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必要界限

法益保护理念和实践的双重转型是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基础。合理划分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必要界限,首先应回归环境法益本质、构建双重防范体系,其次须立足环境法益特征、探索累积式法益受损标准的适用途径,最后要划定环境法益外延、注重行刑合理衔接。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意味着刑法的适度扩张,故而须从理论维度厘清环境法益概念、界定环境法益内容,从实践维度警惕立法情绪导向、发挥法益评判功能,从法治维度坚守刑法基本原则、灵活运用解释工具,以期对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必要界限进行再限制。

对接CPTPP视域下我国数字版权的刑事保护:规则检视、模式转向与路径优化

CPTPP在数字版权的刑事保护方面做出了高水平的示范,对数字版权犯罪保护客体进行大幅度扩容,在新型数字版权侵权行为犯罪化方面进展超前,删除数字版权侵权犯罪中的获利目的要件,降低了数字版权侵权犯罪入罪门槛。为对接CPTPP,我国数字版权刑事保护要转向精细化分类保护模式,转向直接保护与间接保护模式相结合模式,转向以事前预防为主、事后惩治为辅的全新模式。为达到CPTPP数字版权刑事保护的高标准,我国应通过设置空白罪状的方式进一步扩大数字版权侵权犯罪圈,建立与数字平台的协同合作机制,提高数字版权犯罪线索移送与数字证据获取的效率,遵守罪刑相适应原则精准赋刑,实现罪刑对称与罪刑均衡,释放刑法的数字版权保护效能,为后续加入CPTPP谈判提供刑法领域数字版权保护改革具体清单,为数字版权侵权犯罪这一全球性犯罪的治理提供高质量的“中国方案”。

风险保护理论视野下个人信息刑事保护的路径改革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受僵化的权利保护模式、多元的信息犯罪形式以及信息的二重法益属性所影响,个人信息刑事保护遇到许多现实问题。为满足实践需求,以风险防控为核心的风险保护理论,能够更灵活地契合个人信息刑事保护的现实需要,但在理论方面,其对风险的自主性内涵、分类标准以及预防目的等方面的界定尚存困难。应结合我国刑法规定,以危险犯为辅助视角界定风险内涵,结合国内外现有的信息分类基础解决理论难题,构建以弱预防目的为主的风险预防体制,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合法权益的保护。

论虚拟财产刑事保护的正当性——与侯国云教授商榷

侯国云教授的《论网络虚拟财产刑事保护的不当性——让虚拟财产永远待在虚拟世界》一文,提出了虚拟财产的刑事保护不具有正当性的观点。该文对虚拟财产的特性没有准确地予以理解和把握;否认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是缺乏理论依据的;否认虚拟财产的价值属性,是缺乏理论支撑的;虚拟财产与真实财产的交易违背价值规律和价值交换规则的说法,于理不通;虚拟财产与真实财产的交易是严重干扰金融秩序的违法行为的说法,于法无据;保护虚拟财产会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的说法,于理有悖;让虚拟财产永远待在虚拟空间,不是科学的做法。对虚拟财产的刑事保护具有正当性。对盗窃、诈骗虚拟财产的行为人,构成犯罪的,应依照侵犯财产罪的相关罪名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经济安全视角下我国知识产权之刑事保护——对“专利侵权罪”增设论之否定

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经济安全具有保障作用,也具有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专利标准化和滥用知识产权问题。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国应调整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思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来控制知识产权犯罪,即对不同种类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和不同严重程度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进行区别对待,实现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消解手段的多元化。增设专利侵权罪是不利于我国经济安全的,故主张否定增设论。

专利权的刑事保护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专利权的刑事保护唯一的假冒专利罪,已不能满足专利权刑事保护的需要。扩大假冒专利罪的规制范围或者将冒充专利行为纳入假冒专利罪中是不适宜的。鉴于侵犯发明专利权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建议增设非法实施专利罪罪名予以刑法规制,以完善我国的专利权刑事保护制度。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贡献与立法完善——解读《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11月11日联合颁行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针对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严重滞后的实际,作出若干具体界定,增强了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是一个贡献。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还有若干问题,远非一个司法解释所能解决,还需要立法的不断完善。

论著作权刑事保护范围——基于《著作权法》与《刑法》的比较分析

随着著作权法律保护体系的不断完善,著作权法与刑法对著作权刑事保护的立法衔接问题凸显,刑法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罪行为对象和行为类型均窄于著作权法的规定,在法律适用中产生疑惑和争议。为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规范著作权市场的良性秩序,保护对象"作品"不应分等级,直接侵权行为应当涵盖更多的行为方式,间接侵权行为应当受到刑法规制,即应当适度拓宽著作权刑事保护范围,并在立法上逐步实现著作权法和刑法的有序衔接。

著作权刑事保护的迷思与出路

我国著作权刑事保护政策受制于外来压力,被动急速变迁,缺乏自身的制度演进逻辑,过于强调通过立法提高保护水平而忽视了法律本身的针对性和操作性。我国著作权刑事立法应客观认识刑事保护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充分反映著作权的特殊属性,系统分析刑事保护的经济、社会、文化制约因素,高度重视著作权刑事政策的实施机制,有效避免立法依赖,减缓著作权刑事立法节奏,警惕刑事保护扩大化的趋势。

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反思与完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产权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数量增多、犯罪形式和手段发生变化,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面临着立法司法保护体系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相适应的要求和挑战。本文立足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目前知识产权刑事政策、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进行了深入剖析。在考量域外知识产权刑事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应坚持与国家知识产权创新战略相适应的刑事政策。在罪名设置、犯罪构成、刑罚设置等方面不断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刑事立法,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力度,以更好地实现知识产权刑事立法、司法与国家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相协调,与民事行政保护相适应,准确打击知识产权犯罪,促使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更加适应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发展要求。

商业秘密刑事保护优先论的思考

公安机关不当插手民事案件、对雇员跳槽引发的商业秘密纠纷过多依赖刑事保护,是"商业秘密刑事保护优先论"在实践中的突出表现,而这不符合商业秘密是私权及商业秘密权利公开性不够的性质与特点、刑法的谦抑原则等法理。在商业秘密的相关立法不能很快改变的情况下,应当建立商业秘密司法保护但不能刑事保护优先的理念,实践中要特别注意不同侵权主体的不同侵权类型之间的区别,并根据这些差别把握刑民保护及罪与非罪的问题。

美国著作权的刑事保护及启示

美国十九世纪就开始了著作权的刑事保护。此后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修正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相关规定,降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起刑点,规定新类型的侵犯著作权犯罪,提高侵犯著作权犯罪刑罚规定和实施的力度。这些做法极大地提高了美国著作权刑事保护的水平,对于加强我国著作权的刑事保护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立足于我国的现实情况,我们应当改变中国著作权刑事保护的立场,降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起点,将严重侵犯保护著作权的权利技术措施和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行为规定为新型的侵犯著作权犯罪,提高侵犯著作权犯罪的刑罚并加大执行力度,加强我国著作权刑事保护的整体水平。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门槛:从TRIPs到ACTA

TRIPs第61条第一次在国际条约中要求将具有"商业规模"的故意假冒商标和盗版行为施以刑事制裁,ACTA则将"商业规模"这个刑事责任要件界定为任何"为了直接或者间接经济或商业利益而实施的商业行为"。这明显超越了TRIPs规定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要求,降低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门槛,提高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水平。这个定义不仅与WTO有关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案件的专家组报告中对"商业规模"所作出的解释相冲突,还将使得各国根据国内情况实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政策空间大为减少。

商标权刑事保护的正当性及适度性探析

商标是一种无体财产,能为权利人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假冒商标行为是一种未经商标权利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商标的侵权行为。在商标权刑事保护问题上,我们既要充分肯定运用刑事手段打击假冒行为的正当性,又要清楚地意识到刑法不是遏制假冒行为的惟一途径,需要将其他法律制度与刑法结合起来综合使用,构建一个完整、严密、多层次的法律保护体系。

网络版权技术措施刑事保护研究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版权人传播作品提供了迅速而又有效的途径,但也使未经授权进行的复制和传播变得更为容易,版权人的合法利益受到极大侵害。在此情况下,为了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抵制侵权行为的发生,技术措施成为了版权人最直接、

两岸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立法比较研究

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对知识产权进行刑事保护。通过对两岸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立法的比较,能为我国大陆知识产权保护刑事立法的改革和完善提供思路。

中国台湾地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立法考察——兼谈其对大陆的启示

该文分析了中国台湾地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立法情况,认为其对大陆地区具有重要的启示,通过吸取其有益经验能为大陆知识产权保护刑事立法改革和完善提供思路。

基于侦查视角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对策选择

在我国假冒盗版侵权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市场经济秩序被严重扰乱、对外贸易受阻的严峻形势下,作为重要的刑事执法部门,公安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担负着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之责。但因知识产权刑事立法以及公安自身条件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难获实效。公安机关必须积极研究破解之策。

论国际条约视阈下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理念的嬗变及中国的应对

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手段中,刑事法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TRIPS到ACTA、TPP、TTIP等国际协议,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理念出现了重大调整的趋势:立法上从"弱保护"变为"强保护",实施上从重视刑事立法变为重视刑事执法等。因此,我国应警惕双边协定和单边主义的复活,适应现有国际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趋势,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加强国内法律与国际通行规则的接轨,从而提升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水平。

著作权刑事保护理念之辨析

著作权是公共性很强的私权,但这并不能改变其在本质上的私权属性。对著作权进行刑事保护,无论是从刑法发展还是实有权利角度来看,都具有正当性。在著作权的刑事保护中,对私权和公共利益的保护都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相辅相成的,但在价值选择上要注重权利优先,这种价值选择会引导立法和司法更关注对被害人合法利益的保护。我国著作权刑事保护战略的选择可以在犯罪圈的规定上,尽可能扩大刑事保护的范围;在惩罚力度上,走轻刑化和非刑罚化道路。同时,强调民事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和刑事法律制度对著作权保护的协调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