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说”辨析:从战争时间再论萧红后期的创作心态

“寂寞”是茅盾对萧红后期作出的总结性判断,也成为萧红研究中影响深远的既定视域。伴随批评话语的时代性转换,“寂寞说”也面临着质疑与重构,这一现象背后反衬出社会时间与个体时间此起彼伏的变化态势。借由维克多·特纳的阈限理论分析可知,“寂寞”实是1940年代抗日战争在时间感知与思想情感层面的集中反馈,而萧红在后期创作中忠实地记录了这种时代情绪,并有效地节制一己之悲,在写作中逐渐磨砺出“知寂寞而反抗之”的坚强精神。

游戏得三昧:梅尧臣诗歌的创作心态与审美意韵

梅尧臣作为北宋诗歌转关之捩,在诗歌创作理路方面贡献颇丰,游戏文字便是其中一途。梅尧臣执游戏之笔,将诗歌创作拉向现实人生,在以游兴、小景、诗战、“俗”物等为描写对象的诗作中“娱心”“娱己”“娱人”,探究艺术锤炼之方,创变诗歌创作之法,并于其中寄托自己“写人生”和“尚理”“尚议”的诗学理想,流露出“冲和”“怪巧”的审美意韵,启发了以诗歌议论说理的宋诗发展道路。然梅诗以诗为戏之创作有得亦有失,宏大气象弱化、理趣化严重、诗歌创作流于形式等不足之处也需得到正视。

乾隆时期“篱外寒花”宗室诗人群体的创作心态——以永[奎心]为代表

乾隆时期,清朝诗坛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宗室诗人,他们虽是宗室,却政治地位低下,来往密切、交游唱和,逐渐形成了“篱外寒花”宗室诗人群体。特殊的人生经历与宗亲身世赋予了诗人特殊的心灵感受,使他们形成3种不同的诗歌创作心态,即“丈夫有志期千里”的激昂心态、“浮沉岁月英雄老”的失落心态和“功名两字付儿曹”的闲人心态。在实际创作中,这3种创作心态有时同时存在,有时会随着诗人年纪渐长发生变化。

从孙悟空的泪看《西游记》的创作心态

《西游记》中有29处关于孙悟空流泪的描写,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假哭,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二是真哭,是真挚感情的自然流露。孙悟空的哭主要发生在思考生死问题时、与师父离别时、降魔遇挫时、师父遭难时、心里委屈或面对观音、如来佛诉苦时。其哭泣的原因大致有三种情况:对师父的一片真情;忠而见疑的委屈;对命运与前途的迷茫和忧惧。孙悟空的泪寄予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怨愤之情,同时也体现了个人人格独立与社会价值实现的冲突和无奈。作者借孙悟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体现了对士人命运的思考和悲叹。

辛弃疾田园词的艺术成就与创作心态

宋代词人辛弃疾以其独特的“豪放派”风格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他的创作风格并非一成不变,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也让他留下了许多风格迥异的作品。其田园题材的词作描绘出宁静幽美的田园风景与质朴恬淡的农家生活,表达了词人对自然、对人生的感悟,同样传达出词人忧国忧民、追求自由、悲愤无奈的心态,展示了词人的人生态度和哲学思想,也丰富了宋词的题材内容与创作手法。

行走异域——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世界与创作心态

元代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世界,一是观光上国的颂美之情,描写山川雄绝、风物奇异,讴歌国朝盛世、帝王功业,崇壮美,尚豪迈,风格悠容闲雅、平实质直。二是感伤身世的羁旅之思,基调消极低沉、飘零愁苦。表达颂美之情的诗人群体以非汉族作家和北方文人为主,南方文人大多表现出愁苦倾向。上京纪行诗人的情感和心态,受创作群体的族群、地域身份影响,与元代的科举、根脚、任官制度等社会背景有关。

王莽秉政时期士人创作心态考论——以张竦《为刘嘉作奏称王莽功德》为例

王莽秉政时期从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始,至地皇四年(公元23年)止。这一时期士人创作心态表现为:其一是顺应政治趋势的创作心态,促使多篇热情颂赞王莽功绩的文章创作生成;其二是借机谋求名禄的复杂化创作心态;其三则是渴求全身远祸的矛盾化创作心态。从士人心态入手来审视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动机与文学发展风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稼轩瓢泉酬唱的创作心态——以辛弃疾与赵晋臣的酬唱为例

绍熙五年(1194)到嘉泰三年(1203),辛弃疾在瓢泉度过了长达8年的退居生活.在这期间,他自放于山水之间,频繁参与交际应酬活动,并创作了大量酬唱词.这些酬唱词蕴含着个人的曲折怀抱和复杂心态,体现了友人间心与心的真诚交流,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与赵晋臣之间的酬唱词能够体现辛弃疾在闲退文人、退居官员和忠义英雄三重身份交织下的创作心态,从中可以发现其酬唱词在抒发个人情志、表现心灵世界层面的独特性.

论宋玉辞赋的女性美及其创作心态

宋玉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以极大的精力大胆全面描写女性并取得很大成功的文人。他创作的动机主要是借此对楚王进行讽誎。他把女性写得美好多情,是他政治上不得志而带来的人格扭曲和内心女性化的反映,透露出那个时代文士社会地位已经降低的变化。

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

贾平凹的创作心态深植于他的人格背景之中,即孱弱的个性、出身山乡和与“现代意识”的隔膜。在社会各方面都急速现代化的时代中,他的人格背景对他确立创作自信十分不利,而他又不甘于被忽视和被怜悯的屈辱地位,于是,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成为他创作发展的持久的动力之源,并决定了他作品的基本特质。

元代历史剧文人作者的创作心态蠡测

蒙元入主中原后 ,政治上的压迫、文化上的对立以及科举制度的不平等 ,造成元代文人最终沦为社会政治生活的 边缘人 .进退两难中的元代历史剧文人作者于隐之痛与仕之忧的对立情结中 ,借助历史剧创作寄托其寻求超脱时的理想与自尊 .这种创作心态 ,既体现于同一剧作中 ,又体现于同一作者的不同剧作中 ,前者以 七里滩 、 陈抟高卧 、 介子推 等历史剧最为典型 ,后者以关汉卿的历史剧作品为代表 .

重复意象与创作心态——李商隐“无题”诗意象特征分析

李商隐“无题”诗中具有代表性的重复意象与作者的创作心态和作品的主题动机有着密切的关系。诸如肖像、自然、情感（悲泣）等反复出现的意象大都与怀才不遇、政治失意、环境艰险、心境悲怆等紧密相关。这些重复意象足以构成“无题”诗意象链条上的坐标或经纬。它们如同主旋律，奏鸣出一个伤感悲怆的主题，伤己、怀人、悲社会，而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则是其中的最强音。这是李商隐“无题”诗意象的一个重要特征。

屈原柳宗元社会遭逢和创作心态比较研究

屈原和柳宗元,是两位不同时代的作家。对两位作家进行冷静的理性分析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他们的社会遭逢和创作心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以悲剧的代价昭示着奋斗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把立言当作辅时及物的为政之具。他们虽然遥隔千载,但却是千载同心。

海外华文作家创作心态管窥

海外华文作家创作心态管窥赖伯疆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几乎都公认，文学作品是作家心灵的体现，而他们的心灵则是能动地反映了气象万千的客观世界，我国的文论家和作家们，就说过“言为心声”、“情发为辞”，英国诗人也说过，诗歌“是从心灵的旅途中”见到“永恒...

云间诗人李雯、宋征舆的“两截人生”及创作心态

云间诗派是一个在明清易代的沧桑巨变中勃发而起、在明清之际的诗风演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诗歌流派。考察其代表人物陈子龙、李雯、宋征舆的交游过程以及他们在“国变”之际的人生走向,对于剖发其创作心态至关重要。陈子龙入清后抗节不屈,投水自尽;李雯、宋征舆先后出仕清廷,成了“两截人”。李雯仕清后愧悔交加,郁郁寡欢;宋征舆出仕清朝长达二十余年,宦途顺畅,心曲复杂。剖析和还原李雯、宋征舆仕清之后的具体心态,对于我们认识明清易代之际士人复杂多变的人格状态、深微难测的内心体味,以及面对严峻政治和道德抉择时经历的心灵挣扎,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别有忧愁写心曲——清中叶剧作家司马章创作心态成因考论

通过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赵眠云《心汉阁杂记·双星会》及剧本的文本细读,可推考清中叶剧作家司马章与青楼女子周麟官曾有一段不被世俗认可的情缘,司马章的二种剧作正是围绕此段悲情而自伤怀抱、隐怨吟哦的写心自喻之作。司马章这一写心自喻的创作心态与乾嘉之际的文化环境和剧坛风习密切相关,有多向度的文化成因:清中叶激涌的人文思潮对人之个体价值肯定的影响,明末清初以来写心剧风潮所带来的强烈个人化倾向之影响,南京地区繁盛的青楼戏曲文化之影响,宗法等级社会对青楼戏曲文化的压制偏见造成的影响。

从曹禺戏剧两类女性形象看其创作心态和审美风格的变化

曹禺戏剧塑造了两类女性形象 :“魔女”和“天使”。“魔女”形象表现了作者早期追求原始生命力、回归自我、反抗压抑的情欲 ;“天使”形象反映了作者后期回归传统、逃避自我、认同社会规范的心理。两极化女性形象影响了作家的审美情趣和作品的艺术风格 ,从“生命之美”转为“爱情之美” ,从热烈激荡转为平淡深沉。

论陈白尘《云梦断忆》的创作心态

陈白尘的散文《云梦断忆》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别具一格,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和美学追求。本文从批判意识、油滑笔调和民本情怀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探讨了作家创作《云梦断忆》的创作心态。

论贬谪时期张说诗歌创作心态的演变历程

张说是初盛唐过渡阶段的重要作家之一,与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仕途多舛而好尚文学。就其贬谪时期的诗歌创作而言,不同地域、不同阶段的创作心态存在着变化和差异。重点从武后朝贬谪钦州和玄宗朝贬谪相州、岳州、荆州等地时期,可见作者创作心态与心路历程演变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