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合作、知识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高管学术背景与政府创新补贴的调节作用

在梳理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以及高层梯队理论,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及机制,并将高管学术背景和政府创新补贴作为调节变量纳入研究框架。实证分析发现: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绩效发挥显著促进作用;当企业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比例较高时,这一效应更加显著;高水平政府创新补贴同样能够增强这一效应。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对其知识吸收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企业可以通过提升知识吸收能力,增强自身对环境变化感知的敏锐性与自主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创新绩效。

国家审计、创新补贴与国有企业创新——基于国家治理和创新驱动战略视角

基于审计署对国有企业实施的审计事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倾向评分匹配法及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了国家审计与创新补贴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创新补贴及其交互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创新,且对高质量创新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国家审计与创新补贴交互对创新的叠加激励更有效;在市场竞争激烈以及高管具有高风险偏好时,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可以发挥更大的激励效应,而在相对垄断市场以及高管具有低风险偏好时,国家审计则是更有效的外部治理工具。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和创新补贴是通过促进国有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这一内在机制来提高企业创新的。

企业盈余管理与政府补贴绩效:区分创新补贴与非创新补贴

利用2009—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为获取政府补贴是否采取了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及其相应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企业盈余管理迎合了政府补贴的差异化补贴标准,而且企业盈余管理弱化了政府补贴的补贴绩效。具体而言,正向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企业获得的创新补贴越多,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小;负向应计盈余管理或负向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企业获得的非创新补贴越多,非创新补贴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越小。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与持股比例较高的机构投资者可以有效抑制企业通过正向应计盈余管理获取创新补贴与通过负向应计盈余管理获取非创新补贴的迎合行为,同时,持股比例较高的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通过负向真实盈余管理获取非创新补贴的迎合行为亦存在一定的治理效果。研究不仅有助于在理论上厘清企业盈余管理与政府补贴的关系,而且对实践中政府创新补贴与非创新补贴的科学配置亦具有重要启示。

环境规制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

本文选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绿色产品创新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而环境规制在适度区间内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且这种效应不会因为加入政府创新补贴而发生改变。因此,应在适度的环境规制区间内,优化政府补贴的方式,多采用其他方式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给予支持而非提供直接性资金补贴,从而加快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步伐。

政府创新补贴对零售商双渠道供应链的影响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零售商日益盛行开辟网络销售渠道,零售商双渠道供应链成为一种趋势。文章在政府创新补贴研究基础上构建了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零售商双渠道斯塔克伯格博弈模型,研究政府创新补贴对供应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创新补贴能有效激励制造商进行创新,增加政府创新补贴能拉动供应链整体利润的增长;通过算例对研究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给出了政府效用最大化时政府应该设置的创新补贴激励系数。研究结论可为政府制定合理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有效参考。

政府创新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的非动态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融资约束视角

利用手工整理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政府创新补贴和企业创新面板数据,通过非动态门槛模型和路径分析模型,研究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有效促进了企业创新;融资约束对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R&D投入具有激励效应而非挤出效应;政府创新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是通过促进企业增加R&D投入而提高企业创新。研究结论提供了政府创新补贴在企业创新中发挥激励效应的经验证据,有利于政府完善创新补贴政策,高效发挥财政支出在激励企业创新中的作用,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步伐。

技术创新补贴和碳税约束下政府与企业行为博弈研究

政府碳排放政策是影响企业进行减排的重要措施。本文构建了政府和两个企业之间的一主两从Stackelberg博弈模型和企业之间的Duopoly博弈模型,在考虑碳税和技术创新补贴的环境调控政策下,将这两个模型结合起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运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分析企业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两种模式下技术创新投入、政府技术创新补贴、碳税以及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可以支持政府制订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

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兼论补贴合理区间

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企业样本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从创新规模和创新质量两个维度对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识别,并测度政府补贴强度的合理区间。结果显示:全样本视角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激励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政府补贴位于一定区间时,才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在创新补贴投入过程中,创新激励首先会促进低质量创新,随着补贴规模的扩大,高质量创新行为得到激励,但高质量创新激励效应显著小于低质量创新激励效应。不论是创新规模还是创新质量,“寻补贴”“政治关联”影响下的国有企业创新激励效应都弱于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偏向于低质量创新,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不论何种补贴强度都会产生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对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目前的补贴规模还无法有效发挥创新激励效应;成熟期企业尽管创新规模效应不显著,但创新质量更高。为此,政府应当制定创新补贴的合理区间,引入动态创新补贴调整机制,提升高质量创新的补贴权重。

政府创新补贴、TFP与中国经济增长

技术创新是一项长期积累和持续的过程,政府的技术创新补贴通过刺激企业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社会技术进步,并最终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本文利用中国1978-2009年的相关数据,在细致地估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运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对政府创新补贴、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创新补贴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政府创新补贴每增加1%会使得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557%;政府的创新补贴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格兰杰原因,对其具有累积效应,二者在不同的时滞期内存在互动。

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驱动的影响——基于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

政府补贴一直是政府激励企业进行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新能源企业是我国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治理的关键主体。为了驱动新能源企业的创新发展,政府通过一定的创新补贴予以刺激,而政府创新补贴发挥效用如何,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企业所处创新环境,以我国新能源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方法,从创新投入和双元创新两方面探究了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驱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创新补贴对我国新能源企业的创新驱动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相对而言,政府创新补贴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激励效果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双元创新激励作用更为明显;(2)良好的创新环境能够强化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驱动的激励作用,非技术型新能源企业对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更为敏感,创新环境对非国有新能源企业创新投入和国有企业双元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3)相较探索式创新而言,政府创新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利用式创新的激励更为显著,创新环境的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敏感。

政府产品创新补贴下的企业R＆D策略选择

为了研究在政府产品创新补贴政策下企业的R&D策略选择问题,建立了双寡头市场中面向工艺R&D的三阶段博弈模型:第一阶段政府以社会福利最大为目标选择产品创新补贴率;第二阶段企业进行R&D投资以降低生产成本;第三阶段企业在产品市场中进行古诺竞争。根据双寡头在第二和第三阶段是否合作,给出了研发竞争、研发卡特尔、技术共享联盟和研究共同体等四种R&D策略,得到了相应的政府最优R&D补贴率。研究表明:从企业的R&D投入和产品产量的角度看,当溢出效应较高时,研发竞争策略优于研发卡特尔策略;当溢出效应较低时,研发卡特尔策略优于研发竞争策略。研发卡特尔策略与研发竞争策略相比,研发卡特尔更能推动企业利润的提高并且可以改善社会总福利。从产品产量、企业利润和社会总福利最大化角度考虑,研究共同体为四种策略中的最优策略。

创新补贴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研究

公共政策如何寻找着力点以促进贸易增长是新形势下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基于2001—2009年中国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企业名录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分析了创新补贴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补贴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使得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增加13.3%,扩展边际增加21.2%。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补贴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创新补贴对高生产率、小规模、民营企业促进作用更大。

环保创新补贴和环境税约束下的企业自主创新行为

进行环境技术创新、实施清洁生产,是企业突破环境限制、应对环境规制、履行社会责任、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基于环境税和环保技术创新补贴相结合的环境规制制度,建立了环境规制约束下的企业三阶段自主创新模型,运用逆向归纳法,分析了企业自主创新行为。结果发现:以技术创新为手段化解环境规制,可以提高企业市场份额,在两企业都进行环保技术创新的情况下,最优环境税总是小于排污对环境的边际损害;对环保技术创新既可以进行补贴,也可以进行征税,这主要依赖于污染对环境边际损害的大小。因此,谁率先实施环保技术创新,谁就可以优先于竞争者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货币投票",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加强环境规制来刺激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

研发效率、技术溢出与政府的创新补贴

在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本文研究了存在技术溢出情况下政府的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的研发策略。结果表明,无论是实行竞争型创新补贴政策还是合作型创新补贴政策,政府都应该优先补贴那些低成本、高效率的创新行为。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国家的创新补贴水平,但是技术溢出本身对创新补贴的影响却具有不确定性。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贸易便利化的实施与高技术溢出提高了消费者剩余与国民福利水平。贸易壁垒虽然强化了企业对本国市场的垄断,但是,在考虑了政府的创新补贴政策后,具有创新激励的企业实际上更倾向于自由贸易结果,因此,相对于严格的专利保护制度,创新补贴政策可能更容易促进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创新补贴政策促进技术创新的有效性研究——融资约束的视角

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将创新补贴政策的资源福利效应和资源诅咒效应结合起来评估创新补贴政策影响技术创新的有效性。实证发现:创新补贴政策既有资源福利效应,缓解融资约束;也有资源诅咒效应,会产生寻租行为和过度投资。总体上看,创新补贴政策是有效的,资源福利效应强于资源诅咒效应,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从融资约束视角对其有效性进行异质性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水平越高的企业,创新补贴政策的有效性越高,融资约束可以抑制创新补贴政策的资源诅咒效应所产生的寻租行为和过度投资,促使企业把创新补贴更有效地用于技术创新。研究结论为提升创新补贴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与思路。

政府创新补贴、社会责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利用我国2010—2019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分析了社会责任和社会责任分维度指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探讨了产权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调节作用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能够使二者的“U”型关系变得平缓。企业对股东、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企业对环境、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国有企业向股东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向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国有企业。

产学研合作创新补贴方式研究:以欠发达地区企业为例

针对企业创新行为给予补贴是政府鼓励企业创新的常见政策,由于受自身条件限制,欠发达地区政府在创新补贴发放形式上必须作出合理的选择。在考虑企业学习吸收能力的同时引入创新投入分配比例系数并建立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欠发达地区产学研合作创新政府补贴策略的最优方式。分析结果表明:欠发达地区政府实施创新补贴策略可以有效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规模;在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下,随着学习吸收能力的提高,企业投入产出及社会福利均增加;相比之下,政府采取创新产品补贴策略时的各项产出均优于创新投入补贴。

政府创新补贴对中国工业自有研发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从空间关联视角再审视政府创新补贴的效应,并基于2001—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中国工业自有研发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创新补贴显著激励了本省市工业自有研发支出,同时,也正向影响相邻省市工业自有研发支出。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在不同所有制和创新水平下,政府创新补贴对工业自有研发支出的空间影响效果存在差异。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加大政府创新补贴力度并充分考虑溢出效应、融合政府激励和市场驱动以及营造支持成功创新的环境等4项政策建议。

创新补贴、税收优惠与高新技术产业研发产出

论文探讨了政府的研发补贴、专利、知识产权补贴、成果转化补贴以及税收优惠等各种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机制,并通过分样本研究深入分析各项补贴作用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各项补贴的激励效果不仅在企业不同阶段的研发产出间不同,在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间亦存在差异。因此要提高政府研发补助的效果:一是要坚持对研发补助的精细化管理,依据补助目的灵活运用各项补助政策;二是政府仍需优化资源配置,针对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规模、不同产业的企业实施差异化的补助策略,最大限度发挥各项补助资源对企业研发产出的激励作用。

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的创新补贴“内卷”研究

近年创新补贴陷入“内卷”困局,如何提高创新补贴利用效率、抑制“创新泡沫”需要技术创新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共同参与。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构建技术创新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三赢”均衡策略。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三者行为相互影响;核查成功率、监管成本是影响中央、地方政府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合理的政企契约、“央地”契约可以促进补贴公平;政府自身定位的差异决定了选择策略的差异;降低信息不对称,创新补贴监管共治模式,评价专利价值由“结果导向”转变为“过程导向”可以减少“骗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