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运行机理、现实风险和实施路径

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数字科技产业发展与中国积极加入CPTPP、DEPA的趋势要求,以国际高标准规则和中国金融开放的问题为导向,厘清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瓶颈和基于RTA规则的差距,从金融服务业务、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等领域分析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运行机理和现实风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的长中短期目标、实施路径、战略规划和方案设计。文章的研究为中国克服金融开放瓶颈,推进“金融深化”,建设金融强国,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自主性开放型金融理论知识体系提供有益贡献。

以制度型开放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机制与政策建议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是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重要途径。文章首先介绍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提出的历史逻辑,然后分析了当前制度型开放的具体表现和中国的实践成效。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制度型开放主要通过吸引和聚集全球高端生产资源、畅通和强化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参与并引领数字经贸规则制定、发挥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及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力等途径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最后,对如何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制度型开放促进出口“提质增效”了吗?

为加快贸易强国建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作为中国开放的重大战略调整和转型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之中。出口是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型开放对于出口提质增效而言,不仅会通过激励企业创新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两个直接作用机制而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会通过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这一间接作用机制而产生促进作用。在创新性地提出并测度地区层面的制度型开放指数基础上,文章利用2013—2021年企业微观层面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以及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说的正确性。此外,实证还分析发现,制度型开放对出口提质增效的促进作用,还会因企业是否地处沿海地区以及是否地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论不仅从促进出口提质增效的实践需求层面为新阶段转向制度型开放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撑,而且对于如何进一步发挥制度型开放在建设贸易强国中的作用也有重要政策含义。

以制度型开放创新为核心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中国(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

在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之际,2023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正式批准设立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使新疆成为我国第22个自贸试验区,也是我国西北边境地区首个自贸试验区。文章深入研究分析了新疆自贸试验区设立的重大意义,并就自贸试验区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制度创新在自贸试验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现代产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制度型开放创新与逆全球化背景下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与思考。在此基础上,就如何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新疆自贸试验区提出了思路与对策建议。

制度型开放与跨境电商出口:基于“丝路电商”合作备忘录的研究

深化“丝路电商”合作是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抓手,对于拓展对外贸易新空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国内跨境电商物流企业2016年9月至2019年12月的运单数据,以“丝路电商”合作备忘录的签订为准自然实验,量化评估制度型开放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在样本期内,“丝路电商”合作备忘录的签订使中国跨境电商出口平均增长了约9.5%。(2)与有相似电子商务法律法规的国家签订“丝路电商”合作备忘录,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强。而且相比于贸易便利化条款,安全保护类条款相似度的提升对跨境电商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强。(3)与电商基础环境水平较高的国家签订“丝路电商”合作备忘录,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强。(4)“丝路电商”合作备忘录的签订引致的出口促进作用在高技术密集度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熟练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研发密集型行业中更加明显。

制度型开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与实证

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而开放条件下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国内国际层面新型生产关系。具有对内制度创新与对外国际经贸规则嵌入双向协同特征的制度型开放,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适应性调整,因而能够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以理论分析为先导,在创新性测度2013—2022年中国省域制度型开放水平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开展计量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制度型开放显著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从作用机制来看,制度型开放主要通过集聚全球高端要素、强化技术创新激励以及优化资源配置等途径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第三,在制度型开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地区政策执行力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第四,制度型开放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影响,不仅呈现一定的异质性特征,而且在空间上还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

新时期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关键举措研究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对新形势新特点,我国提出进一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制度型开放是新时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点。准确把握新时期制度型开放的内涵特征,破解面临的关键性问题,提出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关键性和务实性举措,有利于加快建立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体制机制、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应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吸引和集聚全球优质资源要素,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竞争力与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

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趋势、特征与策略

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核心是立足中国实际,建立健全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服务业开放制度体系,通过持续深化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开放,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当前,我国以梯度开放为特征的跨境服务贸易自主开放实践,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预期的制度供给。然而,服务贸易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规制需求、市场准入模式的国际差异以及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对我国跨境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构成诸多挑战。需强化风险意识,结合改革经验和地方需求,顺应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趋势,聚焦新一代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关键议题,关注服务贸易数字化趋势,持续加大现代服务业开放压力测试,提高国内监管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不断优化服务贸易开放谈判模式,有序推进跨境服务贸易高水平对外开放;善用国际舆论与法律工具,营造跨境服务贸易发展的良性制度环境。

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之开放发展——以制度型开放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开放,是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动力机制和必然形态。出版业开放发展的具体内容和评价要素可以概括为“一体两翼”。“一体”是以制度型开放战略为基座,通过建章立制,实现市场体系的统一性建设和国际化接轨。“两翼”指分别以外向型开放和内需型开放为载体,一是面向国际传播强化内容、渠道、能力建设,挖掘对外开放深度,以有利的增效结果确保出版业深入国外市场;二是基于创新导向发力生态建设、比较优势、风险屏障,拓宽对内开放广度,以良好的溢出效应支持出版业繁荣国内市场。

以标准协调扩大制度型开放:中国的实践与经济效应

标准是贸易便利化的“推进器”,如何通过“标准协调”实现高水平开放的价值共创目标是我国新发展阶段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在梳理中国与25个国家标准协调事件的基础上,本文探究了中国标准协调的动态变化及规律,并对中国标准协调模式进行国际比较,进而从价值共创角度分析中国如何以标准协调扩大制度型开放。研究发现:当前中国标准协调呈现不对称的结构特征,表现为中国主动向他国标准协调数量多于他国向中国标准协调数量。其中,行业标准协调正向信息技术、机械制造等高技术领域迈进。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标准协调模式不同,中国标准协调事件数量与增加值率负相关。同时,无论是中国向他国标准协调,还是他国向中国标准协调,均能促进双边国家及关联的第三方国家间的价值共创,即中国标准协调的目的在于深化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实现价值共创和发展成果共享。上述结论不仅为我国实现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提供理论依据,也为如何通过标准协调实现价值共创来推动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制度型开放驱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机制、挑战与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需要制度型开放作为政策保障,而数字经济制度型开放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文章首先梳理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与数字内涵,明确并介绍了数字经济制度型开放的概念、内容和具体实践。其次,针对数字经济制度型开放的内容,从数字规则对接、数字规制与管理加强、数字标准建立和国际化三个方面分析了其对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推动作用。最后,基于政策引导与激励机制覆盖较低、数据法律基础不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不足、数据产权与收益分配制度政策供给缺乏、国际合作不畅等挑战,提出数字经济制度型开放驱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制度型开放与企业创新能力

实施和推进制度型开放是以创新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创新性地对制度型开放进行量化测度的基础上,使用我国企业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具体机制主要是制度型开放提高了我国的人才空间集聚度以及推进了我国融入国际技术创新的进程。从影响的异质性角度看,制度型开放对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产业中企业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为了更好地发挥制度型开放在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中的作用,不仅需要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创新转化能力、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和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还要在继续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过程中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

制度型开放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与路径

开放是活力,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活性剂;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通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要素、产业六大方面的集成创新,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构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完善行政及企业管理制度改革、引领全球技术标准制定、吸引全球高端要素集聚、深入推进产业开放合作等方面,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新时代,制度型开放应紧密结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通过以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以深化高端要素体制机制改革为科技创新发展积蓄力量,以扩大服务业开放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因地制宜推动各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特色建设与联动发展等途径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

数字化转型、制度型开放与出口产品质量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数字化转型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构建。本文基于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型开放交互的视角,在测度省域制度型开放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3—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型开放的协同作用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型开放的协同作用能够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型开放的协同作用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型开放的协同作用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本文的研究对进一步发挥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型开放的协同促进效应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制度型开放、营商环境改善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新时期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试验田”,能否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助力并发挥先导示范作用,是当前政策层与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议题。基于自贸区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交错型倍差法模型实证检验制度型开放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制度型开放能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自贸区的设立使所在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平均提升了约7.490%。机制分析表明,制度型开放加快了市场制度的变革进程,改善了营商环境,从而有利于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制度型开放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效应存在差异,在自贸区设立时间较早和非正式制度较弱的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制度型开放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对毗邻省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辐射带动作用;自贸区制度创新水平越高、法律授权支持力度越大、产业集聚效应和吸引高端要素流动的效应越强,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效应越明显。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自贸区建设、释放制度型开放红利、助推我国生产力能级跃迁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制度型开放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逻辑与路径

开放条件下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种关系需兼顾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制度型开放以其对内制度创新与国际经贸规则深度对接的双重优势,更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新型生产关系的内生需求,从而能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基于制度型开放所构筑的开放条件下新型生产关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机制在于,制度型开放可以通过集聚全球高端要素、强化技术创新激励、优化要素资源配置三个关键作用机制,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三要素”升级及其优化组合。为了构建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体系,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亟须进一步加速并深化制度型开放这一核心策略,在进一步推动国内制度创新、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及畅通作用机制发挥作用的发展路径上,做到行稳致远。

制度型开放的理论证成与实施路径——以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视角

制度型开放具有丰富的内涵及深刻的时代意蕴,制度型开放聚焦于规则和制度层面的改革和创新,其实质是通过国内法的方式将国际经济法的价值和原则制度化,是更高层次的主动开放和单边开放,是以互认和积极的协调为基础的开放。就其意义而言,制度型开放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是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变化新趋势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制度型开放的总要求是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具体而言,我国应在完善外资准入等国内规则体系的同时,在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积极引领国际规则的构建;加强规制透明度的同时,通过互认、遵从良好规制实践等促进国内规制的协调与合作;探索建立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接《投资便利化协定》完善外资管理;通过标准联通、互认等方式加强标准国际化方面的合作。

“十五五”时期区域制度型开放谋划思路建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以开放促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制度型开放是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心要义。当前我国制度型开放水平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还存在差距。“十四五”时期,各地区围绕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开展了诸多探索,但在关税减免、海关监管、负面清单管理、人员往来、资金进出、数据流动等方面的便利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十五五”时期,建议支持海南自贸港率先完善“零关税、简税制”制度,积极复制推广“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海关监管制度,稳步提升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领域加大开放力度,积极拓展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空间,建立和完善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的制度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区域在国际经贸新议题领域开展压力测试。

制度型开放与“一带一路”倡议机制化

2018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提出部署制度型开放,为以“一带一路”共建合作为重点的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机制化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实现路径。制度型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机制化的理论逻辑是通过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建立并完善“一带一路”机构和制度,通过规则、规制等的跨境整合实现战略对接和议题联合。制度型开放在“一带一路”倡议机制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有促进“一带一路”相关机构和制度的建立并完善、促进战略对接和小多边机制建立、促进多层次贸易投资规则建立和产能合作。我国应进一步借助制度型开放,加强对小多边机制的整合,提升新兴领域合作的机制化水平,强化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尤其是与东盟国家间的战略对接,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应对美国对我国周边地缘环境的塑造。

深化金融制度型开放:方向与策略

稳步扩大金融制度型开放,是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以及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分析WTO-FTA金融规则演进趋势,对比CPTPP、RCEP等主要自由贸易协定金融规则差异性,可以发现我国在金融自由化等关键性条款、金融数据流动等敏感性条款,以及在“新金融”等全新议题上,与国际高标准金融规则存在较大差距。应以对标国际高标准金融规则、强化金融法制建设、落实金融管理措施、金融标准国际化作为金融制度型开放的主要方向,以“国内统一、国际接轨”为原则,完善金融制度体系;以“一带一路”等国际开放平台为载体,推动金融规则“引进来”“走出去”;以自贸试验区为依托,推动国际高标准金融规则压力测试与复制推广;以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为指引,加强金融监管,稳步扩大金融制度型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