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业贿赂犯罪中“利用职务之便”的理解

着眼于商业贿赂犯罪所发生的具体领域,应针对商业活动的固有规律和内在特质,对商业贿赂犯罪语境中的"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扩张解释,凡是对商业活动中交易机会的选择和交易条件的形成发生实质性影响的行为,均可视为"利用职务之便",并以此为标准确定"利用职务之便"的缘由、时机和方式,防止刑事法律制度对商事惯例和商事规则的过度侵犯。

现役军人利用职务之便盗窃军用物资该定何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公布之后,对于现役军人利用职务之便盗窃军用物资的该定何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定贪污罪,因为现役军人利用职务之便盗窃军用物资属监守白盗,符合贪污罪的特征;另一种意见认为属于军人违反职责罪,应该首先适用《条例》,定盗窃军用物资罪。198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在《印发(关于审理军入违犯职责罪案件中的几个问題的处理意见)的通知》中指出。“军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盗窃自己经手管理的军用物资的,符合贪污罪的基本特征,依照《刑法》

私营企业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侵占企业财产的法律适用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包括外商独资在内的各种私营企业在各地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在这些企业中也出现了一些内部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采用侵吞、盗窃、骗取挪用等手段非法侵占企业财产,致使企业主合法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侵犯了我国刑法所保护的公民,外商的合法财产所行权。

利用职务之便共同贪污 村干部“全军覆没”

村干部一个都没剩下 江苏省灌云县四队镇街西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副主任、会计组长、现金会计、妇联主任等7人，共同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整村推进”扶贫款、债务化解款、粮食补贴款22万余元案，经灌云县人民检察院历时一年多的侦查，终于尘埃落定。近日，法院以贪污罪分别判处7人有期徒刑二年至五年不等。

受贿罪利用职务之便再探

近几年来,我们国家深入开展了清除腐败现象,依法惩治受贿犯罪的斗争。司法机关在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活动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刑法学界对受贿罪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可以说受贿罪是近年来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犯罪之一。通过探讨,对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及其惩治对策,提出了不少新观点,进一步促进了刑事立法的完善,推动了打击受贿犯罪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但是,当前在司法实践中,对如何认定受贿罪,如何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等方面仍然有一些尚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阙隆宽、姜光容利用职务之便大操大办女儿婚事受查处

中共云南省纪委、省监察厅最近通报了永善县公安局党委委员、溪洛渡右岸分局政委阙隆宽、县民政局局长姜光容夫妇利用职务之便、大操大办女儿婚事的违纪案件，要求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引以为鉴，坚决抵制大操大办婚丧嫁娶等不良风气。

公务员用假发票报销学费 构成贪污罪还是诈骗罪——关键看是“利用职务之便”还是“利用工作之便”

最近，笔者看到这样一则报道：某区某镇政府公务员王某，1997年受政府安排到重庆某大学脱产学习，学制3年。按照相关规定，只要王某学习期满后取得毕业证书，可以凭发票到单位报销学费。由于王某学习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虽然在临近考试时抱了几天“佛脚”，结果成绩依然很糟糕。

利用职务之便倒卖公司微信公众号行为探讨

一、基本案情2022年10月至2023年5月,犯罪嫌疑人Z某在担任南京某科技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公司”)的新媒体运营员工期间,发现公众号粉丝能够用于销售盈利,在未经南京公司许可的情况下,伙同公司同事私自售卖4个微信公众号(南京公司公众号主要用于嵌入非机动车上牌系统,其中3个公众号使用频率较低),获利金额共计人民币30余万元。

利用职务之便骗取耕地补偿款的行为定性

一、基本案情2006年5月间，刘永生（中山村支书，阱助镇政府移民办从事耕地测量工作）与村民李玉堂、刘玉超（已判刑）经共同商议后，将大湾镇中山村“二糖”（地名）的沙坝和荒地（属新寨水电站库区淹没区）开荒成耕地模样。随后，

看守所所长虚报冒领行为是否属于利用职务之便？

简要案情 被告人程某某，原系某看守所所长。2003年5月至2008年8月，程某某利用担任某看守所所长的职务之便，以看守所购买伙房煤为由，虚构购煤单据13张。后程某某将虚开的13张单据签字“准支”后，交给该所先后两任司务长，分别将13张单据在本所司务账报销后，将购煤款据为己有。

浅析商业贿赂犯罪中的“利用职务之便”

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为了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而采用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行为。判断该贿赂型犯罪成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接受财物者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者谋取利益”，本文将立足于商业贿赂犯罪所发生的具体领域，对“利用职务之便”这一概念进行分析。

试论我国刑法中“利用职务之便”的界定

利用职务之便是我国刑法中某些罪名的客观要件 ,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其关注颇多 ,但往往局限于在某具体个罪中认定其内容 ,很难形成系统的认识。因此跳出传统研究视角 ,不拘泥于某个罪 ,同时以若干典型个罪为参照 ,有必要对我国刑法中利用职务之便的概念内涵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探讨。

重新理解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之便”

司法实践中,人们在区分受贿案件的罪与非罪问题上往往分歧很大,而争论的焦点则主要集中在行为人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问题上。如何理解利用职务之便?理论上历来存在二种不同的观点,即狭义说和广义说。持狭义说观点者认为,利用职务之便,仅仅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所造成的方便条件,去为行贿人谋取私利,而不包括受贿者职务范围以外的方便条件。持广义说观点者则认为,利用职务之便既包括利用本人的职务之便,也包括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这是因为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而进行受贿犯罪是新形势下受贿罪的一种表现形式,它说明犯罪分子能量大,犯罪活动幅射范围广,这比仅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而进行的受贿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如不以受贿论处,

如何认定利用职务之便的几种经济犯罪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贪污、受贿、盗窃、诈骗、敲诈勒索、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统统放在经济犯罪案件范围以内.近来,法院在处理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下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犯罪活动的占有一定的比例.这是当前犯罪活动的一个特点.它不仅给国家和集体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而且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助长不正之风,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

占有视角下“利用职务之便”新解

“利用职务之便”是贪污罪的法定的客观构成要件，用于表述行为人将公共财物占为己有的手段，但“利用职务之便”在法条中的表述并不明确，也不完整，其理解和适用必须结合法条关于“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描述。

受贿罪中利用第三人职务之便问题探讨

(一) 当前在惩治贿赂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以下简称行为人)不是直接利用本人职权,而是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以下简称第三人)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从中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案件屡有出现。对此应否认定受贿行为,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一直存在不同观点:一种是否定说。

谈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之便”

受贿罪是经济领域危害极大的一种犯罪,严重地腐蚀着党和国家的肌体。随着打击经济犯罪斗争的深入,无论从理论或司法实践上都面临着一个如何理解"利用职务之便"的问题,对"职务之便"理解过严,就会放纵犯罪分子,不利于惩治腐败,如果理解过宽,则可能会错判无辜。当前对"职务之便"的理解,概括起来有狭义、广义两种。狭义理解认为:职务之便是指根据授权具有能够决定、处理事物权力的便利条件。通过无权处理事物的途径收受财物的,不能认为是利用职务之便。广义理解认为,职务之便不仅包含职务范围内行使权力的便利条件,还包括利用职务权力所形成的影响及所建立起来的工作关系。凡利用与职务有关的途径非法收受财物的,都应视为利用了职务之便。笔者赞同第二种理解。由于某一职务不仅在其权限范围内有决定某项事物的权力,而且它与周围环境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与其他部门、其他单位一些人工作方面以及心理、情感方面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便会成为疏通某种渠道的润滑剂,并对周围一些人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以致人们在行使权力时不能不考虑到这种关系。因此,利用职务之便便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利用职务之便”是贪污罪的重要条件

本刊83年10期发表应懋同志写的《对贪污罪若干法律问题的探讨》后收到一些来稿,对文内所举一例是否构成贪污罪提出不同看法,本刊现将来稿摘登如下,并请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柯葛壮同志寄了一篇答复,供读者参考。应懋同志文中所举一例是这样的:某县手表厂采购员唐某去北京市手表厂采购零件,发货员误秤多发三两,唐某吞为己有,组装成手表130只出售,非法所得3000元。

委托从事公务和利用职务之便的探讨

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常常由于对行为人的身份是否属于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和行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有不同认识而意见分歧。两者在构成犯罪的要件中至为重要,是值得探讨的。法律规定委托从事公务的含义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见于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三款,它是对一款贪污罪的主体必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补充。刑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它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从上述两条法律的规定中,我认为应作这样的理解:一、所谓公务,是指公共的事务,相对于劳务而言;二、刑法上称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全民。

利用职务之便走私并侵占走私货款之行为定性

吕某、崔某分别系国内某制药公司国际销售部经理、业务员。二人于2007年间，在办理该制药公司向国外出口含麻黄浸膏粉的混合物的业务中，应当办理而未办理出口许可证，隐瞒出口货物含易制毒化学品的事实，以“绿茶减肥冲剂”等品名，将该公司生产的上述混合物共计1000余千克向首都机场海关申报出境．并办结通关手续。此外，吕某、崔某经预谋，在办理上述业务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将对外商定的货物出口价格向公司有关人员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