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视域下的延安文艺——以《刘巧团圆》《小二黑结婚》为例

自苏区至延安时期,中共对婚姻法的制定与宣传给予高度重视。去文牍主义的诉讼程序与广场化的司法方式,让民众获得权利并为自己发声。这一现象被韩起祥改编成说书《刘巧团圆》在乡间传唱,民众由此学到法律知识并向韩起祥提出意见,形成民众与文艺家互动。这一时期的小说也从“读与写”向“说与听”的模式转变。赵树理在其小说《小二黑结婚》中为现实惨案安置了光明前景,维护了追求婚姻自主的合法性的同时,让民众习得维护权利之道。不同的文艺形式对民间公共场所中调解案件的司法模式的书写,为延安时期的去文牍主义的司法模式提供了文艺场域,不仅彰显出对民众权利关怀的文艺精神,也为延安时期文艺家们的创作提供了新路径。

论《刘巧团圆》的现代性

无论是民间创作,还是文人创作,男女青年的婚姻爱情都是历久不衰的创作题材。这是因为文学是以人为表现主体的,婚姻爱情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生内容,因此它就成了永恒的主题,为人们千古唱咏而不衰。在这方面,成功的文学作品都是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和突出的人性表现为特征的,一代大师韩起祥的陕北说书《刘巧团圆》之所以赢得广大群众的喜爱,一直流传至今,原因即在于此。门当户对是传统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在《刘巧团圆》这本书中,刘巧儿之父刘彦贵是一个小商贩,

改造说书人——1944年延安乡村文化的当代意义

如果说"文化"是对生活"意义"的注入,并决定生活方式的选择,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要在乡村获得文化领导权,就必须思考应该给乡村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文化?40年代延安以新说书为代表的大众文艺运动,通过对娱乐的再政治化,转换乡村生活方式,并试图用左翼文化提升民间文艺的品格。通过说书改造,左翼文艺构建了乡村公共生活,而说书人艺术为今天反省印刷资本主义提供了革命和想象的潜能。

“故事”如何成为现实的力量——从《红色娘子军》系列文本(1957-2005)说开去

20世纪至今,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问题一直在被反复地争论,这的确是一个似易实难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时光荏苒,某些'想象'最终确实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演变成历史真实。这一路径揭示了叙事的意义和力量,其实与厚重的历史感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就《红色娘子军》系列文本(以下简称'《红》')来说,虽然以女子从军和展望革命的方式在叙事里虚拟了女性的解放景象,与现实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但是这些历史时间里的'故事'文本确实以某种方式启示了妇女解放的道路。

老调子已经唱完

一由于历史的原因,陕北说书即使在＂文革＂那样的特殊年月,也没有完全绝迹。追溯起来,毛泽东听过陕北说书,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不过是把＂传统书＂换成了＂新书＂。所谓＂传统书＂就是叙述＂忠臣良将,才子佳人＂的书,所谓＂新书＂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歌唱社会主义新人的书。我在2013年4月采访子洲县老君殿艺人封树生时,曾亲眼见过当时县革委会颁发给这些艺人的＂演出证＂。在允许演唱的曲目栏里,只有《王贵与李香香》《智取威虎山》《刘巧团圆》《翻身记》等少数几个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