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之刑罚替代措施

从现有的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措施看,刑罚承担着主要角色,且是持一种严罚态度。严罚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威慑作用有限。为了实现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最佳效果,需深入研究该种犯罪的生成模式,分析刑罚规制之不足,并从中寻找刑罚替代措施。不同的刑罚替代措施在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刑罚替代措施的不彻底性决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在信息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对策只能定位为控制犯罪,而非消灭犯罪;在适用刑罚替代措施的时候,需进行"成本—效益"评估;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应重视公众参与。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予以刑罚规制的时候,应有所宽容、有所例外。

美国犯罪少年的刑罚替代措施

刑罚的严厉性并不能在青少年犯罪的矫治中起到较好的效果。随着责任社会化和人道主义思想的产生,为刑罚替代措施的应用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美国对此进行了百余年的实践与探索,形成了了较为科学的少年矫治体系,主要包括保护观察、家庭监禁、电子监控、训练营地等措施。

刑罚替代措施:理性思考与路径选择——以未成年犯罪人的处遇为视角

对情节较轻的未成年犯罪人优先适用刑罚替代措施是大多数现代国家的主流趋势。而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起步较晚,理论界对此的研究刚刚起步,实务界也关注甚少,此方面的立法虽有规定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位现象,导致适用的效果并不明显。准确定位刑罚替代措施的指导理念和理论依据、科学界定其适用条件、理性选择其种类设置,是目前建构我国刑罚替代措施时必须要重视的。

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的重构

对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处置,虽然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表面上是一种最为直接、快捷的解决方法,但它无法从根本上破解我国涉罪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种类较少、司法适用率较低的难题。本文通过对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立法现状以及司法困境的分析,提出以"三层四类"为体系框架,对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进行重构,以解决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在立法上的零散以及法律规定上的重叠,进而确保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过程中更好地实现公平与正义。

再识、透视与审思:罪错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的理论辨析

在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是司法机关裁决免予刑罚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被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适用刑罚以外的替代性措施和方法的总称,具有"教育矫治、促进复归"的目的。从刑事责任的角度来说,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是基于犯罪对象特殊性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新方式,是对刑罚措施的必要补充,具有非刑罚性、复合性、可谴责性等特征,兼具实体性与程序性措施,由司法机关共享适用,针对犯罪情节较轻的未成年人。通过对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与保安处分、保护处分、社区矫正、免予刑事处罚等相似概念的辨析,加深对我国未成年人刑罚替代措施概念的理解,以期更好地在司法实践中进行适用。

美国未成年犯刑罚替代措施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刑罚替代性措施重视教育和改造未成年犯罪人,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美国自建立少年司法系统之后,坚持教育和改造的恢复性司法理念,制定和发展了一系列刑罚替代措施,避免了给未成年人贴上"犯罪标签",帮助其回归社会,降低了再犯和累犯,有力地解决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我国目前尚未真正建立起针对未成年犯的刑罚替代性措施,为了控制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有必要建立我国的刑罚替代措施。

美国青少年犯刑罚替代措施

美国少年司法系统已经建立100多年了,旨在将青少年犯从惩罚性的刑事司法系统中分流出来,对青少年犯实施个体化的改造措施。各州实行的刑罚替代措施并不一样,但是都包含有恢复性司法指导思想,坚持教育、保护、改造的理念,在帮助青少年犯重新步入社会和降低再犯、累犯比例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替代措施的理性思考

当今世界许多经济较发达国家对犯罪情节较轻的末成年人多采用刑罚替代措施。而我国司法制度对此的关注则相对较少，法学理论界的研究工作还处于初始阶段，特别是一些现行的相关法律措施、管理制度存在着严重的滞后、缺位现象，从而导致了未成年人犯罪处罚的法律适用效果不明显。因此，如何准确定位好刑罚替代措施的指导理念和理论依据、界定其适用的条件、理性地选择其设置的种类，是在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司法界必须要重视的一门新课题。

刑罚效力的分析——以犯罪学研究为视角

中国素有"治乱世用重典"法制传统,人们一直以来对刑罚效果的有一种错觉即对刑罚的盲目崇尚和过分依赖。本文从犯罪学的视角来审视刑罚,具体阐述了刑罚效力与犯罪学派、刑罚效力与犯罪效益、刑罚效力实现的制约因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刑罚之外的替代措施比刑罚在预防犯罪方面更有效。

预防刑法立法背景下刑罚限缩论

长期以来的有罪必罚观念和犯罪化刑事政策,体现着较强的刑法工具主义色彩,虽有利于社会防卫却有失于人权保障。一方面,预防刑法立法确有预防犯罪之效;另一方面,对于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无适用刑罚必要性的犯罪人判处刑罚并不能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与刑罚个别化和精准说法的要求尚有距离。有效的犯罪治理不能仅靠立法扩张犯罪圈的做法来“堵”,同时也要注意从刑罚限缩上对犯罪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疏”。鉴于当前刑事立法无法满足刑罚限缩的实践需求,因此有必要从实体法上建立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以及刑罚替代措施,从程序法上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引入暂缓判决制度等,以此应对预防刑法立法带来的犯罪圈扩张问题。

关于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的思考

程序出罪的规模化现象,使我国不附条件不起诉欠缺正当性或正当性不足的特征突显。这必然影响规模化程序出罪的持久性、稳定性,也会形成轻微犯罪治理质效逐渐劣化的趋势。司法规范实际确定了具有相当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规则,及时弥补了立法的缺陷,修正了规模化程序出罪正当性不足的偏差,也为建立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积累了经验。普遍意义的附条件程序出罪制度,应由附条件不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和附条件终止刑事追诉程序构成,具体包含附条件不予立案、附条件撤销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几种具体的程序出罪方式。以不同等级的附条件不起诉取代酌定不起诉、情节显著轻微不起诉,是建立普遍意义附条件不起诉的关键。

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现状检视与防治路径

毒品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已得到国际社会公认。当前我国毒品犯罪主体日益朝着低龄化的趋势发展,治理未成年人涉毒品犯罪问题形势严峻。未成年人是国家未来与希望的承载者,有效防治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便成为义不容辞的时代任务。未成年人走上毒品犯罪道路是其身心发展特点、社会环境影响、刑罚手段运用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此,要有效遏制未成年人涉毒犯罪,必须坚持“个体-社会-司法”“三位一体”的综合防控体系。在个体维度,创新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在社会维度,强化对娱乐场所的监管,完善未成年人社会救济机制;在司法维度,拓宽刑罚替代措施,坚持惩教并重的理念。通过协同各界力量开展综合治理措施,有效预防并减少毒品犯罪的发生,助益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生态犯罪治理刑事和解模式的困境与出路——以福建生态犯罪“补植复绿”司法实践为例

福建地区生态犯罪司法裁判的"补植复绿"实践,是一种刑事和解制度适用典型示例,但是,这种实践并没有实体法根据,常常引起理论质疑。基于刑事和解制度价值,有必要依托刑法,在刑法总则中规定补偿、恢复等刑事和解措施,完善刑罚制度、创设替代性措施和刑罚易科制度;在分则中创设生态犯罪处罚阻却事由,以便"补植复绿"等刑事和解措施的适用有法可循。

论酌定不起诉的程序性出罪机能--以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的关系为重点

酌定不起诉具有将刑事制度稳定性与刑事政策应变性融于一体的特性,具有包括刑法第37条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在内的其他刑事法律制度不可替代的程序性出罪功能,是实现规模化出罪的基本刑事法律制度。大幅度提升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率并使其长期稳定在合理的水准,最关键的现实方案,是从根本上解除实体规范对起诉裁量制度的不当束缚,消除违背起诉便宜原则实质精神的实体障碍。《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的“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独立于《刑法》第37条的规定,实质意义为“根据刑事司法政策不需要判处刑罚”。“免罪免刑”的酌定不起诉与“定罪免刑”的公诉和裁判,所适用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实际控制标准,具有根本不同的法律属性。酌定不起诉是附加适用刑罚替代措施的独立前置条件。轻微犯罪规模化出罪时代的刑罚替代措施,应以附加适用为原则,以不附加适用为例外,对“免罪免刑”的酌定不起诉,应尽可能扩张附加适用刑罚替代措施。

观护制度之追思:走向适度福利型的控制

观护制度本质在于合理保护未成年人成长,其具有刑罚替代措施的性质。现阶段,受案件中心主义的影响,该制度在中国已经发生功能变异:重惩罚轻保护,重制度设计轻制度落实,因此只能称作半截子观护制度。观护制度建构的必要性,已然成为实践共识。观护内容应当纳入现行考核体系中,但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走出"福利等于不惩罚"、"福利等于纯粹经济性"的误区,平衡保护未成年人与保护被害人、经济投入与产出回报之间的关系,观护制度完善应遵循适度的福利型控制模式。

西方“轻刑化”思想根源探微

轻刑化是盛行于当今西方的一种刑罚思潮,虽然"轻轻重重"在西方的刑事政策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但这种两极化的刑罚观念并不能掩盖轻刑化的总体趋势和走向。作为一种思潮,轻刑化的刑事政策具有深层的社会原因,如启蒙思想中的社会契约论和三权分立、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和宽容、社会学中的犯罪永恒理论等。本文对轻刑化刑事政策的社会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证券犯罪刑事政策内涵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的分析

依据《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当前证券犯罪刑事政策是一种严厉的刑事政策,其内涵包括“依法从重从快”“严密法网”及“打防结合”三个面向。该内涵的设定不仅契合了证券犯罪治理的法治化趋势,更彰显了证券犯罪治理的科学化要求。证券犯罪刑事政策的科学化表现是顺应了证券犯罪的生成模式。为了落实证券犯罪刑事政策设定的内涵、实现其科学化要求,需构建协同治理机制、加强社会资本建设、完善刑罚替代措施以及引入技术治理手段。

刑事责任年龄刑法规制比较研究

当下,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人严重违法行为干预的缺失,引发学界对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关注。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调整直接关系到罪错少年的处遇范围,进而影响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防控效果。通过对域外刑事责任年龄的刑法规制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当前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设置相对合理,但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在司法实践操作中的灵活性明显不足,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承担方式存在缺陷。针对上述问题,应当借鉴域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坚持以14周岁为基础、以12周岁为例外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为处在14周岁至16周岁的相对负刑事责任的犯罪人提供更多的出罪机会,同时从刑罚方式与非刑罚处罚方式两方面入手对当前刑事责任承担方式进行调整。

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刑事政策源流论

现代刑事政策与儒家法律思想在很多层面存在共鸣与契合。从"宽猛相济"、"德礼政刑"、"省刑罚"等角度来看,儒家法律思想与"宽严相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罚轻缓化"等现代刑事政策之间具有牵连性和一致性。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规则的体系建构

《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了核准追诉未成年人的最低年龄门槛,延展了罪错未成年人的主体范围。鉴于此,现有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规则亟待调整。其原因包括:罪错分级规则界限相对模糊,分级干预措施并未发挥预期功能,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监管职能运行受限以及专门矫治教育的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域外立法经验表明,建构体系化的罪错分级处遇规则须明确非羁押强制措施与刑罚替代措施的轻缓化导向。依据“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未来立法应立足于附条件不起诉的审前转向功能,拓展核准追诉未成年人的帮教措施类型,优化罪错未成年人档案封存的适用标准。在非刑罚替代处遇的评估报告程序中,着力推动专门矫治教育机构的社会化建设和完善检察训诫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