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网络犯罪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分析

跨国网络犯罪组织逐渐策划和实施更加复杂的犯罪活动,给社会治安和国家利益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要惩治跨国网络犯罪,单一国家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各国政府和执法机构必须加强合作,共同打击这些犯罪行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在这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为各国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和协调行动的平台,使得各国能够共享情报、收集证据,协同执法行动,以实现打击跨国网络犯罪的目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决定

(2024年4月2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批准2019年10月12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加德满都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决定

(2024年9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2023年11月22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北京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中文本)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毛里求斯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决定

(2024年4月26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批准2018年9月2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北京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毛里求斯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内加尔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决定

(2023年12月29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批准2018年7月21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达喀尔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内加尔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内加尔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关于修改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四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议定书》的决定

(2024年9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2023年5月17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西安签署的《关于修改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四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议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完善了中国刑事法律体系,顺应国际司法协助规范化要求,为打击跨国犯罪、加强国际司法合作提供了立法支持。解读《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的主要特征,明确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范围及拒绝提供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情形,有助于全面把握立法背景、重大意义及法律架构。

中国向缅甸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障碍与发展策略

中国向缅甸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繁荣期三个阶段,2011年湄公河“10·5”惨案发生后,中国政府加强了与缅甸的刑事司法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绩。目前,中国向缅甸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障碍在于缅甸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司法受到行政干涉,司法腐败;中缅双方虽然签订了一系列禁毒谅解备忘录、联合声明等具有法律性质的文件,但未签订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与引渡条约,对双方来说没有实质的法律约束力。就此提出以下中国向缅甸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发展策略:推动签订中缅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引渡条约、刑事诉讼转移管辖条约、移管被判刑人条约,资产追缴分享条约。

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探究

犯罪分子利用互联网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涌现出众多新的犯罪形式,逐渐从使用电话一对一、点对点联系转变为以网络为载体的一对多“群发”性互动。行为人为躲避国内刑事侦查与追诉,通常会潜伏在境外借助实时通讯工具和移动支付手段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治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须从横向与纵向两方面同时着手,纵向即符合我国国内法律规定,横向即符合国外相关法律规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则是沟通横向与纵向的纽带。在仅靠单边体制已不能妥善解决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时,新路径是采取主权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对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某些非强制性措施可以适当突破双重犯罪原则,通过异国鉴真的方式提高跨境证据的可采性,以资产共享的方式提高资产流入国共同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积极性。

中国向新加坡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研究

中新两国一直在跨国犯罪、抓捕外逃人员等刑事司法协助领域存在共识,双方保持密切联系与协作,成功办理如“李华波案”等重大跨国案件。中国向新加坡请求刑事司法协助主要基于共同签署的国际条约、宣言及国内法,但由于新加坡与我国尚未签订双边的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及引渡条约,中国向新加坡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缺乏有关双边条约,存在条约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对比分析两国的《刑事司法协助法》发现,两国间刑事司法协作形式不统一。结合两国间成功司法实践案例发现,协作程序较繁琐。因此需尽快完善中新刑事司法协助双边条约,促进两国刑事司法协作形式统一,优化国内司法协助程序。

中国向泰国请求刑事司法协助机制的法律基础与完善路径

中国向泰国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法律基础包括由联合国主持制定的国际公约、双方共同发表或者参加的合作宣言与倡议、中泰双边条约、两国国内法。中国向泰国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现有机制成就了丰硕实例,取得了可观成绩,但仍存部分阙如,如中泰引渡条约对引渡的原则性问题规范不明确、双边条约囊括的协助形式不全面、泰国司法机关工作效能有限。为进一步完善中国向泰国请求刑事司法协助机制,建议双方缔结刑事诉讼移管条约、缔结资产分享协定、加强两国相关人员培训交流。

中国向印度尼西亚请求刑事司法协助机制研究

为了弱化因法律制度差异化存在的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之间研究的“双向认识障碍”,需要全面梳理关于中国向印尼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和程序要求,以此提高协助请求的有效性。受两国法律体系结构性差异化及双边条约内在缺陷的因素影响,中国向印尼请求刑事司法协助的现实困境集中体现为双边协助条约的可利用性不高。对此,需要坚持国内制度、国际合作机制内外并举的实施策略,以及促进《中印尼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务实化的完善方向,共同发挥警务合作与刑事司法协助在跨境追逃追赃中的作用。

中国向文莱请求刑事司法协助机制的评估与建议

中文两国开展刑事司法协助有着深厚的基础。随着2018年两国双边关系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和正式实施,中文之间刑事司法协助程度将进一步加深。中国向文莱请求刑事司法协助,双边关系是其政治基础,国际条约、国际文件是其国际法基础。中国向文莱请求刑事司法协助取得了丰富的实践成果,但是暂时没有刑事涉案人员将文莱作为外逃目的地,这既有文莱国情的原因,也有两国未雨绸缪、建立了预防中国涉案人员逃往文莱的刑事司法协助机制的原因。中国向文莱请求刑事司法协助还存在执法司法合作较少、双边条约缺失、资产分享机制缺失的障碍,还需要双方拓宽执法合作渠道、构筑完备的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体系、构建犯罪资产分享机制。

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本文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范围、原则、协助程序均作了较详细的理论阐述，认为应该严格依据国际条约或公约解决有关司法协助问题。作者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范围广狭义之分及这种划分的意义、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申请、审查、执行作了具体探讨。

穗港两地刑事司法协助探讨

近年来,中国内地涉港刑事案件急剧增加,尤其是邻近香港的广东省这类案件特别多,这与当今犯罪活动空间日益扩大出现了跨国跨地区等特点密切相关.目前世界公认的四大国际犯罪——黑社会犯罪、国际贩毒、国际商业犯罪和国际恐怖活动,前三种犯罪在香港地区一直比较猖獗.随后,国际犯罪分子又把黑手伸向了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对广东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危害很大.80年代中期,这类案件首先在广东的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发生,而后向其他地区延伸,犯罪分子利用境内企业、金融部门管理上的漏洞和司法机关涉港案件侦查和执行方面的不便等条件猖狂作案,据统计,80年代后期以来,广东每年被香港不法之徒诈骗的财物都在三亿元以上.1995年6月13日发生在中国大陆与港澳间水域的“东星号”客轮特大抢劫钞票案更是惊心动魄.一些境内犯罪人员则妄图利用港澳与内地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差异,钻空子,在内地作案后潜逃偷渡到香港,以逃避法律的严厉制裁.据调查,1994年以来,广州市中级法院审查的贩毒案中就有十几人属境外人员.为了严厉打击境内外犯罪分子,堵塞法律上的漏洞,内地与香港尤其是穗港两地司法机关携手合作加强司法协助十分迫切和必要.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穗港两地刑事司法协助还未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两岸反恐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之探究

两岸反恐刑事司法协助,是指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在防恐反恐议题上的刑事司法协助,是"一个中国"原则之下的区际专项刑事司法协助。两岸开展反恐刑事司法协助,可以以反恐议题推进两岸的刑事司法协助,可以借助刑事司法协助方式加强两岸反恐合作。关于两岸反恐刑事司法协助的开展,大力贯彻实施《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可为两岸反恐刑事司法协助的开展打下扎实的基础;适时推动两岸正式签署刑事司法互助协议,从广义的角度确定两岸刑事司法互助的内容与范围,规范刑事判决的相互认可与执行;务实推动两岸签署反恐刑事司法互助附件或反恐刑事司法互助专项协议,就人员交流、情报协作、协助侦办、罪赃移交等问题做出具体、详尽的制度安排。

追逃追赃与刑事司法协助体系构建

追逃追赃工作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密切相关。我国当前追逃追赃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相关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定位模糊以及与国内法的衔接不够完善等问题,制约了我国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成效。我国应当确保国内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现有效衔接,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紧完善《引渡法》,尽快出台《刑事司法协助法》,加强执法司法机关人员的能力建设,更多地运用境外追诉,完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

论两岸四地刑事司法协助机制创新

两岸四地自开展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三十年以来,对治理跨境犯罪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其中一些法律制度的创立,标准与规范的确认,执法工作机制形成以及司法实践中处置手段与方法运用已呈现雏形,并具有了自身的特色。但面对不断升高的两岸四地犯罪状况及其导致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两岸四地有必要进行通盘考量,借鉴有关的历史与现实经验与教训,积极创造条件,探索一些有效解决的最佳途径,使协助与合作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

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适用“双重犯罪原则”新论

双重犯罪原则能否适用于我国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存在着否定论与肯定论之争。完全的否定或肯定都不可取,肯定的限制论是一种更容易被我国四法域所接受、灵活机动的态度。即,对于诸如刑事诉讼文书送达等狭义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不适用双重犯罪原则;但对于区际逃犯移交、刑事诉讼移转与被判刑人移管适用双重犯罪原则,同时允许就区际逃犯移交商定特殊类型犯罪作为双重犯罪原则的例外。

内地与澳门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新探

近年来,通过对内地与澳门刑事司法协助的回溯,两地在这一领域建立了一定的合作机制,但是制度性安排进展十分缓慢,与体系化、法律化的理想模式相差甚远,以至于实践中部分跨境刑事案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问题主要集中于共有管辖权的协调、罪犯及赃款赃物的移交、被判刑人的移管等方面制度安排的缺失。因此,内地与澳门有关部门应当积极探索一套民刑分离模式的互助协议,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使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机制化。此外,新的安排应有实质性突破,并从局部到整体、由易到难分步实施,设计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机制和模式,以利深化两地司法互信,提高共同打击犯罪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