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坚守和实干铸就丰碑——记中铝集团劳动模范刘福春

工作中,刘福春始终保持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积极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担当,在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驱动下,认真履职,一步一脚印,攻坚拔寨,突出藩篱,把所有心血和汗水都倾洒于热爱的科技事业。刘福春,男,1964年出生,中共党员,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设计大师,中铝集团首席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诗与生活——刘福春教授访谈录

一起点与焦点李俊杰:刘老师您好,2022年是您从事学术工作的特殊时间节点。1982年,您的第一篇论文《小诗试论》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1期,距今整整四十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间节点,我们一同回到作为起点的“1982年”,请您谈谈是怎样的契机,促成您以这篇文章进入学术研究工作,并且坚持了整整四十年之久。刘福春:好问题!这真的应该说一说。我是1980年2月底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几天后分配到现代文学研究室。前几天我还翻过日记.

新诗何为: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对新诗传统的寻踪

刘福春的《中国新诗编年史》以编年为体例,怀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以“新诗考古学”的方式超越既往理论限制,在更广阔的区域视野内考镜源流,完成了新诗文学场的多重还原与建构。其对文化多元同体的认知,对文学传统继承与新变的理解,对文学和个人生命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都意在展现新诗发展过程中诸种力量的博弈、流动与交融。刘福春不仅回到现场,更在跨时空、互文性的对话中完成叙述,为多视角认识汉语新诗提供可能。

百年新诗史书写的别一种范式——为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出版

最近由人民文学精装出版的刘福春著两大卷《中国新诗编年史》,以按照时间顺序编年纪实的叙述形式,将1918年至2000年近一个世纪里,中国新诗的创作的发表,诗集的出版,诗歌的理论批评,新诗刊物杂志与诗文学报纸副刊的创办,诗人的文学活动及一些重要的诗歌现象,逐月逐日地做了仔细搜寻钩沉辑录,清晰的记载叙述,以一种编年纪实的形式,呈现了近百年来中国新诗创作与理论从发生萌芽,经过作品多样与流派纷呈、诗人探索丰富多彩创造,诗歌社会意识和审美意识逐渐走向成熟,走向多样,走向众声喧哗的繁荣;

中国新诗研究的世纪性工程——刘福春《中国新诗书刊总目》读后

在这样一个由媒体炒作支配的时代,对于普通事件的"惊心动魄"的叙述已经逐渐地麻木着我们的神经。当我用这样的标题来传达对刘福春《中国新诗书刊总目》的印象时,似乎也会因为与其他语言炒作的混淆而失去学术表达的应有力量,尽管如此,我还是固执地写下了这样的标题,因为。

刘福春教授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讲座

2013年4月22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福春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行了一场题为“史料与问题”的讲座。本次讲座由首师大诗歌中心专职研究员孙晓娅副教授主持,首都师范大学部分本科生、研究生及诗歌爱好者参加了此次讲座。讲座开始前,孙晓娅副教授为大家简要介绍了刘福春研究员的研究及著述情况。刘福春,多年来主要从事于中国新诗史的研究和新诗文献的收集与整理,现已收集诗集、诗刊等新诗版本万余种,访查图书馆50多家,与诗作者通信2000余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刘福春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讲座

2014年5月21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刘福春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会议室举行了一场关于论文文献索引编年体例及史料资料研究使用方法方面的讲座。讲座由首师大诗歌中心专职研究员孙晓娅副教授主持,社科院研究生及首师大本科生、诗歌中心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讲座。讲座开始前,孙晓娅副教授为大家简要介绍了刘福春老师的基本情况,并赞扬了刘福春老师多年来对史料搜寻、组织、整理工作的坚守与执着,肯定其为中国诗歌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

四川大学刘福春教授应邀来我中心讲学

2018年6月15日下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刘福春教授应邀来到首都师范大学,作了一场题为'新诗之初——最早的新诗、诗集及其他'的讲座。本次讲座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诗歌中心副主任孙晓娅教授主持,首都师范大学部分研究生聆听了此次讲座。刘福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新诗史研究和新诗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工作。

新诗编年史写作:一种“无关批评”的批评

刘福春研究员的《中国新诗编年史》的编写体例和历史意识,突显出注重材料和以事实说话的谨严学风。新诗编年史写作倡导公正客观的书写姿态和批评原则,发掘被遮蔽的文本和史事,还原历史现场。从新诗史文本的当代性与历史性出发分析《中国新诗编年史》的编写体例与历史意识,探讨新诗编年史写作“治史”和“治学”的方法论问题,从史事文献的使用选择反思新诗史写作面临的困难,以期获得益于当代诗歌史写作的启示。诗歌史写作实践中的价值评判应当缓行,历史眼光和历史意识则亟待加强,以诗歌文本为主线来反映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或许能够成为当代诗歌史写作的一种可能。

《中国新诗编年史》笔谈

刘福春著《中国新诗编年史》(上下卷)于2013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265万字,用编年体的形式详细地纪录了1918年1月至2000年12月发生的有关新诗创作、出版、活动等史事,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展现了上世纪新诗创作的成就和问题,填补了此类著作的空白。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诗刊》等多家报刊发表报道和评论。谢冕先生评价说:"《中国新诗编年史》的出版是中国学界、特别是中国新诗研究界的一件大事。这部学术巨著的出版,不仅标志着中国新诗史料工作的新高度,而且标志着新诗百年历史研究的新高度。刘福春对我们的启示不仅是在学术的层面,而且是在人生和事业的层面,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以毕生之力勇往直前、坚持始终。他是真正的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他以一人之力,造百年之功。可以说,《中国新诗编年史》的出版不仅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奇迹。"为进一步探讨这部著作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举办了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并在与会人员发言的基础上整理了这一组笔谈。

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问题——郑敏访谈

时间:2006年1月9日地点:清华大学荷清苑小区郑敏先生寓所受访者:郑敏采访者:刘进才刘进才(以下简称刘):郑老师,我之所以对您进行这次访谈,是因为我现在从事的博士后研究课题与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关注的语言问题有密切关联。我曾经拜读了您关于语言问题精深思考的一些文章,这次访谈主要围绕语言问题展开,这些问题也是我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刘福春老师安排的这一访谈给我提供了当面向您求教的机会。

对话∕画:互文与构成——读刘鸣谦的画

喜欢鸣谦的画,有友情激赏的因素,也不乏理性认知的偏爱。友情激赏是个人化的,真要诉诸文字评而论之,还是要从学理上说出点大家认同的理由。我与鸣谦的父亲刘福春君子之交二十多年,同道知己（都从事新诗研究）之外,精神上也甚是投缘。这种投缘转接到鸣谦这里,更是＂没的说＂。关键是孩子身心内外那股子透亮透亮的美善阳光,和那股子憨灵憨灵的笃诚气息,

一位现代派诗人的去向——谈吕亮耕的诗

我在编选《现代派诗选》的时候发现,三十年代一些写过不少好诗的年青诗人,如玲君、南星、史卫斯、李心若、陈江帆、侯汝华、刘振典、吕亮耕等,后来去向不明,无法追寻他们的踪迹。这对于研究中国新诗的来龙去脉、发展演变颇有不变;《现代派诗选》出版后,好些读者与诗评家飞柬相询,希望我通报这些诗人的小传,我也基本上无可奉告。真是愧对诗坛与读者。但我知道一直有人在默默地做这种发掘工作。

时代呼唤新乡贤

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探寻文化血脉、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一种精神原动力。中国农村自古有尚贤的传统,乡贤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千百年来维系乡村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地区怎样治理、如何重构农村秩序。

编后记

本期组稿的重点是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章,不但该栏目中的四篇文章属于这个范围,“海外学人论坛”中的两篇也是。周英雄先生系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主任、比较文学研究室主任,著有《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小说·历史·心理·人物》、《比较文学与小说诠释》等比较文学著作;

红楼旧地逢故人

灰娃和张仃先生在北京石景山的家我到过。每次到访,总有牛汉和屠岸,可能还有刘福春和徐丽松。在石景山的最后一次聚会,张仃先生静静地斜躺在他的长椅上,听着我们的闲话。电子烟在暗处一闪一闪的,香气氮盒,情景非常温馨。后来,他不见了,我读到灰娃无限怀念的绵绵诗篇。

80年代赵园印象

9月初在俄罗斯旅行的时候,刘福春告诉我,赵园就要退休,他们现代文学研究室打算为她开一次会,总结她的学术经验,致敬她四十年的贡献,要我也去参加。不过,刘福春说,对以她为主题,赵园坚决表示反对,而一经她反对,那是无人能够扭转的,会议名称便改为“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回顾”。座谈会于11月3日到4日,在北京郊区毗邻十三陵水库的宾馆举行。与会的除社科院文学所现代室同人外,还有赵园的朋友、学生:黄子平、陈平原、贺照田、罗岗、靳大成、贺桂梅、程凯等。

《中国新诗编年史》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的发言记录

主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时间:2013年6月6日地点:中国出版集团11层会议室谢冕(北京大学教授):一个是祝贺,一个是感谢。向刘福春表示祝贺,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表示感谢。朝内大街166号是我们非常亲切的地方,人民文学出版社始终有一种非常宏大的眼光,能够判断一本著作的价值,并且不惜付出一切的辛劳和代价来完成它,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读者,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刘福春这本书是他新诗史研究和写作当中最重大的一个成果,他这个成果是一个人完成的。以一人之力造百年之功。

南开社团刊物与孙毓棠笔名、集外诗文

在孙毓棠给刘福春先生的信中,他提道:“我一生只一次用了个笔名发表过八首‘商籁'(十四行诗),笔名是唐鱼”①,其实在这个笔名之外,孙毓棠还使用过一个笔名“尚呆”。这个笔名的发现来自于对其早期文学经历的考察,在考察过程中,笔者共发现孙毓棠的佚诗佚文计39篇。除了那首七百多行的长诗《宝马》之外,其广为流传的作品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