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龄劳动者保护的利益衡量与规则重塑

超龄劳动者保护的现行法律规则利益衡量失度,存在劳动与民事立法忽视超龄劳动者权益保护、司法解释区分保护规则利益衡量进退失度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当加重用人单位用工责任的问题。需要进行利益再衡量,“调和”超龄劳动者生计与劳动保护利益、适龄劳动者就业利益、用人单位用工成本和保障政府养老财政可持续性等不同利益,确定适度保护超龄劳动者的目标,以此指引规则完善与创新。具体而言,宜增加超龄劳动者特殊的劳动基准保护制度,矫正用人单位义务配置过重的法律规则,为政府设定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必要义务,平衡超龄劳动者保护关涉的各方利益。

利益衡量视域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邻接权保护

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保护与否、如何保护的争论,本质上是对既有利益如何协调的讨论。化解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带来的利益冲突,需从人工智能运行的底层逻辑出发,以利益分析为主线,审视著作权法保护的条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符合广义邻接权的保护要求。但现有邻接权制度无法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提供保护,邻接权制度需进行一定的扩张,结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特性和关联的利益,宜新设“生成式信息使用者权”,并对权利主体、具体保护条件、权利行使限制等方面进行明确。

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利益衡量

我国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已初步建构,但关涉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亟待完善。数字化阅读场景中,未成年读者的个人利益同社会公共利益、数字文化产业利益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鉴于此,从利益衡量角度并结合我国相关立法提出,立法理念上确立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保护的法治目标、规范内容融通上提升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有效适用性,以及保障举措多元化构建精细化和具有较强实践性的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障机制等举措,以衡平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关系。

单身女性生育权的证成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利益衡量的视角

单身女性生育权能与子女利益保护实现共存,其生育自主权优于配偶权等身份利益。单身女性生育权符合平等原则,未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其实现能减轻社会负担。基于利益衡量视角,它的实现路径包括确立单身女性生育自由的标准以调节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确定单身女性生育权保护限度以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建立单身女性生育权监督机制以强化利益平衡。

利益衡量视域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法律保护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法律保护业已成为法律制度层面的重要议题。然而,人工智能不符合劳动财产论对财产权主体的要求,亦不具备享有著作人格权的理论基础。引入利益衡量理论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所涉利益进行细分,可有效纾解这一理论困境,即在制度利益视域下,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设立专门的法律;在社会公共利益视角下,运用法律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公共产品属性进行保护;在个人利益维度,通过邻接权制度的扩张对人工智能的投资者以及生成内容的传播者实现有效保护。

数据利用正当性判断:比例原则约束下的利益衡量

司法实践中对数据利用引发的竞争纠纷往往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一般条款)来解决,就一般条款的理解适用,主流的观点是围绕行为是否违背“商业道德”进行判断,然而,“商业道德”标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对行为正当性的认定应回归行为本身,而利益衡量方法直接指向“竞争行为”,具体评价竞争行为对竞争利益产生的深层影响,利益衡量方法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采取行为规制模式的具体策略,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思维范式、制度理念高度契合。在利益衡量的具体实践路径上,引入比例原则作为评价工具,使数据利用正当性判断的边界跳出“模糊宽泛”的窠臼得以合理划定。

利益衡量法在数字经济时代不正当竞争认定中的运用

利益衡量法为认定数字经济时代的不正当竞争提供了新的视角。利益衡量法契合现代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制法属性,亦符合不正当竞争的客观认定标准。在零和型竞争纠纷中展开利益衡量,要坚持多元利益的整体权衡,并以良好竞争秩序的制度利益作为最终衡量标准;在非零和型竞争纠纷中展开利益衡量,应借助比例原则实现受损利益与正当抵消利益等多重利益冲突的协调。

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的利益衡量方法及其运用优化

利益衡量是一种主观性较强的裁判方法,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运用利益衡量方法,能为类案提供某种客观的标准,实现“同案同判”。目前,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在平衡具体利益、逻辑步骤与操作方法等方面有着详细的阐述,可为司法活动提供审判的模板。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运用利益衡量方法具有合理解释法律、解决法律冲突、弥补法律漏洞等功能。但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运用利益衡量方法时存在宏观思维定位缺失、利益标准不清晰等要素缺陷、说理不充分和异议表达制度有瑕疵的说理缺陷等。为此,未来发布的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应在明确利益衡量合理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利益衡量要素、加强判决文书中利益衡量的说理等,为规范环境纠纷指导性案例中的利益衡量作出创新。

金融私法视域下自由贸易港金融创新的制度利益衡量逻辑

自由贸易港内金融创新不同于传统内地金融市场的金融产品、业务创新,它同时带有国际性、开放性特征。金融私法强调金融市场所有的交易主体地位平等,着力融入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中心的金融私法制度利益衡量体系。在自由贸易港金融创新中,金融消费者权益保障的制度利益取向将更加倾向于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知情权、隐私权。从金融私法的规则逻辑出发构建自由贸易港金融消费者的制度利益保护体系,即在自由贸易港金融消费者制度利益保护体系完善的基础上,跳出传统金融管制的思维范式,强调自由贸易港金融创新需要更多转向包容性监管,激发金融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通过法律制度引导与市场内生自律机制的合力保障金融创新。

利益衡量视角下的互联网广告屏蔽行为的适用

互联网广告屏蔽行为的不正当竞争案件中,既存的商业道德裁判路径由于缺乏明确性标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法律漏洞。而利益衡量原则不仅能填补漏洞,在现行的司法实践中能给予裁判者具体路径。目前,裁判者的固有思路是优先考虑经营者的利益,对于消费者、社会公共利益缺少保障,这种处理路径易导致先入为主的裁判偏见。故而在具体衡量适用时,不仅要考虑经营者利益,还应当考虑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利益衡量视域下我国同情用药制度的完善

同情用药制度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具有独特价值,我国由于制度规定模糊、权责分配不明等问题,该制度难以适用。其根本原因则是患者、监管机构、医药研发企业等主体之间交织着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当前患者利益与未来患者利益、患者利益与医药研发企业利益等多重利益冲突。因此,需要在评估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前提下适时地引入利益衡量理论并将其具体化,从而为互相冲突的利益做出选择以提供方法论指导。最后,为同情用药制度的实践问题提供相应的解决路径,具体包括明确该制度的具体适用条件、严格限定开展同情用药的场所与范围以及完善诸如数据保护、上市独占期等企业激励措施等。

高校学籍管理中情与法冲突的利益衡量

在依法治校的大前提下,高校学籍管理中情与法的冲突日趋多样化。根据高校学籍管理中情与法的冲突现状,从历史、现实以及法律道德方面分析管理中情与法的冲突原因,探索其恰当处理后的融合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通过利益衡量情与法的冲突,让情、法二者在学籍管理的过程中彼此兼顾,彼此协调,以期待实现高校学籍管理中做到既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程序正当,又要兼顾大学生的成长特点,以生为本。

数据抓取行为竞争法规制中的利益衡量研究

数据是数字市场竞争格局形成中的核心要素,然数据抓取作为获得数据要素的重要手段却备受争议。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利益衡量这种古老的解释方法,对于数据抓取行为的竞争法规制仍然具有较强回应性。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出发,以平台经营者利益、消费者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多元利益维度展开,判断其各方主体的利益冲突实质和利益的属性。利益衡量为数据抓取行为的竞争法规制勘定边界,亦为数据要素市场的建设提供价值序位考量,并暗含解决数据抓取行为这一复杂问题的指向,即建设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

利益衡量方法在调岗纠纷中的适用探究

用人单位单方调岗引发的争议不断增加,我国现行法律缺乏对调岗行为的专门、直接规定,法官在调岗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认定中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出现裁判口径不统一的现象。利益衡量方法注重“调和”利益冲突,可以弥补劳动法的滞后性,与当下调岗纠纷现状契合,具有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可指导法官在裁判规则缺位时解决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增强判决的妥当性与可接受性。然而,适用利益衡量方法也应遵循有限的利益衡量、遵循立法者原意、充分论证与公开等原则,以避免恣意与泛化倾向。

论征收条款中的公共利益衡量

公共利益原则作为一项独立的、基本的宪法原则与权利自由行使原则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代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互有机联系的权利结构体系。我国对公共利益原则存在适用上的误区,由此造成的征收矛盾一时难以解决。解决征收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判断公共利益。在非讼机制无法有效解决征收问题的前提下,行政公益诉讼是判断公共利益的良方。但适用行政公益诉讼机制需要通过三阶层利益衡量法对公共利益进行衡量,以此更好地对公共利益作出判断,完善诉讼机制,缓解尖锐的征收矛盾。

论利益衡量视角下司法拍卖效力的考量因素和路径构建

近年来,网络司法拍卖作为“解决执行难”工作中的重大创新举措,在扩大公众参与度、提高拍卖成交率、降低暗箱操作风险等方面成效明显,已成为人民法院破解执行财产变现难题、推进执行质效提升的重要措施,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个人信息主体间的利益衡量与裁判——以余某诉查博士案为中心

个人信息的核心问题是个人信息保护与个人信息流动利用之间的平衡,学界研究从未离开这一宗旨。但百花齐放的理论尚停留在宏观、抽象层面,若落地于司法实践仍需个案衡量的裁判意识与方法。文章以余某诉查博士案为例,观察个人信息与各主体的联系,考量个人信息对各主体的价值,最后以利益衡量的方法追求整体法律价值最大化,力求为亟待指引的司法裁判思路贡献绵薄之力。

诉讼请求变更一般性实质要件的设置——以利益衡量为基础

由于民事诉讼法规定不完善,作为民事诉讼核心的诉讼请求的变更的处理在我国实践中处于混乱无序状态,这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我国函待设置具体的变更要件。学界对于诉讼请求变更要件的设置纷繁复杂,背后体现出的是不同的价值取向。诉讼请求变更制度牵涉原告、被告、法院等多方主体的利益,涉及利益的复杂性是变更要件设置易引发争议的重要原因。恰当的利益衡量是合理构建诉讼请求变更要件的前提,本文在对原告利益、被告利益和公共利益以民事诉讼基本价值和原则为前提进行一般化衡量的基础上,分情境设置我国诉讼请求变更的一般性实质要件。

基于司法克制主义立场的利益衡量操作规则

"疑案仍然是困扰现代司法的最大难题之一"。与其他法律方法相比,利益衡量在疑难案件的审判中有独到的优势,几乎成为这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必用的一种方法,甚至被视为法官能否作出正确裁判的关键所在。就此而言。

利益衡量的方法论构造——以司法性利益衡量为中心

利益衡量分为立法性利益衡量与司法性利益衡量,20世纪以来后者受到高度关注。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有关司法性利益衡量的程序、方法、原则和边界等内在微观问题却鲜有问津。阐明这些微观问题对于深化人们对利益衡量之理解有理论上之重要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