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再论刑事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证明标准乃证明过程的结果,而印证证明乃达成证明标准的过程,可见“证明标准”不等于“印证证明”。从诉讼逻辑看,刑事公诉证明标准应低于刑事裁判的证明标准,这既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和减少无罪羁押,又有利于维护检察权威和审判权威。新时期,伴随司法改革的推进,公诉权的滥用既缺乏动力机制,又容易被智能化的信息系统所捕获,而且还可能面临内部考核压力,乃至终身追责的风险,可见以往对公诉权滥用的担忧已不能成立。刑事公诉标准应当采“降低说”,即融合了主客观要素的“预期定罪高度可能性”的标准,这不仅与我国的诉讼结构相契合,而且更加符合司法实践。

刑事公诉的法律属性与公诉改革

现代公诉制度的发展渊源、刑事公诉的功能以及价值目标,说明刑事公诉具有法律监督的属性。刑事公诉的法律监督属性又要通过特定程序,借助相关措施和制度方能实现。为强化和突出刑事公诉的法律监督属性,就应当从制度规范上健全证人出庭作证机制、推行量刑建议、明确刑事抗诉的标准以及提高和完善公诉人员的公诉能力。

当前刑事公诉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探究

司法改革必须遵循司法活动的规律,而司法权的合理配置又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因此,如何遵循司法规律科学合理地配置司法权,就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中国检察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刊一直对此保持高度的关注,并在《法学研究》栏目和专题笔谈中给予了大量的篇幅。本刊先后推出了"民事行政检察制度改革笔谈"、"逮捕的证据与程序问题笔谈"等,分别对民事行政检察、侦查监督等问题加以探讨,以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法制进程。刑事公诉是刑事诉讼程序从立案侦查转化为刑事审判的重要诉讼活动,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提起公诉意味着国家正式宣布启动追诉犯罪的程序,并通过随后的程序作出影响被告人财产、自由乃至生命的裁判。同时,司法权的合理配置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作为司法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诉权的合理配置和完善既是司法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司法科学化、法治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本刊编辑部注意到,我国刑事公诉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制约着刑事公诉工作自身的发展完善,而且影响到刑事诉讼整体功能的发挥和司法公正的实现。同时,本刊也注意到,随着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不断扩张,检察官起诉裁量权的增大,对公诉权进行必要的制约和规范已成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问题。本刊编辑部注意到,我国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界不少人士对此问题的看法颇多歧异,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的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特别是检察改革,本刊编辑部以"刑事公诉改革"为总标题组织笔谈,试图从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就我国公诉权配置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代表本刊之立场。

论刑事公诉程序的问题及其对策

公诉程序在我国的立法和实践中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取消目前的庭前审查程序、建立证据展示制度、适度引入“辩诉交易”、实行公诉人当事人化、建立公诉变更制度、适当限制庭审案件的补充侦查是完善公诉程序的可行性对策。

刑事公诉案件撤回:固守与放开之间

撤回公诉,作为公诉权的一项重要权能,涉及到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认定和权利的救济。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都赋予检察机关不同程度的撤回公诉权。目前,在我国,由于立法的缺位,撤回公诉制度在理论上是一个薄弱环节,实践中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肯定撤回公诉正当性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公诉撤回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撤回公诉制度的完善提出几点初步设想。

刑事公诉与审判监督的冲突及调适——兼论审判监督权的强化

法律监督与刑事公诉之间并不是包容关系,人民检察院的职能应当包括法律监督和刑事公诉两个方面,但这两项职能在具体实现的过程中会发生冲突,以公诉权和审判监督权为例,现行公诉人兼刑事诉讼监督者身份的模式既不利于实现监督职能,也会减弱控诉职能,应当对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进行调整,建立统一的监督机构,强化对审判行为的监督。

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再认识

我国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提高到当事人地位,这更好地维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彰显了刑事诉讼法对人权保障的重视。但学术界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有不同看法,有完全肯定的,有完全否定的,也有既肯定又否定的。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在法理上是合理且必要的,但我国刑诉法应该进一步完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使其当事人地位名实相符。

刑事公诉案件撤回起诉中的若干问题探讨

撤回起诉权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在案件中运用撤回起诉权对刑事案件的诉 讼程序和实体判决造成较大影响。本文对刑事公诉案件撤回起诉的法律依据进行研究,分析了刑事公诉案件 撤回起诉的适用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探讨撤回起诉的法律后果,并对撤回起诉的规范适用提出建议。

言词原则与刑事公诉

当前,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学的交流和实务的合作日益频繁,一方面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人权保护的加强,另一方面给传统的司法工作提出了挑战.如何适应这一客观发展趋势,实现刑事诉讼双重价值目标?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本文仅就其中即言词原则与刑事公诉这一问题作一些研讨,以期对适应这一诉讼原则,完成公诉任务有所裨益.

论刑事公诉案件中被告人的证明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 ,被告人在某些情况下承担证明责任 ,这是符合刑事诉讼目的、诉讼合理主义以及刑事诉讼政策的。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人是为了证明自己无罪而承担证明责任的 ,而且只是在实体法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承担完全意义的证明责任 ,即包括提供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在一般情况下 ,只承担提供证据责任 ,说服责任的负担仍在公诉方。

国有资产公益诉讼中的检察官提起非刑事公诉制度

我国国有资产流失情况特别严重,但是现实中很难看到对此实行司法保护,其中一个制度上的障碍就是没有规定诉权主体。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检察机关应该以诉人身份对国有资产流失案件提起非刑事公诉;同时,立法机关应该从立法上赋予检察机关非刑事公诉权。

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正当性基础与实务运作

大数据技术对提高刑事公诉办案质量和效率具有重大意义。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具有诉讼程序效率化,证据标准统一化,庭审审判实质化和定罪量刑精准化的正当性基础。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应遵循诉讼规律与法治原则,明确科技手段辅助性原则以及确保正当程序支撑的原则。在实务运作方面,刑事公诉工作应主要立足于审查起诉和庭审两个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要以构建审查起诉综合数据平台为依托,庭审阶段要以着力构建庭审指控一体化平台为保障,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与刑事公诉工作的深度融合实现标准化建设,打造智慧公诉模式。

试论刑事公诉方式的改革

刑事公诉方式作为诉讼程序的衔接点,对整个诉讼的公正进行其起着重要的作用。全案移送和起诉状一本是当今各国普遍采用的的公诉方式,我国同样徘徊于二者之间。笔者认为,全案移送和起诉状一本均具有彼此不可比拟的优势,二者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可以融合的,可以共同发挥着对公正诉讼程序的保障作用。

论刑事公诉环节审判监督职能的完善

刑事公诉环节审判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发挥的重要部分。然而,目前这一环节法律监督日益受到挑战和质疑,遭遇了理论和实践上的诸多瓶颈。因此,有必要就刑事公诉环节的审判监督面临的紧迫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关于刑事公诉案件庭审模式改革的思考

目前,司法实践中控辩式庭审模式的改革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这种庭审方式是对现行我国刑事公诉案件审判方式的变革,其基本特点是控、辩双方各自举证、辩论,法官居中裁决。因其还处于摸索阶段,没有现成经验,因此,从法学理论上对之加以分析、探讨很有必要。

刑事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若干问题

刑事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正从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其本身还存在一些问题,宜从量刑标准、实体权利、监督等环节加以完善。

刑事公诉案件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法律思考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诉讼是证据的博击。刑事诉讼程序一经启动，从始到终就围绕证据的收集、运用和认定而运作，最终通过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清楚真实，使裁判实现实体公正。然而法律所强调的事实，在社会生活中不可能反映为行为时的客观真实，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用证明材料证明行为曾经确实发生并是否构成犯罪而反复论证的艰难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