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创伤记忆建构的日本细菌战档案叙事研究——以纪录片《七三一恶魔的饱食》为例

日本细菌战档案是构建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创伤记忆的重要媒介,借助叙事理论活化档案信息有助于重演历史场景,释放档案创伤记忆能量,建构有序完整的集体记忆。以纪录片《七三一恶魔的饱食》为例,采用框架三层次分析法,从高层次的主题指向、中层次的策略构思到低层次的符号意涵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在面向创伤记忆建构的档案叙事中,纪录片《七三一恶魔的饱食》坚持内容为王,丰富档案资源储备、构建协同开发生态,提升档案叙事效能、多种符号共刻,深化档案叙事内涵,为日本细菌战档案叙事实践提供了启示与参考。

成长叙事与创伤记忆的弥合——评杜阳林小说《惊蛰》

杜阳林的长篇小说《惊蛰》书写了主角凌云青成长历程中的两类创伤记忆:一是环境挤压导致的创伤记忆,二是“自我寻找”的创伤记忆。前者是关乎亲情缺失与贫穷所致的苦难,后者是关乎自尊、自我意识的挫折。这两类创伤记忆促成了凌云青成长的精神力量。凌云青用自身强大的精神力量弥合创伤留下的伤痕。《惊蛰》的成长叙事不算新颖,但《惊蛰》所提供的成长力量为当今成长叙事的颓靡指出了方向。

电影《在空荡的阳台上》的创伤记忆表达研究

《在空荡的阳台上》是拉美电影史上首部以在孩童时期经历西班牙内战的“第二代”为主线的电影。电影中以主人公加布里埃拉成年后的视角对自己童年时期所经历的关于战争和流亡的创伤记忆进行闪回和讲述,因此创伤记忆是其贯穿情节发展的重要主题。文章从创伤记忆的主要特征入手,分析主角童年时期创伤记忆的两大表现:战争下的恐惧和沉默、流亡带来的失去和遗忘,以及成年后试图修复创伤的心路历程。该部电影成功实现了对难以言说的创伤记忆的呈现,也从一定程度上帮助经历同样伤痛的“第二代”重构有序完整的集体记忆。

移动性、身份困境与创伤记忆——探析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的短篇小说

一直以来,流散作家备受世界的关注,作为一名流散生活的经历者和诉说者,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非洲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终于出现在这个舞台。本文从移动性视角中的节奏变化、身份困境、创伤记忆三个方面探析了古尔纳的短篇小说。古尔纳小说致力于揭示社会边缘人物的苦难经历,为在异乡陷入身份困境的“夹心人”发声,渴望摆脱认同危机,呼吁公众了解真实的非洲,试图通过创伤记忆写作去缓和饱受精神折磨的难民。本文所关注的是古尔纳如何以小示大,对非洲难民的生存空间、归属、社会身份等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对于边缘人物流散生活与难民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从色彩感知角度分析《古诗十九首》文人创伤记忆的时空积累

《古诗十九首》的抒情具有随时空的累加效应,从抒情中汉末文人的群体创伤记忆也得以体现。这群文人,或随着物转星移强化创伤,或以诗歌抚慰创伤,两种心态均产生了十九首诗作中不可释然之悲,并使人共情,催人泪下。本文试从色彩感知角度入手,通过《古诗十九首》的色彩语言分析其群体创伤与时空观念。

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媒介装置的创伤记忆建构

重庆大轰炸是中国人民心中无法磨灭的战争创伤,也是建构公众的战争创伤记忆、凝聚民族共识的典型历史事件。2021年,修建在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之上的“重庆大轰炸六五惨案史实展馆”正式开馆,通过布设媒介装置、营造情境氛围,使之作为具身实践的平台,促使观者沿着“情境定义记忆实践具身认知创伤记忆”的记忆路径,在身体参与的记忆实践中形成具身认知,重塑观者的“在场感”,唤起或强化观者的“史实记忆”和“情感记忆”,从而建构起重庆大轰炸的创伤记忆。

创伤记忆:表征困境的突围与审美伦理的重建

创伤记忆的表征困境源于创伤对于语言符号的抵制,它反映了在创伤和语言之间存在着鸿沟。虽然创伤抵制着客观的历史叙述,但是它却给文学提供了入口。相对于散漫零碎的日常语言,文学能够通过想象和虚构以形象的方式抵近创伤。当代创伤文学通过叙事策略的调整拓展着现实主义的边界、重释着文学现实主义的内涵。同时,它也在挑战着阿多诺在创伤历史书写中设置的审美禁令,尝试着缝合奥斯维辛之后审美和伦理之间的裂痕,并在创伤现实主义模式中实现审美伦理的重建。

走向和解:数字时代下档案参与创伤记忆的构建与转化研究

创伤记忆作为社会记忆的重要分支,其构建与转化对实现社会与创伤的和解具有关键作用。档案是建构社会记忆的重要因素,数字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档案得以更高效地参与创伤记忆的构建与转化。国外档案馆、博物馆等记忆机构在创伤记忆的构建与转化两个维度上进行了积极探索。由于创伤类型、档案来源、传导机制等不同,创伤记忆的转化在实践过程中分化出国家主导下的公共公益路径、组织主导下的个体公益路径、新媒体迅速发展下的公开化路径三条路径。国外构建与转化创伤记忆的案例与路径探索为档案部门进一步探究社会构建创伤记忆的未来趋向提供了方向。

创伤记忆与“隐忍”叙事——评《地久天长》的时空意识

影片《地久天长》的叙事时间不是均质的,而是一段时间的“绵延”,呈现出断裂、反复且螺旋上升的特征,表征着创伤主体对时间的非持续性的感知;叙事空间具有“回荡”特征,创伤主体参与了空间的迁徙、先验性“存在空间”的影响、空间的回归与再次迁徙这一叙事进程。文章通过对影片涉及的片段分析,并以“身体主体”理论作为话语来阐释创伤记忆难以消逝的原因,尝试说明身体在影片中作为时空的感知主体具有理论和叙事的合理性。一方面,身体作为感知的主体,提供了个体记忆痕迹留存的空间;另一方面,身体作为媒介,是过去时空进入当下时空的重要介质,实现了时空的连接和对话。

神圣、异质与时间性:《敌人,一个爱情故事》中大屠杀创伤记忆的空间再现

《敌人,一个爱情故事》是美国著名犹太作家艾·巴·辛格在大屠杀题材小说中的代表作。辛格采用空间作为表征大屠杀创伤记忆的主要叙事策略,空间不仅是创伤记忆再现的场景,还参与到人物创伤记忆的动态建构和创伤疗愈中。本文从空间叙事的视角切入,结合创伤理论,从空间的神圣性、异质性以及时间性三个方面对小说中的空间进行分析,以深入理解后大屠杀时代美国犹太移民群体的创伤记忆以及辛格的创伤叙事艺术。

创伤记忆与苦难美学:论新世纪以来的伊朗战争题材电影

伊朗战争题材电影不是类型片意义上的战争片,而是将战争作为背景,表现战争给个体和民族带来身心创伤,并对战争进行反思的影片。伊朗战争题材电影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们并未停留在展示、呈现苦难,表现战争的残酷及战争造成的生命的消亡,而是表现出战争对文明的毁灭和给人们造成的心灵创伤。战争的后遗症并未随着战争结束戛然而止,而是深深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尤其是儿童。战争记忆渗透到伊朗新电影导演的血液和梦境中,也成为伊朗新电影的底色,构成了伊朗新电影的主题、题材以及氛围、影调等多重视听元素,形成了伊朗新电影别具一格的苦难美学。

创伤记忆、情感结构与故乡之思——读严英秀长篇小说《狂流》

严英秀以独特的视角表现女性在复杂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和成长空间,《狂流》这部长篇小说完整地呈现了女主人公何果儿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儿到为人妻的过程。何果儿经历了年少时期的创伤记忆,成年之后面临的情感选择,而最终回归故乡。文本展现了女性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主动承担,为现代人的精神出路探求可能的路径。

存文学《悲怆之城》中区域灾难书写与集体创伤记忆

存文学是当代哈尼族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小说《悲怆之城》是一部灾难叙事作品。其不仅将灾难笼罩下的小人物拉到历史的大幕前,把黑暗时代中真实人性展露出来,而且用文字的方式,串联起一代人的共时记忆与世代人的历时性记忆,并自觉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角度对公共卫生事件进行书写,将创伤记忆从一个文学主题,演变为哲学、道德甚至伦理问题的思考。

浅析尤金·奥尼尔的创伤记忆与《啊,荒野!》的喜剧创作

尤金·奥尼尔一生创作悲剧五十余部,但唯一的喜剧《啊,荒野!》鲜被研究。奥尼尔的剧作极具自传性,作品与其家庭、个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创伤记忆为其创作提供了素材。本文通过分析《啊,荒野!》中奥尼尔表现出对“快乐童年”的向往,对母亲、恋人形象的塑造,是自我救赎的途径,使得奥尼尔内心得以宣泄,逐渐与家人实现和解。

创伤记忆:心理事实与文化表征

在心理学的层面上,创伤记忆具有个体性、亲历性和情绪性三个基本特征,其中亲历性是最核心的因素,亲历者具有感情和道德上的先天优势。记忆主体记忆创伤,最终是要克服创伤的消极体验,与现实生活正常相处。创伤记忆研究包含事实来源和文化表征两个层面,只有在集体的或世界性的语境中考量个体创伤,后者才能从个体苦难上升为集体危机,从文学主题演变为哲学、伦理或道德主题,从身体、精神及社会创伤深化为"文化创伤"。媒体一方面把私人记忆转变成了公共话语,另一方面也把创伤记忆变成了日常生活。对待创伤记忆,我们必须保持三种态度:第一,对苦难保持同情和尊重;第二,对记忆的书写保持清醒和警惕;第三,有效区分记忆之客观真实性与主观真实性,辨别正确记忆和错误记忆的构成语境。

地震灾害、创伤记忆与媒体的“心理危机干预”

地震不仅造成生命与财产损失,还有生理与心理的创伤。大众传媒不仅要沟通危机信息、承载创伤记忆,还要对记者的职业创伤、受众"不在场的悲伤"与幸存者的创伤体验担当心理援助的功能。传媒参与心理危机干预的传播效果如何,与传者的心理学专业素养、媒介内容生产的心理诉求以及媒介组织行为息息相关。

南京大屠杀与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

南京大屠杀是南京市民记忆中永远无法忘却的一页。 1982年 ,日本教科书事件后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纪念碑相继建成 ,架通了南京市民连接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记忆通道。在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中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情感 ,两者相互缠绕 ,共存共生。幸存者对大屠杀的史实记忆刻骨铭心 ,而他们的情感记忆更多的则表现为宽容。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已超越了原始复仇阶段。创伤记忆理应置换为人类追求和平的宝贵财富。

创伤记忆与社会认同: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的公共建构

南京大屠杀是二战历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作为典型的创伤记忆,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正经受一场不易察觉却又不容忽视的社会认同危机。无论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耻论,还是为了维护民族自尊心而刻意放大大屠杀中的反抗,都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所面临的社会认同危机的现代表征。南京大屠杀迄今已80周年,对于没有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来说,往往过度苛责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缺乏反抗精神。产生这种质疑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对于南京大屠杀发生时的真实状况的了解及大屠杀受害者面对屠杀时极端无助的心理状态的正确认识,低估了极端情况下情境的力量,从而产生了基本归因错误。因此,必须从自身和社会两个层面构建全人类共同的创伤记忆,并通过这一建构,为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获取最为广泛的社会认同。

论博物馆语境下的创伤记忆表征美学--“真实在场感”的内涵及展示策略

博物馆讲述难以言说的历史是当今学界的热点话题。创伤博物馆因为记录、展示的都是灾难性的创伤记忆,是记录人类"负文明"进程的载体,而成为20世纪中叶以来,博物馆界最令人瞩目的新兴博物馆类型之一。博物馆如何能以恰当的表现形式再现创伤记忆,叙述不愿被触碰的伤痛,本文即对创伤博物馆的独特表征美学展开探讨。通过对创伤记忆的基本分析,提出其展示策略中的基本元素——为观众营造历史的"真实在场感"。接着,从记忆叙事的真实性和观众体验的真实感两个层面对"真实在场感"的内涵进行分析。通过对其内涵的把握,继而提出当前国内、外创伤类博物馆为观众营造"真实在场感"所使用的五种展陈策略,并重点对这五种方式的优劣势进行评估。

创伤记忆和谣言传播——基于对我国拐卖儿童谣言的分析研究

集体记忆是研究谣言传播的一种视角和可能性方法。集体记忆在谣言传播中的角色和机制,一直是谣言研究试图揭示的一个问题。创伤记忆是集体记忆研究的一个领域。儿童被拐卖是我国当代社会的创伤记忆。本文收集了2002-2014年我国社会传播的261则拐卖儿童的谣言,结合在S镇做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人们的集体记忆和谣言叙事具有一致性。一方面,创伤记忆为谣言提供叙事框架,有三种形式的创伤记忆进入谣言之中,分别是:(1)现实的失孤之痛;(2)古代社会创伤的微弱回响;(3)人们对现代医学科技的想象性创伤。另一方面,谣言本身也成为了集体记忆,种种创伤在传播过程中被人们调用起来,来解释当下生活的日常环境。因此,不断循环出现的拐卖儿童谣言是创伤的不断闪回,讲述着古代的、现实的和想象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