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时期华盖纹样的特征研究

华盖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性物品,在敦煌的装饰艺术中,华盖是不能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北凉时期开始,敦煌石窟中华盖的样式、色彩和纹样的选择不断发展和演变,进入唐代后,华盖图案造型发展趋于鼎盛。从初唐时期华盖纹样的种类、色彩特征、华盖与同窟藻井的联系三大方面论述了初唐时期华盖纹样的特征,以期为现代装饰设计提供启发。

初唐时期的祥瑞与雅颂文学

初唐时期统治者对天降祥瑞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政治依赖,受其影响不但产生了大量润色鸿业、歌颂祥瑞的表奏赋颂,而且渐渐形成了初唐诗歌“观照自然”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确立雅颂文学写作的基本感发方式。在具体的景物描写以及咏物的过程中,也着重强化融和绚丽的嘉祥气氛,甚至表现民间生活的风物之美,佛寺道观的福地圣域都受到这种心态的影响。

初唐时期敦煌壁画解读

随着佛教的传入和盛行,大量的佛教建筑与佛窟、壁画等开始出现,而其中的敦煌壁画最为优秀并自成美学体系。敦煌壁画将佛家艺术和中国古代传统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在我国壁画史甚至是整个艺术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唐朝是整个壁画历史发展中最辉煌的一个阶段,其中许多优秀壁画代表我国石窟壁画艺术的最高水平。文章通过分析初唐时期敦煌壁画中的各类服饰,探讨敦煌壁画的技法特征,为深入研究初唐时期的敦煌壁画提供参考。

初唐时期的江淮漕运

《新唐书·食货志》记唐都长安“常转漕东南之粟”,学界通常认为这是安史之乱后的事,这种观点值得进一步分析。唐初武德、贞观年间,“漕事简”,漕粮主要来自传统的赋税基地即黄河中下游流域。高宗、武后时期,随着中央用度的急剧增加,漕运进一步发展。而此时由于东北、北部边境屯驻重兵,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租赋主要供应军需,上解京师的数额大为减少。这种形势下,江淮地区就成为入京漕运的主要来源。

初唐时期中国西南边疆的城镇发展与“郡县制”文化的影响

中国西南边疆城镇发展史一直是西南边疆开拓治理史的重要内容。初唐(618—712)是西南边疆城镇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其上承汉晋以来西南边疆零星军政据点的格局,下启南诏、大理国时期西南城镇群体系的发轫。初唐西南边疆的羁縻州县治所为西南民族聚落的城镇化发展开启了效仿中原的模式,中原“郡县制”文化呈现出向民族区域深入的态势,最终使得版图扩张以后的南诏国以洱海和滇池为中心建立了多个层级分明的政区单元和以双王都为中心的城镇群体系,从而造就了西南边疆政区内地化、城镇建置与中原地区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同时促使西南边疆民族聚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更加突显,推动了西南各民族群体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为后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基础。

北方初唐时期壁画墓综述

北方初唐时期的壁画墓共12座,主要分布在西安地区,其次是山西地区。这些壁画墓由于墓主人身份地位的差异,在壁画的规模和内容上存在着显著的不同,绘制的位置也不同:一般统治阶级人物的壁画墓只表现一般统治阶级的生活状况,而上层统治阶级墓的壁画则是表现他们豪华的生活和高贵的身份,前者壁画也只绘于墓室内,而后者的壁画则是绘制在墓葬的各个部位和各个角落。

从《职贡图》卷到《乾陵王宾像》看初唐时期的对外交流

从先秦到明清，中国历史上的对外交流状况大致呈现出抛物线形，其中唐代的对外交流处于抛物线的顶点。

如何解读法界佛像?——以初唐时期作品为一例

一导言法界佛像1是一类极为特殊的佛像,与通常所见佛之形象不同,此类佛像多在佛衣或躯体上表现须弥山及六道众生等各种各样的图像。由现存的作品,推测法界佛像的制作活动开始于公元五六世纪前后,并一直持续至13世纪,其地理分布也十分广阔,包括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敦煌、河南、山东、河北、山西、辽宁及云南等地。

关于初唐文学思想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中古文学思想发展史上，初唐阶段具有某种承前启后的意义。这是因为初唐文学思想对六朝绮靡文风并非只是简单的批判，而是一种在总结前人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的辩证否定。对于魏晋以来的文学思想来说，初唐可以算是一个阶段的结束；而对于整个唐代文学思想，它又可以比之为一个短暂的前奏，一个后来文学思想据以出发的起点。所谓初唐史家、诗家理论主张与其创作实践的矛盾，其实正是这种处在新旧变化之间的文学观念的反映。

论初唐近体诗律的形成与歌诗入乐的关系

文章选取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即从诗歌入乐对声律需求这角度考察了初唐人探讨近体诗律的情况。文章从诗人的创作情境、入乐歌诗在形式上的特点、声律探索者的音乐素养和职责几个层面来展开分析 ,指出因诗的四声与乐的五音相对应 ,讲究声律的诗 ,更加便于入乐 ,特别是那些调子固定的乐曲 ,对入乐的诗在韵律上提出了明确要求 ;初唐人在永明体基础上对近体诗律的完善 ,正好适应了入乐传唱的要求 ,从而使近体成为唐代歌诗的最基本形式。

龙朔时期的文化氛围与诗风新变

横贯高宗朝的"龙朔变体"是初唐宫廷诗风的一次重要"新变"。龙朔时期①[1](P150)的社会文化氛围实现由儒学化向文艺化的转换,"诗赋取士"制度的实施促成了探讨诗艺的热潮;政治格局的变动和宫廷诗人构成的变化,造成了诗人"浮躁浅露"的心态特征;凡此种种,使作为时代投影的文学也打上了它深深的烙印,促成了龙朔宫廷诗坛诗美趣味呈现出"新变"祈向。

从典丽到风骨:初唐对建安文学的接受

初唐前期 ,以元老重臣为主的宫廷文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形成了典丽的接受形态。初唐后期 ,以中下层士人为主的普通文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相对偏激 ,其中四杰比较重视政教 。

初唐中原移民入闽与闽台文化之形成

初唐时期 ,为平定岭南地区的蛮獠之乱 ,唐王朝派遣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领中原移民入闽 ,开发漳潮地区 ,这一事件意义十分深远。在稳定闽南粤东北的同时 ,经多年的播迁 ,形成独具特色的闽台文化。闽台文化根在中原 ,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初唐诗论纲

初唐时期，是依据高棵的《唐诗品汇》分唐诗为初盛中晚四阶段来划分的。即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到睿宗先天元年（712）为初唐。

初唐诗演进轨迹寻踪——兼及“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评价问题

唐代立国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初唐诗坛都笼罩在齐梁诗风之下。7世纪下半叶开始,作为下层文人集团代表的“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相继踏上诗坛.随着诗人们社会生活基础的巨大变化,开始了有唐一代批判宫廷文学中齐梁遗风的自觉意识.在唐诗发展史上“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无论是从理论实践上,都为初唐诗的革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然而无论是“四杰”还是陈子昂从其理论、实践、地位与影响均不具备彻底荡除当时诗坛上六朝形式主义诗风的能力,他们的影响也很有限,不足以改变当时诗坛的状貌。盛唐诗人所继承初唐诗歌革新的优良成果,并不是直接来自“初唐四杰”和陈子昂,而初、盛唐间近30年的诗歌史正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渐变过程.

广安冲相寺唐代摩崖造像(760年代之前)编年研究

广安冲相寺摩崖造像龛位于四川省东部广安市广安区渠江北岸。广安冲相寺摩崖造像龛是为数不多的从隋代到中晚唐时期持续建造的摩崖造像龛之一。本文选择各期保存良好且特征突出的造像龛进行分析,明确各期龛内造像的特征。通过考察与四川其他地区造像的关系,确定广安冲相寺摩崖造像龛的历史地位。本文进一步阐明,广安冲相寺摩崖造像龛积极吸收各地新流行的造像风格并持续建造,但未能创造出新的流行形式,这正是其最大的特点。

广元皇泽寺28号窟时代考证

2 8号窟是皇泽寺石窟中开凿规模最大 ,造像最为精美 ,内容最为丰富的龛窟 ,但对于石窟的开凿年代有各种不同的认识 ,弄清楚此窟的开凿时代 ,对于我们研究广元乃至四川石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杨炯及其文学创作

陕西华阴籍人杨炯是初唐时期重要作家,初唐四杰之一,又是一位长期被人忽视的秦东古代作家。他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和赋作上。其突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冲破上官体流风,开拓了新的诗风;二是促进了五言诗的定型化。

唐代诗人刘希夷作品的艺术特征研究

相比李白和杜甫,刘希夷并不为大众熟识,但他却是初唐时期相当有分量的诗人。他汲取前辈的诗词风格特点,在传统诗风上进行创新,在初唐走向盛唐的历史转折点,将唐诗推向了高峰。纵观刘希夷的诗歌,可以看出他风格多变,内容丰富,常用比喻和寄托的手法。诗歌意境优雅,寓意深远,铸就了温婉清新的诗歌特征。本文基于刘希夷的诗作特点进行分析与解读,以期与各界文学爱好者进行讨论与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