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适用走向方法时代之路——刑法适用方法研究回顾与前瞻(1997—2014)

刑法适用方法的运用是增强判决公正性和说服力的重要保证。在刑法适用方法研究中,刑法解释方法理论成果最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其他方法无可比拟的。对于刑法适用中的思维方法、推理、论证、利益衡量方法以及刑法漏洞的处理方法等问题,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与司法实践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不足。加强刑法适用方法研究,丰富刑法理论,是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之一。

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刑法适用解释中的作用——以一起转化型抢劫案为视角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刑法中具有全局性的指导作用。当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犯罪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仅能影响量刑,使得刑罚与犯罪相适应;在一些典型案件中根据犯罪可能判处的刑罚还可能影响定罪,从而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只有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指导,才能正确地进行刑法的适用解释,进而合理地适用刑法。

国际法视角下商标犯罪刑法适用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如果被侵害的是驰名商标,司法者可以依据相关司法解释中的"其他情节严重"、"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兜底条款,认定该行为属于商标犯罪"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以此体现出对驰名商标予以特殊保护的精神;将反向假冒行为直接认定为假冒注册商标罪难说恰当,但将其认定为销售伪劣产品罪进行处罚,不失为一种较为折中和稳妥的作法;国际法上并没有提供明确的商标犯罪的入罪标准,基于刑罚方法的严厉性和特殊性,刑法的调整范围应当慎重划定。

比例原则的刑法适用及其展开

比例原则包含了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个子原则。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在刑法领域中的适用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一方面,比例原则与刑法目的和功能、刑法基本原则、刑法制度以及刑法谦抑性理念等刑法具体原则、制度、理念具有共通和契合之处,在刑法中适用该原则不会引发其与刑法价值、目的以及具体制度的冲突。另一方面,该原则在刑法中也有其适用的特殊价值。能对刑法的发展和扩张进行合宪性控制;能从实体价值和方法论上指导刑法的适用;能够促进刑法和宪法之间的良性互动。由于比例原则具有以上特性,该原则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刑事立法中,比例原则可以指导犯罪圈的划定和刑罚配置,保障刑事立法的正当合理性;在刑事司法中,比例原则为正当防卫的限度提供判断基准、为刑法中概括性规定的解释进行合宪性控制。

刑法适用解释的难题——以最高人民法院对奸淫幼女的“批复”为视角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奸淫幼女的"批复"以及学界对该"批复"的辩驳表明,我国刑法适用解释的基本立场急待确定,即严格解释规则、正确解释规则和生活逻辑规则。以此反观我国刑法第236条第2款的规定,可知对奸淫幼女犯罪排斥年龄认识错误辩护并不当然表示立法创制了一个不以罪过为要素的绝对责任之罪。我国学界对"批复"的辩驳暴露了学术争鸣的理论苍白与逻辑混乱,"批复"亦不能澄清关于奸淫幼女犯罪构成罪过要素的困惑。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完善我国法定强奸罪立法。

突发传染病疫情防控中的刑法适用研究

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的刑法适用,应注意把握危害公共安全的标准,并注意区分故意和过失;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依照司法解释按非法经营罪处理,有司法权侵入立法权之嫌,需妥善处理;与突发传染病疫情有关的恐怖性犯罪的刑法适用,应注意把握若干要点和区分若干界限;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的刑法适用,应注意该罪与相关犯罪的法条竞合问题。

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刑法适用

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不构成我国刑法中的传播性病罪,在当代的医疗水平下,可以认为该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在审判时,被害人没有死亡的,只能追究行为人故意杀人未遂的刑事责任。经被害人承诺的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也构成故意杀人罪。危及公共安全的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则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论死亡标准的冲突对刑法适用的影响——兼评我国死亡标准的取舍

脑死说标准和心死说标准的分庭抗礼给刑法适用带来了困惑和混乱,脑死说和心死说两种标准在定罪、量刑、诉讼程序以及适用范围等方面存在冲突。在死亡判定标准上,各国立法存在"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争,基于人的死亡是一种客观事实、"二元论"标准在司法适用上的不合理现象,我国刑法适用宜采取"一元论"的脑死说标准。由于科学依据、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等多种原因,我国确立脑死亡的立法标准将漫长且困难。

“网络水军”的社会危害及刑法适用

本文通过分析"网络水军"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针对"网络水军"协助实施侵犯公民人身权、民主权、财产权,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等行为,提出应增设相关法律法规来遏制其从事非法活动的建议。

论股市“恶意做空”行为的刑法适用——以“刑法解释的保守性”为立场

股市的"恶意做空"行为严重威胁我国金融市场稳定,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但"恶意做空"的叙述并不构成严谨的刑法判断,以此为名,严打股市"恶意做空"行为,易引发公众对市场经济"法治理性"的忧虑:股市其他"恶意做空"行为1是否必然要入刑?如果"恶意做空"行为关涉犯罪,又当如何准确适用刑法?疑惑产生的背后实质是刑法解释学之争在股市中的隐现。形式解释论主张法律漏洞必须立法填补,反对将其他"恶意做空"行为入刑;而实质解释论则主张用实质的标准对股市"恶意做空"行为出入罪。基于对哲理根基、现实检视、规范视角的反思,刑法解释保守性命题在对股市"恶意做空"行为的刑法适用上具有明显合理性,能有效区分股市"恶意做空"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谋求刑法善治,提升资本市场法治化水平,依"法"引领资本市场新常态。

国资流失犯罪研究——兼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刑法适用问题

国资流失犯罪将从高发于企业改制活动中转移到企业经营过程中,因此,这类犯罪将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犯罪形式。国资流失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背信渎职侵犯纯国有资产的犯罪。如何区别小部分人私分国有资产与共同贪污的判断标准是集体私分一定是私分的受益对象范围大于决策和操作人的范围。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文结合我国刑罚的根本目的和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论述了应对未成年人实行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刑罚。尽管新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原则上作了特殊规定,具体操作上尚需进一步完善。

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刑法适用——以立法推定为视角的分析

刑法第292条第2款关于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的规定,在司法适用上呈现出极为混乱的状态。究其原因,乃因为对立法精神的解读存在偏差。该规定既非法律拟制,也非注意规定,而是可反驳的立法推定。其意旨在于,在不违背刑法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减轻犯罪检控的证明负担,并实现严密刑事法网之效果。这一立法推定应全面适用于主观罪过、因果关系和共同犯罪人的认定。对此,应基于立法精神和刑法基本原理,有针对性地确立推定规则和反证标准。

民事诉讼当事人伪造证据的刑法适用

在民事诉讼中,伪造证据的行为时有发生,"其他人"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可以构成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伪造证据甚至毁灭证据,进而否定对方的事实与理由的行为也屡见不鲜,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司法秩序。但对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这一行为,目前我国的刑法中没有明确的条文加以规制。因而,有必要对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进行分类,并界定民事诉讼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边界,进一步探讨对民事诉讼当事人伪造证据进行刑法规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2020年我国刑法适用要报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爆发促使刑法对疫情防控作出及时反应,系列刑事法律法规的出台使得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犯罪的法律体系逐步形成。《刑法修正案(十一)》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高空抛物、疫情防控、冒名顶替上大学等社会现实关切的热点、疑点、难点等作出了积极回应。要报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规制,正当防卫的再检视,高空抛物行为的刑法规制,冒名顶替入学问题的刑法规制,突发公共事件的刑法规制,野生动物的刑法保护。

刘海洋案件的刑法适用问题与思考

刑法学者认为 ,刘海洋案件应当定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破坏生产经营罪”、或者“寻衅滋事罪”等 ,但法院最终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而免予刑事处罚。笔者认为 ,此案不仅直接冲击罪刑法定原则 ,也反映出我国刑法分则条款的立法技术有漏洞。

论赌球行为的刑法适用及立法完善

赌球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该行为应根据从事赌球行为不同主体的具体情况适用不同的罪名。为打击赌球行为,应对赌博罪的有关规定加以完善,并设立操纵体育比赛结果罪。

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

刑法适用的过程就是法官解释的过程。法官解释是执行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经环节,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与我国现行解释体制并无矛盾,并在各自的空间发挥作用。

论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刑法适用——兼论突发事件中刑法适用的价值导向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在刑法的工具价值、秩序价值与预防价值共同指引下,刑法启动提前和刑法解释扩张的趋势明显,这反映出刑法在积极完成自身任务的同时,也将维护疫情防控秩序作为了重要目标;而基于应对疫情的前期经验,刑法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既要注重自身的预防价值与秩序价值的平衡,以克制突发事件的突发性与危害性,又要防止自身工具价值的不当扩张,以避免沦为应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性工具——具体而言,需要正确理解突发事件的防控秩序与刑法法益的内在逻辑,把握刑法解释的稳定性和严格性要求,并及时向民众宣传刑法的适用情况,以此实现刑法之工具价值、秩序价值和预防价值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