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振伦与《刘知几年谱》之编撰

傅振伦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而且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有的在多个学科领域都取得显著成就的学者,史学史是其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傅振伦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刘知几年谱》一书是傅振伦史学史研究的代表作,也是傅振伦多年从事刘知几研究的系统性总结成果。全书内容丰富,特点显著,是关于刘知几研究的名著,在刘知几研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历史意识与历史学——以刘知幾《史通》为中心

历史学在文化经验中展开。中国文化注重历史理性,由经验认识事物原理构成主要认知途径,故历史意识凝重,史学充盈于一切知识之间;欧洲文化重逻辑理性,故哲学统摄史学。中欧史学具体形态、表现差异,皆与此相关。细读刘知幾《史通》,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历史学总体意境、史学形态,以及实录、直书、褒贬、疑古、史才等命题,可以感知此种凝重性。当代史学理论探讨过度聚焦于19世纪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缺陷,于中、西历史学更远传统关照不足,在对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矫枉过正基础上提出的种种历史学“转向”说,多基于对历史客观性的否认或规避,虽各有扩展历史学视野意义,但就其涉及的历史学本质问题而言,失之轻率。

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特点

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以史学批评为特色的史学理论著作,涉及史家和史著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他发扬王充的批判精神,“直书”前代史家之得失,即使是圣贤孔子和当朝皇家修史也在其批评之列,表现了无畏的求实精神;他具体评价史书的优劣,褒扬不讳其短,批评不抑其长,主张史学评论要探赜史家的著述旨意。他以理、势论述史学问题,增强了史学批评的理性色彩,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史学批评的核心是史义。实录直书和“激扬名教”在他的史义体系内实现了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的统一。

刘知几与胡应麟小说分类思想之比较

刘知几从史体的角度区分六家二体和偏记小说,并将小说分为十类,继承的是六朝以来的小说观念;胡应麟从目录学入手,更定九流,将子部小说分为六类。他们的小说分类所关注的都是传统小说,而对新兴小说文体较少关注。刘用史学家的眼光从史料学的角度切入来分析小说,其要害在于分析这些小说能够为“勒成删定”的典范史书发挥怎样的作用,故其对小说作品的评价始终紧扣真实和雅正这两大史学要素;胡则用文学家的眼光从诸子学的角度切入来分析小说,其要害在于分析诸子流变对小说文体风格的影响,故其对小说作品的分析多集中在语言与词章这些写作要素。刘虽是史学家,但他对小说文体的认识却较少历史发展的眼光;胡虽是文学家,而他对小说文体的认识则更具历史眼光。

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

刘知几的《史通》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总结了我国封建社会前期１０００多年的史学实践，对后来的史学批评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也是最为全面的，从其所表现的精神、到体例、史料的运用，甚而到遣辞造句。对于这一批评需要认真予以分析。

刘知几《史通》的笔记小说观念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全面客观地阐述了笔记小说观念。刘知几提出了"偏记小说"的概念,揭示了笔记小说可与正史参行的"自成一家"的真实地位,明显提升了笔记小说的史学价值;《史通》中有关"偏记小说"的分类和列举,则清晰可见刘知几的笔记小说分类观念较之于《隋书.经籍志》有了进步,为史家重新认识笔记小说的学术地位,审视笔记小说的社会功能,利用笔记小说丰富正统史学,乃至效仿撰作笔记小说,提供了理论依据;刘知几以史眼判断笔记小说的价值,强调笔记小说惩恶劝善、可供教化的社会功用,表达了正统史学对笔记小说价值认同的程度,进而为笔记小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总之,刘知几《史通》的笔记小说观念,对中唐以后笔记小说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史分合”轨迹述论——兼评萧统、刘知几文史观

萧统和刘知几,生活时代略有前后,但皆欲分清文史。萧统对问题的处理比较简单,他在自己主持编撰的《文选》中将史著一律逐出并仅于《序》中作出解释而已。刘知几面对林林总总的有关著作,坚持"文史之分",但又看到许多著作的性质存在着"文史难分"的客观现象。于是他把所谓"偏记小说"分门别类,根据不同内容,给予不同评价,使得这些作品取得了某种存在的合法性。刘知几面对文史难分的局面,既坚持"分清",又不过于偏激绝对,这无疑是明智的。

胡应麟论刘知几

胡应麟是明代对刘知几《史通》进行理论研究的杰出代表,虽然他对刘知几的评价从总体上持基本否定态度,但他对刘知几的具体史学观点的批判,往往能切中要点,发论有据,深得后世学者的普遍赞同,对史学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论刘知几处世思想的成因与史学思想的渊源

现实生活中的刘知几从敢于直言劝谏 ,有着强烈的济世之志 ,逐渐发展到随波逐流、明哲保身 ,其中既与严酷的政治现实有关 ,也与其受老庄消极处世思想的影响有关。他的史学思想深受王充、刘勰等人的影响 ,但决不盲从前人的观点。他注意广泛汲取古今学者的思想精华 ,创造性地对中国史学理论进行了首次总结 ,开了史学批评的先河。

刘知几《史通》与明代史学

刘知几的《史通》问世以后 ,在唐宋两代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明代中期以后 ,学者们开始注意这部著作 ,在对刘知几及《史通》发表毁誉兼存的评论的同时 ,对《史通》的整理与评注也逐渐展开 ,出现了陆深《史通会要》 ,李维桢、郭延年《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等著作 ,这使《史通》在明代中后期得以普遍传行 ,在其影响下 ,出现了与之相似的评史文章 。

援子入史的误读与误判——刘知幾《史通》“小说”辨

编年体与纪传体是刘知幾《史通》中史学系统的正史之体,正史之余则为非正史,即用以编撰正史的史料。小说发展至刘知幾时,仍体现以记言、记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点,被刘知幾援子入史,纳入史料范畴。故刘知幾《史通》并无论述小说之本意,刘知幾小说观念未超越以《隋志》为代表的唐人小说观念。《杂述》篇"偏记小说"10类是刘知幾对其泛史料观念的分类体现,而并非是小说分类。

论刘知幾《史通》关于史学构成的思想

唐代史家刘知幾所著《史通》一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代表性论著之一,它在历史编撰的理论与方法、史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等领域,都有精辟论述。本文突破既有的《史通》研究路径,从史学思想领域切入,认为刘知幾《史通》反映了关于史学自身构成的思想,即史学渊源流别、史学社会功用、史书编撰要求、史学主体修养、史学批评原则等五个方面。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在世界史学史上也罕与其匹。可以认为,《史通》以史学批评显其锋芒,以思考史学自身之构成为其底蕴,显隐相济,贯通古今。今年是刘知幾诞生1355周年、逝世1295周年,笔者撰写此文,论述他的这一史学思想史上的创造,以示纪念。

试论刘知几伦理主义史学理论

本文将《史通》置于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发展大势之中，指出刘知几以儒家人伦社会思想为历史学确立了一整套的方法和规范，从而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知几与柳宗元辨伪方法论略

刘知几与柳宗元在辨伪学史上皆做出了重要贡献。辨伪方法上,柳宗元继承了刘知几于史实和文义等层面来考辨古籍真伪之路径,并在从源流、语言文字、古籍之著者考辨及伪书并非毫无价值亦有可取之处等诸多方面对古籍辨伪方法作了新的拓展。

论明清学者对刘知几史学理论的批评、阐发和实践

《史通》从明代中期重新传播以来,明清两代学者在对其进行校勘、注释的同时,也对其展开了批评。这些批评基本上是褒贬兼有。同时还对其史学理论、史学主张进行阐发,并有所创新和付诸实践。由此推动了明清时期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

刘知几史部目录学思想述评

刘知几字子玄，唐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铜山县)人。《史通》是其代表之作，一向被学术界视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其实，刘知几不仅精通史学，在目录学方面也造诣颇深。他在《史通》中不仅用大量篇幅对历代史籍辨其得失，考其源流，而且在史书的分类、标目和艺文志的改造等方面也多有创见，反映了他丰富的目录学思想。

刘知几的易学与史学

作为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同样也非常重视对《周易》与易学的取鉴。他将唐代易学家推崇的"变易"、"不易"、"简易"之道应用于相关的史学批评,在其史学发展观、史学叙事理论以及对"史法"、"史义"的辨正里,都可见刘氏对易学理念与思维的融汇贯通。这不仅体现着中国古代史家易、史互通的传统在唐代的延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易学的发展状况。

刘知几疑古思想的形成及考辨儒经、古史之成就

本文是作者有关《交通》研究的系列论文之一。作者从辨伪学的角度，分析了刘知几疑古思想产生的渊源，总结了《交通》在考辨《尚书》、《春秋》、《论语》等儒家经典以及《史记》、《汉书》、《东现汉纪》、《晋书》等文书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肯定了刘知几大胆的疑古精神，同时也指出了他的不足。

刘知几文史观简论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幼喜诗赋','晚谈史传',任史官达四十年之久。所著《史通》,备论历代史书体例与得失,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论著。但《史通》所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除了史学外,其中的《言语》《浮词》《叙事》《载文》《模拟》《杂说》等篇,都直接而又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写作方面的问题.本文拟从刘知几的'文德'说,'文史合一'观、对六朝骈俪文风和唐初虚矫史风的批判、'文约而事丰'的'尚简'原则等四方面,探究他的写作思想及对中唐古文运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