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效益成本资源有效配置论

一刑罚效益的成本资源的含义所谓刑罚效益的成本资源，是指国家借以实现刑罚的预防、惩治犯罪的效益而可能支出的费用。从国家或社会角度来说，国家要获得一定的刑罚效益，则必须支付一定的刑罚成本。换个角度说，这些刑罚成本就是国家可以凭此获取刑罚效益的成本资源。刑...

刑罚实现探析

《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监狱法》的颁布实施，意味着我国刑事立法体系和司法体系的基本完善。但是，实践的结果却昭示着刑事法制建设当中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尽管我们不能由此而推导出当下犯罪的增多是刑事法制建设甚或整个社会的法治状况使然，但是，...

我国刑罚体系之适应性调整研究

刑罚体系的概念蕴含了刑罚种类和刑罚结构两个基本要素。我国刑罚种类设置存在刑种数量偏少、设置过于简单、刑罚个别化严重缺失、灵活性明显不足等现实问题,需要分别从个别化与社会化的刑罚发展趋势对刑罚种类进行适度拓展。刑罚个别化要求摒弃传统"刑罚"观念,并在此基础上适度增设附加刑。刑罚社会化则强调要广泛适用"社区刑罚",并进一步凸显刑罚个别化、刑种多样性以及行刑的社会化。而针对我国刑罚结构存在的生刑与死刑的比例失当、刑度脱节、个别刑种适用率低等突出问题,需要对"死刑过重,生刑过轻"观点进行重新审视,注重无期徒刑与死刑间的衔接,逐步完善管制刑和罚金刑的适用,并以此契合对刑罚结构进行的相关适应性调整。

简论“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法答网问题:减轻处罚时,如何“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一、减轻处罚能否减至免予刑事处罚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能否“下”到免予刑事处罚?有人持肯定回答,“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可以减至免除处罚……判处刑罚,不仅包括判处一定刑罚的内容,也包括是否判处刑罚以及是否执行某种刑罚制度的内容。如果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只能依其字面解释为必须判处一定的刑罚,那么法定最低刑已经是剥夺政治权利的案件,如何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63条第2款的规定判处刑罚?”

刑罚的价值与刑罚制度的走向

本文提出，刑罚的固有属性是惩罚性，刑罚的价值是刑罚固有属性所决定的能够满足人类需要和人的需要被满足的一种效益关系；由此得出我国刑罚的目的应当是预防犯罪和惩罚犯罪的统一。同时，对如何发挥刑罚的功能和确立我国刑罚适用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看法。

刑罚基本问题理论研究六十年

20世纪50年代我国刑法学界已对刑罚基本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刑法学界才开始对此方面的问题予以普遍关注并展开全面的研究。就刑罚的概念与本质、刑罚权、刑罚目的、刑罚的功能、刑罚的价值等问题,刑法学者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诸多观点和主张,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共识性的观点,同时仍存在一些分歧。长期以来关于刑罚基本问题的研究讨论在丰富和深化刑法学理论的同时,也促成了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刑罚理念和刑罚观的转变。

刑罚权本体研究

刑罚权源自于社会化人性需求,并始终依附于统治权,是法权之主体创制并适用刑罚,以达相关目的之权限与权能。它分为应然刑罚权与实然刑罚权,虽然刑罚权由国家刑罚权、社会刑罚权与个人刑罚权三大系统组成。刑罚权有其自身的法权关系。

行贿罪刑罚配置的立法变迁与建构展望

制定法预示着法律的发展趋势,《刑法修正案(十二)》体现了行贿罪立法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从行贿罪的立法变迁中提炼出一些规律性表征,为行贿罪刑罚配置提供立法思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行贿罪刑罚配置的灵魂,行贿罪刑罚配置应当考量与其具有对向关系的受贿罪,行贿罪修订需要对刑法结构进行反思和重塑。行贿罪刑罚配置问题被社会广为关注,但如何配置行贿罪的刑罚却见仁见智。对此应当从刑事政策出发,合理设计行贿罪刑罚配置,以期符合“受贿行贿一起查”的价值蕴含。

涉罪人工智能刑罚的正当性——以东西方认识论互补视角为切入点

尽管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学者从“犯罪人”角度讨论了刑罚正当性,但是他们的论述忽视罪与罚的实质而在人工智能刑罚领域无法适用。本文对古希腊哲学中的共相观进行总结,以破解当今人工智能刑法学者落入的“主观思维陷阱”。本文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例,结合先秦时期、秦汉时期、唐宋时期和明清时期的儒家学说进行探讨,发现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可用“实在论”进行概括。基于向量技术生成的人工智能尽管拥有自我意识,但是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刑罚无法使其感到自内而外的痛苦,所以对人工智能施加的刑罚缺乏正当性。人类和人工智能的地位落入黑格尔所提出的主人意识与奴隶意识的辩证关系中,因此应以宋明理学的“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的思想对涉罪人工智能进行行政立法规制。

论刑罚效益的概念

论刑罚效益的概念薛瑞麟效益作为一个学术语言，源于经济学著作，其含义是以最小的资源消耗而取得较大的经济效果。目前，这个概念虽然广泛应用于与经济有关的不同领域，但在刑法学领域内，对刑罚效益问题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从仅有的两篇学术论文看，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

刑罚的当代困境:表现、缘由及出路

当前我国刑罚陷入了某种困境。具体而言,其一,刑罚设置轻重失衡,名为轻重有度、宽严相济,实为多重少轻、重罚愈烈;其二,刑罚效用不当夸大,刑罚实际效用与国民心中的期待效用之间尚有距离;其三,刑罚结果信任危机,裁判结果屡遭质疑。出现如此困境的缘由在于刑罚目的混乱导致刑罚设置轻重失衡,功能不明导致刑罚效用受损,而判罚机械、说理不足导致刑罚结果难以获信。对此,应当重新明确刑罚目的;合理认识刑罚功能;以公正为价值目标,克服判罚机械、说理不足的弊病。

刑罚变更执行共识算法研究

区块链技术为刑罚变更执行数据的真实可信提供支撑,并实现各主体间的互信和高效协同.对权威证明共识算法(proof of authority, PoA)存在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一种改进的动态加权权威证明算法(dynamic weighted proof of authority, DWPoA),进行刑罚变更执行提请共识.构建联盟链,基于Tangle结构提出一种链上共识算法,进行刑罚变更执行主体间的链上共识;基于(t,n)门限签名提出一种分布式预言机链下共识算法进行链上、链下共识,并对带宽占用率和共识时长进行仿真实验,分布式预言机链下共识算法更具优势.

刑罚个别化实现的含义及其基本特征

刑罚个别化实现是国家通过刑罚制定个别化、刑罚裁量个别化和刑罚执行个别化,制定、裁量和执行与刑罚本质要求相一致并体现刑罚目的和犯罪人个别情况的刑罚,它除具有刑罚所具有的特征以外,还具有个别性、完整性、统一性、渐进性等基本特征。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罚适用的检视与反思——基于519个样本的实证分析

网络犯罪在犯罪空间、犯罪方式以及犯罪形态方面,都与传统刑事犯罪不同。这给刑罚的适用带来新的挑战和考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一种新兴的犯罪,在入罪标准、刑罚适用、此罪彼罪区分之上存在争议。对此,本文通过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罚结果和量刑情节描述性分析,证实本罪在刑罚适用上,轻缓化程度显著上升;通过对六个主要量刑情节同刑罚结果做二元logistic回归和有序logistic回归,证实缓刑适用主要受认罪认罚影响,前科和行政违法记录,退赔退赃,犯罪所得具有补充影响力;刑期主要受犯罪流水与犯罪所得影响;罚金主要受认罪认罚影响,犯罪所得与流水具有补充影响力。实证研究说明了本罪部分量刑情节效果发挥不足,刑罚目的实现欠佳,司法压力仍重的现状。解决此困境,构建行刑双向衔接的模式或为良策。

民营经济保护视角下企业犯罪刑罚附随后果的规范化研究

企业犯罪后会触发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文件、内部规定等规范中设定的以限制、剥夺其资格、能力、利益为主要内容的附随后果。企业犯罪刑罚附随后果虽然能够契合国家进行单位犯罪治理的需求并因应国民对于重刑主义的期许,但是严厉的刑罚附随后果产生了明显的“水波效应”“叠加效应”“边际效应”,成为犯罪企业复归社会的巨大负累。在刑罚人道与惩罚理性的时代,应以法益可恢复性作为企业犯罪治理的重要基础,尊重企业的犯罪自控能力,实现犯罪企业的社会复归目标。为此,首先要对现有企业犯罪的刑罚附随后果进行规范化梳理,实现刑罚附随后果的合比例配置;其次要严格把控企业犯罪的认定标准并建立刑事合规的溯源治理方案,从刑罚源头断绝附随后果的产生;最后要以刑事合规为中心建立企业犯罪一体化规制机制,明确其在行政责任和社会性制裁中的激励效力,实现刑罚—行政责任—社会性制裁的融合规制。在提供有效规避刑罚附随后果的刑事实体法路径后,应同时构建法人犯罪后的前科信息查询、使用机制,避免在实践中因法人犯罪信息使用无序对企业造成次生伤害。

刑罚目的观视野下的未成年犯矫正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目的在于教育而非惩罚,矫正措施的选择只能受是否有利于教育未成年犯这一条件制约。犯罪的严重危害性程度并不影响矫正行为的严厉性,而犯罪数量的上升更与矫正措施的严厉性无关。与传统矫正方法相比,未成年犯矫正项目更为有效,具有矫治措施微观化、系统化、融合化等积极功能。项目矫正是循证矫正方法论的具体化运用,项目矫正是教育矫正未成年犯的核心,采用何种项目更为有效既与未成年人本身有关又与其家庭、生活环境等有着紧密联系。

论刑罚的目的

明确了刑罚目的的概念,辨析了刑罚目的与相关概念的关系,评述了报应刑论、目的刑论,折衷刑论和我国学者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笔者的看法,即刑罚直接目的是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根本目的是保护法益。

论刑罚动机、目的及相互关系

刑罚动机应该成为刑罚论问题。刑罚动机作为一种心理起因是和刑罚心理紧密相联的，内容是惩罚动机和改造动机。刑罚目的的内容可从共性与个性两个方面探讨，正确的刑罚目的观应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并正确运用“目的理论”。我国现阶段刑罚目的可以从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分别表述。刑罚动机与刑罚目的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论澳门刑法中的刑罚人道主义

1996年开始实施《澳门刑法典》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刑法的人道主义原则,但整部法典却贯穿着宽容及人道精神:废除死刑和无期徒刑、自由刑单一化、保安处分法定化、刑罚目的人道化、刑罚种类的道义性、刑罚适用的宽缓性等都充分体现其人道主义。这种立法思想和刑法价值观念有助于构建和推进内地刑法的进一步人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