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简诗类文献与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与否一直是《诗》学史上的一大难题,结合楚简中越来越多的诗类文献,并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孔子时《诗》的形态、主张删《诗》者的论据等角度看,孔子可能并未删《诗》。首先,古本《诗》的编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乐官最初对诗歌进入《诗》文本进行了一定的整理甚至删削,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和《周公之琴舞》等都启示这一点。其次,《诗》传到孔子时,整体框架等与今本《诗》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最后,《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说法有不合事实之处;“诗三百”不是专指孔子所删之《诗》而言,它与《诗》的含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大体一致的。总之,孔子并未删《诗》,只是进行了正乐、调整篇次等工作。

孔子删《诗》论争平议

古今学者对孔子删诗说的论争,其分歧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孔子删《诗》说的源起与生成,二是最早否定孔子删《诗》说的是何人,三是孔子删《诗》说可信与否的具体辨析。根据现存文献资料,此说的最早提出者是司马迁,最早的否定者是孔颖达。从古诗三千之数、孔子编选取舍的标准、季札观乐等角度考查,孔子删《诗》说可信。

对“孔子删《诗》”之争的再检讨

通过一系列的梳理,不难发现在每一方面"孔子删《诗》"的否定论者所作的论述都是不占上风的。可是令人不解的是现在所有的报章杂志、大中专教材及学术专著在谈及"孔子删《诗》"时,竟然大都认为前人有关"孔子删《诗》"的论断已经被颠覆了,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很值得我们深思。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基于对"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诗》三百"与"季札观乐"、"思无邪"、"孔子删《诗》"的权利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等五个方面的文献参证与综合论证,不难发现"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毛诗正义》“孔子删《诗》”观及其成因

"孔子删《诗》"由司马迁提出,《毛诗正义》开始置疑,后世多有论说。《正义》总体赞成此说,但又认为孔子之前已有亡诗、今本《毛诗》部分篇目由太师及国史编定,古诗非皆由孔子删编。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正义》延续前代成说、根据事实立论、反对司马迁等。它在唐代仍能被普遍接受,则是因为这一说法与其时孔子地位下降的社会思潮相吻合。

也说孔子删《诗》

孔子是否删《诗》?这是中国学术界争讼千年的论题。隋朝以前无人否认孔子删《诗》,唐朝孔颖达则疑孔子删《诗》;至当代则有中国科学院《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等论著亦持否定孔子删《诗》说。本文依据《论语》、《左传》、《国语》、《墨子》、《庄子》、《尚书孔序》、《史记》、《汉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徐中舒《左传注》等丰富而有说服力的古今论据,特别是《论语》、《左传》引《诗》、论《诗》的可靠证据,充分论证孔子删《诗》。

删《诗》说及其意图阐释——兼论走出删《诗》说的困惑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本义是"孔子因《诗》三千余篇数目多、简策多,故删要而排纂成书,定著三百〇五篇,以备王道",即"去重"是"去多"之意。此说的发端与儒家文化传承和西汉礼教制度等有颇深渊源。追溯诗、书、礼、乐等教本成书的历史、制度、文化的渊薮,郑玄《诗谱序》提出的"王官删《诗》"说可信。自司马迁提出"孔子删《诗》"说,对之的解读逐渐走向碎片化,有了"意图阐释"的意义。其实,孔子删《诗》针对的并非王官们手中的权威的、专业的《诗》文本,而是以王官更新修订的善本为底本,校正自己用以教学的《诗》本。

从《左传》《国语》所载逸诗的属性看“孔子删《诗》”

前人对于"孔子删《诗》"的否定,虽论据众多,但实际上真正较有说服力的仅只一条,即"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的矛盾。然无论是"古诗三千"还是"逸诗"稀少,否定论者的理解都值得商榷。所谓"古诗三千"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不仅带有夸张色彩,而且也是指各版本累加的总和;所谓"逸诗"也并不是整部《诗经》之逸,而只是部分显贵地区的诗歌之逸,特别是《周颂》和二《雅》之逸。由于《周颂》和二《雅》的政治地位比较高贵,本来被删的几率就不大,因此以经传所载"逸诗"之少而否定"孔子删《诗》",这样的论证也同样是不可靠的。

孔子删《诗》诸说的辨证与阐释

孔子删《诗》说源于《史记·孔子世家》 ,历经数百年后至唐代孔颖达提出质疑 ,孔认为孔子无删《诗》事 ,嗣后两说并立纷争了一千多年。在 2 0世纪的百年中 ,两说衍化成四派 :即删《诗》说、未删《诗》说、修订刊定说及不置可否说。在经过对孔子删《诗》说自原创至今的两千多年的源流衍变进行学理性追问之后 ,我们认为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做确证前 ,应该诸说并存 ,而原创的删《诗》

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

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到宋代形成学术讨论的焦点。结合司马迁提出这个问题的学术思想背景及其观点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在他父亲说法基础上提出孔子删《诗》说的,是他父亲观点的发展,是一种附会的说法。司马迁认为孔子删述六经是承传先王道统,是为后代立法的盛举,自己的修撰史书也是同类性质的行为。他提出这一观点,目的是为修撰《史记》寻找理论依据。

再议“孔子删《诗》”说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徐正英、刘丽文、马银琴商榷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真义系"孔子因《诗》三千余篇数目多、简策多,故删要而排纂成书,定著三百五篇,以备王道",即"去重"系"去多"之意,而诗之年代下限系幽厉之时。学者所论或有泛化"孔子删《诗》"说之歉。《周公之琴舞》非"孔子删《诗》"说之显证:组诗中仅《敬之》入《诗》,余者并未入;今本《诗·周颂》未见组诗,形制短悍正是《周颂》之诗本色;教官、礼官等王官组成的《诗》的编定组系剟去周公、成王之诗者;成王组诗九去其八,难以类证孔子删《诗》十去其九等等。

“孔子删《诗》说”之再清算

“孔子删《诗》说”之再清算许廷桂一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提出“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而孔颖达表示怀疑，《诗经》学上有特定内涵的所谓“孔子删《诗》说”这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扯了千年尚无一致认同的结论。虽然清代...

《史记》“孔子删《诗》说”非后人强加

《史记》“孔子删《诗》说”非后人强加许廷桂史学家金德建著《司马迁所见书考＞称：“其实《史记·孔子世家》里只有这样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孝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韵、武、雅、颂之音。’这段话里‘删’字固然没有...

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不是孔安国

首先怀疑“孔子删《诗》说”的不是孔安国许廷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称：“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后人据此概括为“孔子删《诗》说”。司马迁的这一说法，自唐代起始受到学者怀疑，但程俊英教授在《诗经漫话》中说...

孔子删《诗》管见

孔子删《诗》之说,起源于司马子长。《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 对于孔子删《诗》之说,唐以前历代儒生都没有提出过相反的意见。唐人孔颖达在对“书传所引之诗”进行反复考证后,首先对“古者,【诗】三千余篇”提出了异议,实际上是对孔子删《诗》之说持否定态度。宋以后,对孔子删《诗》之说进行考证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朱熹认为,孔子只对《诗》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刊定,而不曾删《诗》。叶水心非常同意这个意见,他说:“【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但当时持相反意见的也大有人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不同意孔颖达的意见。他说:“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余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雍也说:“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相关问题

"孔子删《诗》"说是《诗经》学史上四大公案之一。自孔颖达始,质疑司马迁这一说法的核心依据是"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经历代学者努力,现已从传世和出土文献中辑得"逸诗"一百八十五首,其中新公布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又一次性贡献十七首《诗经》"逸诗",并为"十分去九"删诗幅度提供了文本范例,还启示体认"去其重"是既去重复篇目,又去相近内容。随"删诗"说渐趋公认,孔子删《诗》时间成新问题。据有关史料证明,"诗三百"的删定必在孔子中年时期,而不会发生在赋诗活动沉寂二十几年后的晚年,其"自卫反鲁"后的主要工作是"乐正"。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说

《史记》有"孔子删诗说",自唐代以来此说多受质疑。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今本《诗经》及《左传》中相关资料可以证明:现行本《诗经》确实对古诗删削过;周代一直有与传世本《诗经》不同的"诸侯本"诗篇存在;僖公二十二年之前周王朝曾整理过诗;压缩篇幅,取其所需的"删诗"是当时"诗"传抄中的常用之法;传世本《诗经》对古诗有三种"删诗"之法:整篇删掉、部分删掉、将一篇分成几篇。最后的结论是:"孔子删《诗》说"不诬。

再议孔子删《诗》

孔子所谓"正乐",就是司马迁所言"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删《诗》。无论立足于孔子时代《诗》传播的基本状况,还是从孔子一生的主要经历出发,删《诗》行为都只能发生在礼乐制度彻底崩坏的孔子晚年,即《论语》所言"自卫反鲁"之后。作为《诗》文本形成史上唯一一次私人行为性质的编辑活动,现存于《诗经》中属于春秋中后期的十首国风作品,就是经孔子之手被编入《诗》中的;正是由于孔子的选择,这十首作品整体地表现出了与春秋前期诗歌明显不同的政治伦理倾向。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乃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问题、"《诗》三百"与"季札观乐"问题、"思无邪"问题、"删《诗》"权力问题,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问题,对"孔子删《诗》"的历史真实性作了进一步论证。综合这五个方面的论证,并得出结论:"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孔子删诗”公案发生考

司马迁首倡"删诗"说。从孔子所言"正乐",到司马迁所谓"去其重",再到王充、项岱的"删诗",其内涵不断变化。孔颖达仍持"删诗"说,齐威最有可能提出反命题。《毛诗正义》从《诗经》的编订,从"逸诗"等角度来考察孔子与《诗经》成书的关系,这些都指向孔子"删诗"的反命题。而自六朝以来追求学术创新的思想,古文学派客观求是的精神,孔子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正义》体例的隐蔽性,则是反命题产生的基本条件。反命题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