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直接利害关系人制度的质疑

在诉讼法上,只给有足够资格的当事人以救济,这历来是获取救济的重要限制。这种理念的弊端在于忽略了公共利益的存在,关闭了对这些权利的救济之门。随着现代法治的发展,这种严格的“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挑战。行政法学者、诉讼法学者和法官在这方面都已经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

论行政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障和法律救济——兼从公益与私益博弈的视角分析行政规划的法律规制

行政规划的频繁运用是现代行政的一个重要特色之一。必须防止行政规划利益配置的异化,实现公益、私益博弈的良性动态平衡。在充分保障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障利害关系人权利和利益的实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必须克服各种因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影响规划利害关系人权利实现的现实问题,改进权利实现路径,完善制度设计,重点是完善和加强规划确定裁决前的程序保障和确定裁决后的法律救济。

论未定罪没收利害关系人的抗辩事由

刑事诉讼法对未定罪没收程序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可提出何种抗辩事由缺乏明确规定,学界也存在不同认识,这很不利于利害关系人财产权的保障。为保障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应当在将利害关系人抗辩事由限制于财产权益的基础上,借鉴美国联邦无辜所有者抗辩事由,将利害关系人的抗辩事由以取得财产权益的时间为标准分为事前取得抗辩事由与善意取得抗辩事由两种,并明确规定这种两种抗辩事由的成立条件。

论环境影响评价利害关系人诉讼中“合法权益”的界定及其保护

利害关系人提起环境影响评价诉讼的问题随着邻避设施选址纠纷的增多而越来越得到重视,但判断环境影响评价利害关系人诉讼的标准一直很模糊。主要原因是对作为判断利害关系的"合法权益"存在理解上的分歧。环境影响评价行政诉讼案件中界定利害关系人的标准应当是环境利益,而非司法解释或已有案例中所依据的相邻权。并且,通过界定作为"合法利益"的环境利益的范围,可以给环境影响评价案件中利害关系人范围的确定给出一个实践标准。然而,由于环境利益天然所具有的公益性,利害关系人提起的环境影响评价行政诉讼中存在利益代表不完整的问题,还需未来发展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进行补充,以实现对人民群众环境利益的全面保护。

挑战股东利益最大化——美国近年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立法研究

自本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多数州的公司法陆续经历了一次革命性变迁,通过了保护非股东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立法,认为股东只不过是各类公司利害关系人中的一类,要求公司经营者不仅要为公司股东谋取利益,也要顾及其他公司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说它是一次革命性的变迁,是因为这些立法首次在公司立法史上对于一元化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传统理念提出了挑战,尽管挑战的领域、力度在美各州有所不同。

住改商中“利害关系人”之界定

住改商是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的行为,本质上是对业主的专有权的使用,基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特点,专有权的行使必须以不违反共同利益为原则。在建筑区划内,共同利益既包括相邻权益,也包括共有部分行使的权益。结合建筑区划内所有人与利用人常常分离的现象,应对《物权法》第77条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解释》第11条中的"有利害关系的业主"采扩大解释,将之适用于在建筑区划内的"物业使用人"。同时,对利害关系人界定的程序规则,也不宜采纳一致决原则,应当以多数决原则和赋予紧邻业主一票否决权为宜。

利害关系人视域下的“未经定罪之没收”

我国的"未经定罪之没收"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以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形式建构,但既有规定相当粗糙,在关键细节处理上语焉不详且矛盾重重,这给司法实践操作带来较大困难,尤其不利于利害关系人财产权的保障。利害关系人主体地位和程序权利的精细化规制,取决于对程序性质、诉讼构造、证明对象、证明标准等核心问题能否形成体系化的研究结论,而形成系统结论的立基则在于对"裁定结案"方式的正确理解。

论利害关系人对行政程序的参与

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是指在一国行政程序构建中,通过法律赋予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的主体资格进而影响行政程序进行的一种法律制度。该制度可以使行政程序更加公正化和民主化。但是,由于中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学者们对该制度的研究还有所疏漏。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具有身份的特定性,是对已进行的行政程序的参与,是对行政行为有所主张的参与。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程序中多了一个新的当事人,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对行政程序起作用,从而使行政程序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司法程序;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将会促使行政程序更好地和社会机制相契合;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还能使公民权利保护更全面化。确立行政程序当事人制度、行政行为介入制度、行政过程开放性制度是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程序的法制保障。

论城乡规划利害关系人界定的理论标准和实践方法

在城乡规划利害关系人的界定过程中,可以通过具体的权利义务、适当的权益和相当的因果关系等三个理论标准,以及空间、动态、权属等三大实践方法,对具体的城乡规划中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人进行界定。在实际工作中,可以首先通过实践方法界定大致的、形式上的城乡规划利害关系人范围,再通过理论标准判断实质上的城乡规划利害关系人,从而达到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保护真正的利害关系人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等权利的目的。

论行政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障和法律救济——兼从公益与私益博弈的视角分析行政规划的法律规制

行政规划的频繁运用是现代行政的一个重要特色之一。防止行政规划利益配置的异化,实现公益、私益博弈的良性动态平衡,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必须克服因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影响规划利害关系人权利实现的诸多现实问题,改进权利实现路径,完善制度设计,重点是完善和加强规划确定裁决前的程序保障和确定裁决后的法律救济。

论行政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障

行政规划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但在行政规划过程中借口公共利益需要而侵犯行政规划利害关系人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有时甚至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为了促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化、法制化,应当建立以"听证"为中心的行政规划公众参与制度,完善行政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救济机制,明确补偿原则和措施,对行政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权利进行系统、全面保障。

质疑“直接利害关系人”制度

在诉讼法上,只给有足够资格的当事人以救济,这历来是获取救济的重要限制。这种理念的弊端在于忽略了公共利益的存在,关闭了对这些权利的救济之门。随着现代法治的发展,这种严格的“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挑战。行政法学者、诉讼法学者和法官在这方面都已经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

“法律上利害关系”新表述——利害关系人原告资格生成模式探析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 ,“法律上利害关系”由以下三个要件构成 :利害关系人公法上的权利 ;成熟的具体行政行为 ;公法上的权利与成熟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三个要件共同构成了“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认定标准。本文还详细论述了各个构成要件本身的内涵及其考量因素。

试论仲裁程序中案外利害关系人之保护

社会纠纷层出不穷与司法资源相对不足，导致国家难以垄断全部社会控制手段。民事纠纷的解决对于社会救济和自力救济的依赖程度正在加深。仲裁作为司法外解决争议的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具有效益性、终局性等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其作为争议解决方式。可以说，仲裁已成为诉讼的重要补充，特别是在解决民商事争议过程中，仲裁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仲裁程序中还存在许多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其中之一即为仲裁程序中如何保护案外人的利益。

论破产管理人对利害关系人的民事责任

由于破产管理人的责任而造成对利害关系人的民事责任,其性质是一种特殊侵权,对其追究责任时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只要证明管理人的行为造成危害结果,行为和危害之间存在外部联系,就可要求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

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权益保护模式之重建

《行政许可法》强化了对许可申请人的权益保护,却忽略了利害关系人的主体性价值。利害关系人之权益保障被完全交由行政机关代言或是任其与申请人自行协商。此种保护模式使得利害关系人主动性参与之权利遭到隐讳地剥夺。为此,须将许可之决定模式由"法定条件审查制"改为"利益衡量选择制",通过建立普遍的受理公告与异议制使利害关系人获得充分的介入许可决定之机会。

一场“自说自话”的公车改革——浙江车改的利害关系人分析

公车背后法理意义上的主人——社会公众对此却几乎没有什么发言的权利或机会,使车改似乎成为一件与纳税人无关的事情。

论公司利害关系人之间利益平衡的法律机制

公司在法律上具有独立的人格。公司人格犹如一层面纱,从表面上看,公司利益是属于公司这个法人的,但是,突破这层面纱,本质上,公司利益却是属于包括股东在内的公司利害关系人这一整体的。为使公司经济良性循环与长远发展,需要构建公司整体利益平衡的法律机制。

论行政诉讼利害关系人制度的法治提升

行政诉讼利害关系人是行政诉讼理论与实践中的关键命题。行政诉讼利害关系人包括政府信息公开利害关系人、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行政裁决利害关系人和行政复议利害关系人等四种类型。在司法实践中,应系统分析行政诉讼利害关系人的内涵、法律特征及认定要素,明确行政诉讼利害关系人的认定标准,充实行政诉讼利害关系人的程序权利,在综合考量理论、规范和法制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行政诉讼利害关系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