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背景下虚增信用行为刑法应对的反思

数字经济的虚拟性、无界性特点,造成交易参与者之间天然存在信任危机。信用评价体系作为危机解决方案之一,成为维系卖方、买方和平台之间信任关系的重要渠道。出于惩罚虚增信用的考虑,存在司法入罪论、立法入罪论两种对立的应对主张。但司法入罪论在违法构成和法益定位上不符合虚增信用行为;立法入罪论虽然在侵害本体结论上正确,但没有考虑到信用评价业务法益的自我保护能力和信用评价体系内在缺陷的救济容忍问题。考虑到互联网时代刑法控制论的变革和刑法的补充性原则,以刑法手段治理虚增信用不仅可能因无法化解遵守禁令与生存的矛盾而无功,而且可能会对社会子系统自我治理的积极性形成遏制。因此应特别慎重考虑虚增信用行为的刑法应对,将重心置于非刑事法律手段的完善。

高校贪腐的刑法应对

目前高校贪腐成为高官贪腐之外人们关注的另一焦点,腐败行为从官场蔓延至高校。如何规制高校贪腐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问题。高校贪腐既有贪腐犯罪既有的特征,也有高校贪腐自身的特点;从刑法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着手,分析其构成要件特征及现行司法解释,展开论述贪污贿赂犯罪目前存在的司法实践问题以及对于打击高校贪腐的作用及可能面临的现实困境;最后,从法律层面、制度层面提出打击高校贪腐的应对之道。鉴于高校贪腐行为的行业特殊性,在注重刑罚惩罚和预防的同时,应当强化对高校贪腐行为的制度约束和道德教化,此种路径可能更为可行和有效。

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刑法应对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高位且已经严重扭曲,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人口安全和社会稳定面临严峻考验。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会挑战传统家庭伦理、加剧社会管理风险、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增大犯罪率。现有行政性惩处调查取证难度大、处罚标准高,利益剥夺与资格取缔作用有限。"标本兼治、治标为主"治理模式的确定,迫切要求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进行刑法应对。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进行刑法应对,在入罪模式上应取"立新"而弃"破旧",在入罪技术上应取"性别鉴定行为的犯罪化"而弃"导致终止妊娠之性别鉴定行为的犯罪化"。

我国食药犯罪刑法应对策略探讨

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形势严峻,一直以来我国刑法对于食品、药品犯罪采取重刑主义刑事政策,然而却未能发挥应有的遏制效果。这表明以法益侵害和责任主义为中心的刑法规制传统已不能对食品、药品犯罪全面、有效地遏制和预防。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对食品药品犯罪的规制,应扩大食品药品犯罪的外延涵盖,将帮助行为正犯化、增设持有型犯罪、完善食药监管渎职犯罪,这比单纯立法趋重更具现实意义。

中资企业海外商业贿赂的现状考察与刑法应对

伴随中国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和对外投资额的累积增加,海外企业商业贿赂问题日益凸显,严重损害了中国海外企业的整体形象,中国刑法体系应对海外商业贿赂犯罪却严重准备不足。在中国海外投资突飞猛进的势头下,刑法应当承担起打击海外商业贿赂犯罪、维护中国海外企业形象的历史使命,因此,应重构符合经济大国地位的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设置符合海外商业贿赂犯罪特征的罪名体系,强化刑事司法打击力度和国际司法合作。

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的刑法应对

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留下的制度空白亟须填补。从正当性和可行性两个角度来看,行政化、刑事化双重处理的方案是劳教废除后较好的制度选择。同时,刑法的介入必须遵循谦抑性原则,只有《治安管理处罚法》无法规制的行为,才应纳入《刑法》的范围之内。刑法应以司法上的犯罪化的方式进行扩张,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降低部分犯罪的入罪门槛。

浅谈风险社会之刑法应对

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相伴而来的是很多隐患不可避免地产生。为了有效的应对社会当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风险刑法理论应运而生。文章对风险社会的刑法应对做简要分析。

互联网背景下版权保护的刑法应对

互联网时代,版权犯罪呈现有异于传统版权犯罪的新特点,比如,犯罪主体更加多元,犯罪主观目的不明确,犯罪行为和方式新型化以及犯罪后果难以估量。对此,为避免互联网限制刑法对版权规制的能效发挥,我们有必要从立法、理念以及主观形态三个维度对现行刑法的版权规制规则给予适当调整,积极应对互联网版权刑法保护的争议,进而突破新形势下版权刑法保护的现实瓶颈。

新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犯罪的典型领域及刑法应对——以法秩序统一性为视角

传统的全球化是在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人类利益博弈平衡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然而近年来某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将政治利益凌驾于经济利益和人类利益之上,导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逆全球化趋势,进而形成停滞与发展双向循环的新全球化状态,加剧金融犯罪的产生:一方面,由于国际层面单边主义强监管的刑事政策在实质上导致金融犯罪界定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由于国内避险资金内循环渠道的多样化在形式上导致金融犯罪形态的不确定性。以上二者对冲作用之下,金融犯罪在成因上可类型化为外源型风险、内生型风险与混合型风险。金融风险进一步带来法秩序挑战:刑法体系外部国际刑事政策的冲击、刑法体系内部预防刑设置的博弈以及刑法与其他法域之间的冲突。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还应回归法秩序统一性的应对模式,即宏观上妥当处理金融犯罪国际刑事政策的国内法化;微观上加强完善法域关系协调下的金融犯罪行政刑法构建。

智能合约伴生风险的类型研判与刑法应对

在区块链时代智能合约衍生出三类严重伴生风险:以智能合约为场景的利用代码规则行为、以智能合约为对象的侵害私钥行为以及以智能合约为手段的犯罪交易行为。现行《刑法》在应对智能合约伴生风险时存在行为属性不明、罪名适用争议以及犯罪治理困难等问题,场景风险所引起的行为属性不明源于法律安全与技术自由的价值博弈,对象风险所导致的罪名适用争议源自私钥与数字货币之间本体差异与价值关联的矛盾,手段风险所致的犯罪治理困难源于犯罪匿名与共犯信任的结合。应对这些风险需要分别从三个方面着手:智能合约应在个人自决的基础上划分为自治型与半自治型智能合约,并援用被害人同意理论合理划定犯罪圈;侵害私钥行为应划分为非法获取私钥行为与非法删除私钥行为,并对其刑事责任采取类型化的认定模式;设立非法编写智能合约罪能够有效阻止智能合约被用于违法犯罪,防范智能合约的手段风险。

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犯罪的刑法应对研究

人工智能是模拟人类智能并应用于学习、存储、计算、决策甚至行动的计算机网络程序或机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已成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一部分,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犯罪的问题也日益突出,这给法律界提出了刑法应对研究的挑战。该文根据犯罪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范围不同,探讨了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犯罪的5种类型,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传统犯罪、故意“破坏”人工智能运行实施犯罪、利用人工智能的“错误运行”实施犯罪、利用人工智能产品实施犯罪、人工智能失去控制时成立的犯罪,进而提出完善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犯罪的现代刑法制度的建议:增设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犯罪的刑法立法罪名、增加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犯罪的刑法主体界定、以刑法解释学规制刑法的适用问题、完善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犯罪的现代刑罚体系。

网络社会背景下《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新变革与刑法应对

新类型违法犯罪手段的涌现、违法犯罪空间的扩展、主体类型的丰富以及数据形态的崛起,均是信息网络时代对法律规制走向的冲击和影响因素。《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信息网络时代的回应体现在第6条"禁止混淆的行为"和第12条新增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条款。《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规定的行为手段与刑法关于涉互联网犯罪的规定存在一定的关联与交叉,对于情节严重的行为,应适用刑法进行规制。

人脸识别信息侵害行为的刑法应对

人脸识别信息侵害行为呈现出法益侵害的精准化、链条化,具有法益侵害的直接指向性。当前,人脸识别信息侵害行为存在入罪标准不明、对涉人脸识别犯罪部分环节评价不足的刑法规制困境。对人脸识别信息侵害行为的刑事应对策略,应当明确入罪标准,构建个人信息二分保护体系。对于非法存储行为,可用不作为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者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规制;对于非法加工行为,可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规制;对于非法利用人脸识别信息侵害行为,应当通过扩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构成要件行为方式的做法实现其入罪化。

人体器官移植中犯罪行为的刑法应对

关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罪名适用的争议,提出“组织”不限于以得到供体承诺的平和方式,只要行为人带着促成供体出卖器官的目的实施组织行为,即可认定为既遂,此外应将其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的适用关系理解为想象竞合。针对“人体器官”界定不明、完全禁止未成年人、无决策能力成年人活体器官捐献的弊端、死亡认定标准有待完善等问题,提出将角膜纳入人体器官的范畴,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未成年人、无决策能力成年人活体器官捐献,并提出应由二元死亡认定模式逐步过渡到脑死亡一元认定模式。

论风险社会的刑法应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亦更趋复杂性,风险普存于世,所谓的"风险社会"随之来临。对于风险社会的准确理解,直接关系到刑法如何应对社会中的"风险",因此,文章首先就前人研究的"风险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误解作了一下梳理;在此基础之上,指出刑法应不应该对风险社会作出回应这个论题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此问题应该换成刑法对风险社会作出应对有无其现实意义或者紧迫性,文章对此作出了个人的观点论述;最后,文章对于学者们在风险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所主张的风险刑法理论作了一些简介和评价,并对于刑法应对风险社会的举措提出了两点主张,即从心理层面和文化层面来着手。

袭警行为的刑法应对

袭警行为频繁发生,说明现行刑法在保护警察权方面存在缺陷,因此,本文通过对外国刑法中有关袭警犯罪规定的比较、分析,提出在我国刑法中,对袭警行为进行应对的途径和方法。

手机预装软件问题的刑法应对

手机预装软件是一种常见于智能手机客户端的软件类型,其存在本身就已经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而其特有的属性,又为手机病毒、木马程序的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一些手机预装软件可能劫持用户流量、窃取用户个人信息甚至破坏手机系统,并成为其他犯罪的工具,这些风险值得从刑法的角度进行研究和分析。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归责障碍与刑法应对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发生异变。面对传统共犯理论在应对中的乏力表现,刑事司法、立法及理论界都做出了积极探索,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为有效解决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归责障碍,有必要立足于本土理论,修正传统共犯归责模式;选择缓和修正后的限制从属性说,引入片面共犯理论以消除因犯意联络缺失而导致的入罪障碍,扭转将帮助犯等同于从犯评价的思维惯性,并以正当业务为抗辩事由构建合理的出罪机制。

论诈骗罪的互联网异化与刑法应对

互联网的发展使传统的诈骗犯罪产生虚拟化异变,诈骗罪由数额犯向多次犯和情节犯转化,诈骗与盗窃之间的罪名界限与诈骗既遂的认定标准日渐模糊。实现诈骗犯罪互联网异化的刑法应对需要:在立法上打破既有的诈骗罪纯正数额犯的立法模式;在司法认定上应当坚持“处分意思必要说”,以受害人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程度作为区分互联网背景下盗窃罪和诈骗罪的根本标准,以诈骗者获取受害人支付账户密码时或受害人转账时作为犯罪既遂的认定节点。虚拟财产是一种服务而非财产,盗窃、复制虚拟财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源于对网络游戏价值总量的稀释,诈骗虚拟财产的行为不宜认定为诈骗罪。

人工智能时代无人驾驶汽车刑事风险的刑法应对

作为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技术运用的典型产品,无人驾驶汽车迎合驾驶安全需求。但是,人工智能的逻辑演绎,在操作上仍与人类本能反应存在偏差,致使以"人类行为"为中心的现行刑法及刑事责任的传统理论在应对自动驾驶造成的交通损害中捉襟见肘。因此,应分别处理无人驾驶汽车所带来的刑事风险:一是人为风险,将无人驾驶汽车所造成的风险对行为人进行非难,二是自然风险,法律应对动态的演变及时地做出回应与调整,对人工智能阶段无人驾驶汽车赋予刑事拟制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