的变革和革命为实现共同富裕构建起制度前提,分配原则正义的改革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分配结果正义的全面布局为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在新征程上,通过不断优化所有制机构、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强化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本质规定和民生福祉,从而推动共同富裕宏伟目标得以实现。

基于分配正义理论的罕见病权益保障机制研究

罕见病权益保障,长期缺乏适配且充分的理论解释。对此,基于罗尔斯分配正义原则,确立罕见病权益的分配正义框架,并针对目前罕见病权益保障存在的机会分配不均、个体价值不强、实施效果不佳等制约因素,从建立罕见病统筹协调机制、形成罕见病政策支持体系、保障罕见病服务公平可及等维度,探索建构基于分配正义的罕见病权益保障机制。

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分配正义

诉求机会均等与伦理关怀的分配正义是新时代社会公共信任建设的题中之义。公共资源是公配正义的物质前提,品德是分配正义的必备条件。分配正义不仅可促成经济−政治−社会的有效互动、推动社会信任的合理循环,也有益于提升公民的权力−权利意识。强化分配正义中的社会公共信任建设就是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分配正义的实践既要谨防分配的绝对平均化,忽视个体差异的经济化,更要杜绝过程中对地位、金钱或关系的依赖。理想的分配是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的统一,在分配−发展中诉求公共资源分配的他律与自律结合,突出分配的发展原则、公正原则及共享原则。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有赖于执政党认知力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提升,要有对社会客观规律与人民群众的敬畏之情。

侵权法的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互补论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矫正正义或最佳威慑的单一理论对侵权法的解释已显局促。更多学者认同侵权法具有多种功能并受多种理论支配,如何协调不同价值之间的关系成为其中关键问题。英格拉德将量子力学哲学基础上的互补性观念引入侵权法,从而将正义的连贯性重构为正义的互补性,主张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应是互斥且互补的和谐状态。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互补论存在中国哲学基础,能够为我国侵权法的法治现代化提供法理基础。

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理论内涵、构建导向及当代价值

分配正义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问题指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既批判了传统政治哲学的抛开历史谈正义,又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脱离生产谈分配。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但其作为分配正义的实现又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按需分配是人类社会最高级的分配方式,彰显出对分配正义的历史维度的超越。构建需要本位的社会是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指向。发展以“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的内涵式社会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所提出的新课题。

分配正义的时代意蕴与实践向度——基于共同富裕视角的展开

共同富裕与分配正义具有价值耦合关系,即一方面,分配正义是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核与行动遵循;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分配正义的实现基础。我国宪法法律上有关共同富裕与分配正义的实证规则是二者关系的规范表达。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分配正义在理念上实现了从效率优先向效率公平共同提倡的转变,在内涵上实现了从单一正义到多层正义协同发展的转变,在内容上实现了从物质分配到其他需求分配并重的转变,在方式上实现了以税收为主到三次分配系统应用的转变。在促进共同富裕背景下实现分配正义,需要构建法治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以确保劳动基础可能,对税收法律制度进行适应性改革以强化税收调控,对弱势群体进行制度保障以实现社会关怀,完善促进社会财富流动的第三次分配机制以建设慈善社会,通过城乡融合和资源有序流动以促进农民权利保护,以及优化府际合作框架推动区域利益补偿机制的完善。

论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三重维度

马克思提出了分配正义思想,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提出实现分配正义的路径,具有很强的理论建设性和实践可行性,并形成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理论依据、私有制批判为基础的社会批判、共产主义分配正义的伦理取向等三重维度。在理论依据上,马克思批判唯心主义的分配主义理论,要求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分配理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实现公正的分配;在私有制批判上,马克思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考察社会分配方面的非正义现象,揭示私有制导致的社会弊端,要求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在伦理取向上,马克思用共产主义分配正义等来达成人的彻底解放,构成其分配正义的手段和目标。马克思的分配正义对于巩固公有制经济、提高党治理国家的能力有一定的启示。

休谟与代际分配正义

当代政治哲学研究者将休谟的“正义的环境”视作正义的必要条件,认为因代际关系不符合“正义的环境”的要求,故代际正义不存在。这一观点是对休谟的罗尔斯式的误读,并非休谟本意。对于休谟而言,正义的起源与正义原则的存续分属两个不同的阶段。“正义的环境”仅适用于正义的起源,其旨在解释初民缘何放弃独立生活而选择社会合作。罗尔斯则将“正义的环境”置于其假想契约的原初状态之中。“正义的环境”作为罗尔斯理论模型中的参数设置是为了保证各方得到有关正义原则的共识性结果,而假想契约的非历史性使得“正义的环境”成为“正义的条件”,从而使接受此观点的一众学者得出了代际间不存在正义关系的结论。实际上,在休谟的文本中,存在间接与直接两类文本证据可以证明其理论能够兼容代际分配正义。

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数字劳动分配正义

数字劳动本质上依然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生产性劳动。在平台形成一定垄断地位之前,数字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雇佣关系下的数字劳动者。在平台对信息资源形成一定垄断之后,数字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来源于雇佣关系下的数字劳动者,还来源于需要支付酬金给平台的劳动提供者、生产有价值信息的信息提供者以及部分实体经济中的劳动者。相对平等的分配正义才是真正的分配正义,保障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权利,保障社会公众访问信息的自由,提高社会劳动者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保障信息弱势群体获取信息以及应用信息的途径和手段,才能实现数字劳动下剩余价值的分配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