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背信犯罪中“利用职务便利”的内涵阐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通过修改民营企业背信犯罪的刑法规制,旨在强化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但基于我国民营企业法律结构、经营模式与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的现状,合理合法的适用相应法条存在疑难。鉴于此,可综合不同所有制企业工作人员职务属性的权力内核、背信行为侵犯法益的类型性分析,围绕民营企业工作人员职权的私法属性展开,将“利用职务便利”解释为对法定或约定的财物或事务的控制能力,将利用行为类型化为手段型利用与效益型利用,并结合直接利用与间接利用的行为外观区别于公职行为。对于背信行为的入罪标准与出罪路径,可在定罪与量刑时回归民营企业的“内向型”产权属性,尊重市场经济风险自负理论,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

刑法中的“利用职务便利”

刑法中的"利用职务便利"不具有统一的内涵,而是具有相对性,应当根据个罪的保护规范、行为方式等进行具体判断。确定"利用职务便利"的内涵,需要根据行为指向、行为人所得来源作类型化的划分,同时结合每一个罪的具体法益。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利用职务便利”的关系辨析

基于一般语义的考查,"利用职务便利"的通常含义包含利用职务产生的"直接便利"和"间接便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仅包含利用"直接便利"。"直接便利"是指基于职务直接获得的"有制约性法律关系的优势地位";"间接便利"是指基于职务间接获得的"非制约性法律关系的优势地位"。基于背任犯罪的实质解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利用职务便利"在法条中仅包含利用"直接便利",不包含利用"间接便利"。

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便利”要件应取消

受贿罪不同于一般的职务犯罪,虽然依据现行规定以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为成立要件,但理论上及实践中均存在国家工作人员仅利用其身份或地位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其侵犯国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权力,也应该认定为受贿罪,即应取消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要件,将受贿罪由职务犯变更为纯正身份犯。取消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便利"要件、将单纯受财行为认定为受贿罪具有预防犯罪、节约司法资源、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的清廉度排名等积极意义。单纯受财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需要予以犯罪化。将单纯受财行为规定为犯罪是司法实践规范化的需要,在当前形势下也具有现实可行性。建议将受贿罪设置为单纯受财行为—一般受贿—加重受贿的结构模式,并分别规定由轻到重的法定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川高法[1998]224号《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共财物如何定性的问题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对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渝高法明传[2000]38号《关于在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侵占本公司财物如何定性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

利用职务便利敲诈勒索的认定

【裁判要旨】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查处卖淫嫖娼过程中利用治安行政管理权,以威胁恫吓方式多次向嫖娼人员索要财物,数额较大的,应当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案号一审:(2018)津02刑初120号二审:(2019)津刑终77号.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司法误区与规范性解读——基于职务侵占罪双重法益的立场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职务侵占罪必备的行为要件,通说对该罪持"单一法益论"的立场,仅仅关注财产权益,缺失从实质解释论上考证对单位公共权力法益的侵犯,造成对其误解和误判。应在双重法益的指导和制约下对其作实质的解读和细致的框定,"职务"范围的认定标准是从事具有控制、支配单位财产地位的事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实质内涵是利用因承担有关事务所具有的控制、支配单位财产的地位。

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之再解读——以单一法益论与侵占手段单一说为立场

我国学界对职务侵占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的既有理解过于模糊。虽然近来学界有新观点对上述要件做出再界定,但都尚存问题。应当说,职务侵占罪所保护的法益仅仅是财产,在这一基础上,该罪的手段也仅仅是侵占一种。以保护法益单一论与职务侵占罪手段单一说为立场,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解读为"利用基于业务而占有本单位财产的便利"就是应然的理论结论。这一理解能够合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疑难案例,从而具备良好的应用功能。

体系性诠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刑法中有十个罪名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利用职务便利"的罪状表述,因主体、对象、行为方式及法益的差异,其含义呈现相对性;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要件,相对于不同的贪污行为而言,具有不同的含义;主张职务侵占罪的客观行为方式同样包括"窃取、骗取"之通说,基本上是只有结论而没有论证;应该认为,我国刑法中的职务侵占罪相当于域外刑法中的业务侵占罪,仅限于狭义的侵占,故所谓利用职务之便窃取、骗取本单位财物的,应以盗窃、诈骗罪定罪处罚;贿赂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要件,旨在说明贿赂的职务关联性。

论刑法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对不同法条中的同一用语作相同解释,不是体系解释的要求;不同犯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并不相同。职务侵占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基于职务(业务)占有了本单位财物;贪污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基于职务占有了公共财物或者主管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比贪污罪略为宽泛,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基于职务而对公款形成了占有辅助的情形;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外延最为宽泛。既不能按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认定职务侵占罪,也不能依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认定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在认定贪污、挪用公款罪时,不能因为不(未)处罚不法层面的正犯,就扩大解释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不能认为正犯的刑事责任一概重于共同正犯,就将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中的共同正犯“提升”为正犯。

论侵吞型贪污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贪污罪中的"侵吞"是指将自己独立控制、支配的公共财物非法占为己有,侵吞型贪污罪的行为对象是行为人基于职务而独立控制、支配的公共财物。侵吞型贪污罪所利用的"职务"是指对公共财物形成独立控制、支配地位的工作,侵吞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独立控制、支配公共财物的地位。行为人以窃取、骗取的手段非法占有基于职务而独立控制、支配的公共财物,仍然属于侵吞型贪污罪,并非窃取型、骗取型贪污罪。即使行为人利用独立控制、支配公共财物的优势地位侵占公共财物,但只要优势地位不是来源于其职务,仍然不能对侵吞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出肯定性的评价。

我国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立法误区及出路

本文认为 ,我国刑法对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职务要件的规定 ,在立法体例上过于单一、在立法用语存在不科学性 ,围绕这一职务要件 ,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了四次修补 ,仍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立法一开始就走入了一个无法修补的误区。必须对原立法进行彻底的修改。

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便利”的几个问题

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便利”的几个问题周振想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已于2001年5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76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1年5月26日起施行。

论作为量刑情节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在我国《刑法》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既是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又是某些非职务犯罪加重处罚的量刑情节。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量刑情节存在的根据在于,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方式实施某种非职务犯罪与非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方式实施该犯罪相比,会额外增加法益侵害的种类,具有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作为量刑情节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分为法定情节、酌定情节和隐性情节三种类型。

公司管理人员非利用职务便利窃取公司财物可构成盗窃罪

本文认为,张某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犯罪,其涉案金额为60万元.具体缘由分析如下:一、张某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职务侵占罪主体必须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张某尽管符合这一主体要件,但要构成职务侵占罪,还必须具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客观特征.就职务侵占罪中何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从职务侵占罪是由贪污罪分化出来这方面考虑,我们可借鉴贪污罪中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相关规定.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将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界定为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

论窃取型贪污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在窃取型贪污罪中,行为对象是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窃取”是指行为人以违背他人意志的方式将其具有职责义务的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窃取型贪污罪所利用的“职务”是指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职责义务的工作。窃取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职务关联性的优势地位。当行为人因从事的工作而获得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职责义务,并利用对他人占有的公共财物具有职务关联性的优势地位窃取该公共财物时,应当对窃取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出肯定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