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诗歌研究反思

长期以来,在初唐诗歌研究的主流观点中,一直贯穿着狭隘的实用功利主义文学思想。这使初唐诗歌研究片面着眼于政治内涵,忽略了诗歌艺术的本质特征和规律,严重影响了对初唐诗歌的客观认识和公正评价。因此,有必要对之进行反思和批判,由此开创初唐诗歌研究的新局面。

儒、释、道对初唐诗歌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教并行发展，并逐渐形成鼎足之势的初唐时代，道家的自然旨趣通过王绩而实现着“从脂粉绮罗走向荆钗布裙”的努力，佛教的民间传播通过王梵志等人实现着“从帝王将相走向凡夫俗子”的发展，儒家的社会理想通过“四杰”和陈子昂等人实现着“从宫廷台阁走向江山朔漠”的开拓。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初唐诗歌渐渐摆脱了六朝宫体的遗风余绪，而开启了万象更新的唐诗气象。

论王绩对初唐诗歌发展的贡献

王绩是唐初诗坛别具风格的诗人。在宫廷应制诗千篇一律、绮艳柔靡,雕琢藻饰诗风弥漫初唐诗坛之时,王绩以其描绘山水田园隐居生活,直抒个人性情的诗篇独树一帜,卓然独立,且为五言律诗的形成、完善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官学大振”与初唐诗歌演进

较早认识到唐代官学与诗歌演进之关系的是中唐元稹,其《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云:“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①元稹此番论述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许学夷对初唐诗歌中唐诗精神的审视

许学夷对不同时代诗歌的评价,往往运用不同的理论概念以突出不同时代的特色和个性风貌。他对初唐诗歌审美特征的揭示,运用的关键术语是“才力”和“造诣”,从而改变了初唐诗歌评价对六朝承接的局限性,发现了初唐诗歌的唐诗特质。

武则天与初唐诗歌——以其影响宫廷诗歌的创作情境为中心

武则天不仅通过科举制度、礼仪活动等对初唐诗歌产生了宏观的影响,也通过改变宫廷诗歌的创作情境对诗歌产生了具体的影响。特别是当时的创作氛围较高宗时更加轻松和谐,诗人才得以在诗中表现个人真实感受。宫廷赛诗的场合也比较常见,这引导了宫廷诗歌对武则天本人"文理兼美"标准的追求。此外,武则天持久的佛道热情在宫廷内外形成了尊佛崇道的氛围,决定了许多诗歌的创作地点、背景和缘由,使宫廷诗歌具有鲜明的佛道情怀。

论初唐诗歌的新生活气息及意义

初唐诗歌的建设主要是通过对南朝遗风的否定来实现的,是一个在新与旧的消长中进行反思与否定的时代,形成它独有的文学品质:由旧传统而新精神。开元、天宝盛唐气息的出现绝非天外的神话,一方面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时代的因素,一方面它又是初唐近百年的诗歌演进为盛唐在性情化、技巧化方面铺垫、层垒的必然结果。

论初唐诗歌沿袭齐梁陈隋诗风及其具体表现

初唐诗歌之沿袭齐梁陈隋诗风,为古今学者一致的看法。可以说,就唐诗四期划分的依据来说,构成初唐时期诗歌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性特征,就是此期的诗歌创作从整体上看,并没有完全走出齐梁陈隋的诗史范畴。而盛唐诗歌之区别于初唐诗歌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从整体上说,已经完全摆脱齐梁陈隋的诗歌创作模式,形成了全新的诗歌审美观与创作风格。但是,对于这些问题,古今学者多论之未详。尤其是所谓初唐诗歌沿袭齐梁陈隋诗风的具体表现,一直缺乏比较全面的分析。本文首先对齐梁陈隋诗风的艺术范型进行归纳,然后从体制、风格及各种具体的艺术因素入手,试图将所谓初唐诗歌沿袭齐梁陈隋诗风这一尚处于印象模糊阶段的文学史现象清晰化。

初唐诗歌中的文人休闲娱乐方式探析

休闲娱乐是初唐文人重要的生活组成部分,也是初唐诗歌表现的重要对象和题材。初唐诗歌中的文人休闲娱乐方式大体有四种,分别是:宴集休闲、游赏休闲、乐舞节庆休闲和山庄田园休闲。不管是初唐宫廷文人,还是初唐普通文人,在个人生活中,不再只是皓首穷经的迂腐学究,他们的日常休闲娱乐方式多姿多彩。这是初唐文人的一种生存智慧,一种尽情享受生活乐趣的快乐哲学,也是初唐时代文人的精神追求和艺术情趣的折射。这些对今天的人们仍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略论帝京长安的多元文化与初唐诗歌

作为帝京长安多元文化的发展时期,初唐在长安的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非凡的文化意义和地位。从初唐诗歌的具体内容看,帝京长安多元文化的形成,不仅与初唐政治文化的开明与进取有关,也与统治集团的文化政策和文化胸襟有关。而佛教文化与帝京长安的传统文化融合,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长安多元文化的包容与开放。总之,在传统社会自身变革的孕育与发展中,帝京长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风貌,即多元文化形态的并存。

浅论初唐诗歌清新刚健风格的发展

初唐诗坛虽朝野内外风靡上官体,齐梁浮艳绮靡诗风仍占统治地位,但清新刚健的新诗风已初露端倪,并通过唐太宗君臣的创作实践,在"初唐四杰"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种清新刚健的发展倾向,从唐太宗君臣开始经"四杰"及陈子昂的创作实践,最终取代齐梁浮艳绮靡诗风走向成熟,至此,初唐诗歌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的全新姿态,迎接盛唐诗歌的隆重启幕。

初唐诗歌的评述与古代文学教材的变迁

相对早期所编古代文学教材,世纪之交的新编教材呈现出崭新的风貌。仅从各种教材对初唐诗歌的审视与把握来看,新教材新风貌的再现,关键在于编写者在评价作家作品的文学地位、探索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等等方面实现了新的变革与新的突破。

初唐诗歌的建设与期待

有关初唐诗歌，通常认为由于齐梁诗风久久笼罩诗坛，积重难返，因而使得盛唐诗歌高潮的出现被延宕了百年之久。与此同时，由于长期以来研究与导读的重点经常落在宫廷诗苑以外的诗人创作上，因而又似乎四杰、陈子昂居诗坛主导地位，而宫廷诗则无足轻重。以上两种认识未从正面生成上寻求盛唐诗歌高潮经历了长期准备的内在原因，

北齐文学传统与初唐诗歌革新之关系

学界在研究盛唐风骨形成过程时,大多直接溯源到建安诗人,未曾注意到由北齐入周隋的卢思道、薛道衡、孙万寿等诗人的创作传统,是初唐诗歌革新派刚健诗风的近源这一中古诗歌史重要环节,诸多研究成果,也都局限于隋代诗坛论述他们的诗歌特色和成就。本文认为,出身北齐、活跃在周隋易代之际,以卢思道、薛道衡等为代表的诗人群体,不仅自觉踵武建安诗人,发抒朝代更迭过程中个人前途的忧虑和志不获骋的悲怨,使他们的作品成为继建安诗歌之后罕见的慷慨多气、风骨凛然之作,而且还对初唐一些革新派诗人的创作活动和革新理论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们的诗作是初盛唐诗人远绍建安诗歌、恢复汉魏风骨的重要津梁,在南北朝向唐代诗歌艺术转型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初唐诗人的宗教信仰及其诗歌艺术

诗人宗教信仰的自由状况对艺术创造的审美价值有十分直接的影响。就初唐诗人来看,他们在宗教信仰方式上总体上经历了一个由受家族文化传统影响为主,到受政治利益引导为主;由封闭的、不自由的被动接受为主,到自由的、开放的主动追求为主这样一个历史性转变。其间,士、庶力量的对比转换构成了这一转变的内在动因。随之而来的则是主体人格的觉醒,并因此促成宗教哲学观念的内在化、心灵化,为诗歌艺术在初唐的全面更新奠定了健康的精神内蕴。

论初唐诗歌的赋化现象

六朝以后,形成了诗、赋平行发展而又相互渗透的局面。一方面辞赋、散文在不断诗化;另一方面诗也在逐渐赋化。这一态势一直持续到了初唐。在这段时期中普遍流行的小赋都偏重于抒情写景,散发着浓郁的抒情诗的气息。其实质也就是诗,只不过还保留了散文的形式而已。然而就连这形式也在不断诗化,比如当时的许多小赋不仅通篇用韵,而且文句整齐,而这不就近乎是分了行的诗吗?从形式上说,辞赋、散文的诗化是分别沿着两条路线进行的。首先是散文逐渐走向了四六骈文。四言本是《诗经》的主要形式,在五、七言发展成为诗歌最为普遍的诗行以后,它便转到了散文之中,并与六字句相配合,形成为四六骈文,这正好构成了对于五七言诗行的补充形式。但是四言对于诗歌来说,毕竟已经陈旧过时了,而六言却又不足以构成富于弹性的新的诗行,其结果便是产生出了这种半诗化的骈文。

从初唐诗歌探古诗词教学

如何处理好古诗词平时教学与考纲之间的矛盾,本文以《唐诗宋词选读》中的初唐诗歌为例做以探讨:做到"立足基础,全面提升学生基本的古诗词素养;走进诗歌,领略古诗词之美;适当点拨考点,搭起通向高考的桥梁"这几点后,这一组矛盾也就得以化解了。

初唐诗歌下限新说

袁行霈先生在其《百年徘徊》(载《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6期)中对初唐诗歌的下限重新作了界定。他认为,诗歌史上所谓初唐时期始自唐朝开国之初,即高祖武德元年(618),这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其下限应划在何时,一般的说法是玄宗开元初,即公元713年,此后就进入盛唐。这是迁就历史上关于开元盛世的习惯说法,固然未尝不可。然而。

“尚武好侠”与初唐诗之“意气”

“尚武好侠”与初唐诗之“意气”杨晓霭“意气”作为一个审美意象在初唐诗人笔下频繁出现：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魏征《述怀》）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骆宾王《从军行》）红颜意气尽，白壁故交轻。（卢照邻《羁卧山中》）意气百年内，平生一寸心。（贺遂亮《...

以“艺”论之——杨慎建构六朝初唐诗学观的价值评判标准

弘治、正德年间,杨慎在前七子复古派倡导汉魏、盛唐诗歌的诗学语境下主张学习六朝初唐诗歌,建构六朝初唐诗学观。在儒家传统的政教伦理衡量标准下,历代对于六朝初唐诗歌评价贬大于褒,杨慎以"艺"论之,从诗歌的艺术标准重新审视六朝初唐诗歌,指出其在诗歌题材内容的开拓、诗歌声律的创作实践、诗歌用典和话语形式以及诗歌审美等层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