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关键词研究的“正名”法——以刘师培的“文学”论为中心

刘师培激活孔子、荀子等人的“正名”学说,将其创造性地转换为关键词研究的重要方法。刘师培对“文学”的“正名”,在“名以定事”和“事以验名”两个维度推衍为“四正”之法:考正、厘正、持正和拨正。考正,即通过训诂以正文原;厘正,乃借助文法以正文词;持正,是根据史实以正文派;拨正,为辨析文体以正文变。据此,刘师培建立起了独特的文学、文体和文学史观。刘氏对“文学”的“正名”,其价值主要不在于结论而在于方法,“四正之法”的垂范为当下的文论关键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启示。

清末刘师培入端方幕府风波

刘师培1907年春接受章太炎的邀请赴日本参与《民报》编辑。《民报》作为同盟会总部的机关报,影响巨大。但也因办刊资金困难,产生了许多猜忌与矛盾。章、刘二位书生在1907年下半年在生存困难的窘困下,由章太炎策划,刘师培夫妇实施了“诱窃官金”计划。计划实施的结果,是章、刘失和,刘师培最终为两江总督端方收买,并在1909年春天公开入端方幕府,章太炎也陷入“以万金出卖革命”的舆论风潮之中。辛亥革命前的日本同盟会总部,风云际会,大浪淘沙。刘师培的选择与命运,最终成为大时代中令人扼腕的陈年旧事。这些陈年旧事,随着新史料的发现而不断被充实被丰富。

论《左传》传例的发展及刘师培对其的发明

我国早期图书没有凡例,需要读者去总结它文字背后的意义,有时要超越文本本身,进而推导出作者言外之意。《春秋》经“例”成为经学义理阐释最为显著与重要的内容。杜预明确提出《春秋》《左传》都为史记,否定所谓的时月日例,批评一字褒贬说,认为《左传》除日食、大夫卒而外别无他例,提出新凡旧凡说。在刘师培之前,对杜《注》的批评主要在训诂、章句与辑录汉说方面,而义例方面的成果很少,《左传》“例”学亟待突破。刘师培否定杜预的凡例说,同时将《左传》与《公羊传》《穀梁传》划分界限,系统地归纳总结《左传》传例。刘师培在解释《左传》与《春秋》关系和体例特色时体现出通变观念,但经学观念限制了他在古史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入发展。

“袭”多于“创”:刘师培赋论渊源考辨

刘师培赋论素有“考镜源流,深阂宏博”之誉,影响甚大。然其论赋多为“祖袭”,或有“剽窃”之嫌,鲜为“原创”。“赋源行人之官”袭自乃祖刘毓崧,几为“复制”;“宗骚说”承自孙梅,略作转化;“赋重小学”法自阮元,另辟新解。家学渊源和扬州学统,深烙其心,充分彰显清代赋论的“地域”色彩,亦可见文学传统的“小”“大”之别。立足文献,刘师培论赋“祖袭”洵为事实,不宜过分拔高。然“扬州派”赋论因其而彰,毋庸讳言。考辨刘师培赋论渊源,初衷不在评断,旨在还原真相。

政治立场嬗变视域下: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与早期共产党人之比较——以刘师培、李大钊为例

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之际,从传统科举制中走出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政治立场上呈现出善变的面貌,他们一方面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又由于缺乏坚定信仰政治立场多变。与之相较,政治立场恒定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本文分别以刘师培、李大钊为例,通过对比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立场的嬗变,从侧面凸显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初心使命的坚守。

历史教科书与新史学——以夏曾佑、刘师培为中心探讨

20世纪初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中国历史教科书大量出版面世,这些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与出版,除了学制的因素之外,与新史学思潮有很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新史学为历史教科书提供了思想资源、史学观念,促进了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另一方面,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和出版体现了时代与社会的需要,促进了新史学思潮的广泛传播;双方体现了一种互动的促进关系。

西方近代民族观念和“华夷之辨”的交汇——再论刘师培对拉克伯里“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接受与阐发

清末,以刘师培为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热衷于传播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所以如此,在于刘师培关注政治行动的学理依据,西方"一民族一国家"的近代民族观念为其"排满建国"理想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拉克伯里学说则提供了史实上的支持。不过刘氏对拉克伯里学说的接受,虽以具有西方近代特质的民族观念为支撑,但中国固有的"华夷之辨"的民族意识也深深浸染着他,从而使他的民族观念呈现中西交汇的特色。此一交汇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在当时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论刘师培的“骈文正宗”观

清末民初,以骈文为代表的传统文学逐渐淡出,白话文学潜滋暗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师培系统提出了"骈文正宗"的文学观。"骈文正宗"观有扬州学派阮元、汪中等前人的理论和创作启发,有自六朝以来骈文发展的史料来源,更有刘师培本人独特的文论阐发,是其文学本质观的具体理论表述。"骈文正宗"观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六朝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具有文学和美学的意义,以及特定时期的思想政治意义。

“文质”与“南北”: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探析

本文认为,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作为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的发轫之作,依循着一种理论视角,将南北之分视为超越于历史的先在框架,依此展开对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与将文化、文学的南北之分视为历史特定阶段的传统南北论述之间存在着范式上的断裂。但同时刘氏此论在现实关怀与学理逻辑的纠葛中,并未贯彻其文选派宗旨,在"文/质"对立之中给予后者以更多同情,在与彼时思想史、政治史的密切互动之中,呈现出一种溢出文论史的暧昧性与复杂性意义。

刘师培近代“私德”“公德”思想述论

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 ,刘师培积极致力于伦理道德近代化。他无情鞭挞封建“公德”“私德”之弊端 ,深刻揭露其产生的历史根源 ,从学理上界定了近代“公德”“私德”内涵 ,强调在养成良好“私德”基础上 ,重构以近代“公德”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其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特色 ,有利于塑造近代理想人格 。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理欲观的评析

理欲观是戴震义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戴震义理学区别于程、朱正统理学的关键 所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学者大力阐扬戴氏义理学,力图恢复戴震的完整形 象,促使戴学成为显学。他们所共同关注者即为戴震的理欲观。由于阐释角度不一,所作的评析 差异较大。章太炎从政治视角理解戴震理欲观,认为戴震与程、朱并无根本冲突,双方是在政治 和伦理的不同层面上阐发各自观念。刘师培则分别用中、西学两种标准衡量戴震理欲观,既赞赏 其义理基于训诂,从而能超越宋儒的长处,又点明其不及西学严密的瑕疵所在。梁启超以哲学概 念评判戴震义理学,认为戴氏之理欲观是用“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在本 质上“绝相类”。这些评析,皆对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规范戴震研究 的某种“范式”。

清代诸子学兴盛与文章发展史观的变迁——以章学诚、刘师培文章史观的接续与发展为例

中国古代文章理论观念的提出与变化,往往有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基础和推动作用,诸子学的影响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清代诸子学研究逐渐兴盛,章学诚、刘师培身处不同时期,二人自觉将诸子学与文章学的思考结合起来。章学诚明确提出战国文章在文章发展史中的地位问题,刘师培则承接章学诚,明确阐发了战国文章的价值,这一论述直接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散文史研究;章学诚围绕战国诸子对文章体貌流变的论述略引端绪,之后刘师培则站在文章发展史的高度,由"辨章学术"从而梳理文章发展之源流、规律,这是当代研究值得借鉴的新视角。

刘师培的赋学思想

刘师培无赋学专论,赋学观点散见于他的各种学术论著中。其以经学语境、史学规范和小学基础为根基的诸多赋学观点和思想,对我们探究赋体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有很大的价值。与多数赋论家倾向对具体作者、作品的诠释与评价不同,刘师培注重在更为广阔的文学视野中探讨"赋"这一文体的性质、变迁和功用。系统研究他的赋学思想,可以对赋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今古文分派之说始自何人——从刘师培的一则文字谈起

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别,是为常识。但将今文、古文分为两大派,则似乎并非很久远的事情。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晚清以前的历代学者,虽常论及今文、古文,却没有以今文为一大派,古文为另一大派的。用这样分派的观点来看汉代经学的,实始于四川学者廖平先生的名著《今古学考》。

“文说”与“诗力说”——刘师培与鲁迅文学观之比较

作为20世纪初叶的两位学人,刘师培与鲁迅的文学观具有许多共同的时代特征。在这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期,刘师培与鲁迅都以传统的文言形式探讨了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并拓展了关于文学起源和文学功能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刘师培的文学观体现出传统文学研究的学理性,而鲁迅的文学观则映射出中国文学转型期的现代性,二者之间存在着承前与启后的内在关联。鲁迅在这些同时代研究的基础上对传统文论进行扬弃,对文学起源、文学功能等方面进行理论加强和修复,直至发展为典范和标杆,成为一面启迪后世的旗帜。

刘师培文学起源观考论

刘师培以"古学出于史官"为核心,系统地构建了他所认为的学术是出于官守的理论主张,对其文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加上学术发展的趋势,刘师培以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上古社会的实际,认为后世学术出于史官,从而系统解决了孔子与中国学术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刘师培进一步探索中国文学起源的问题,认为文学出于巫祝之官,文学与六艺、诸子乃是同源而异派,他的这一看法对于提高文学的地位以及认识文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刘师培戏曲观研究

从戏曲的起源——古之乐舞与祀神,戏曲的发展与成熟——戏与曲剧的关系,刘师培戏曲观对王国维乃至后来戏曲史学者的影响,刘师培戏曲观的形成与戏曲改良思潮之间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考察了刘师培的戏曲观,认为刘师培的戏曲观具有开拓性、系统性、完整性和现实性等特点,应充分认识其在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信仰支撑的崩坍——刘师培堕落原因再探

对于刘师培叛变的原因,人们已经作了不少分析。信仰支撑的崩坍,是导致刘师培堕落的又一重要原因。这种支撑,既来自理念,也来自力量;这种力量,既来自组织、同志,也来自朋友、亲人。理论上的简单比附、随意多变导致了他的民主共和理念的破灭。卷入同盟会的纷争,导致他远离了团体和同志;彼此间的龃龉,导致他与最亲密的朋友章炳麟、苏曼殊反目;妻子率先叛变,离他而去。信仰的力量支撑也崩坍了,这一切,最终加速了这个名利欲极旺而又好走极端的青年革命家的堕落。

魏晋玄学及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刘师培论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历来学者对魏晋玄学存有门户之见 ,缺乏实事求是的客观研究 ,评价有失公允。至 2 0世纪初 ,章太炎、刘师培才恢复了魏晋玄学的历史地位 ,而后魏晋玄学的研究蔚为大观与他们的提倡不无关系。刘师培是近代一位有争议的学者 ,他因后期的政治态度而被世人所唾弃 ,使人们淡化了他在魏晋玄学研究领域的开风气之先的地位。刘师培的魏晋玄学研究虽然只是起步阶段 ,有些学术观点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应该给予肯定。

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伦理道德思想析论

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刘师培积极致力于重构中国近代伦理道德。在转向无政府主义后，他明确提出了“扫荡现世之道德”、破“功利之谈”、根除家庭伦理、倡导绝对平等的伦理观，与前此理性地对待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倡导改良家族伦理、崇尚功利主义、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迥然不同，具有明显的超前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