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救济到制度自觉高职院校制度建设的现代化建构

制度建设是高职院校推进院校治理的重要抓手。然而,当前高职院校制度建设多为一种制度救济模式,造成了规范缺位、利益博弈、负担过重等问题。新时代,推进高职院校制度建设必须基于制度自觉,凸显“以人为本”的制度设计理念,明确“治理主体”的制度建设内涵,基于“未来教育”的制度引领方向,促进高职院校由制度救济向制度自觉转变,构建现代化制度模式。

劳资博弈:工资合约中的制度救济与工会行为

劳动关系的国情特征是劳资博弈的重要因素。本文的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新兴加转轨"的劳动关系特征是导致制度救济的逻辑起点,当企业经济效益成为决定工资合约的关键变量时,制度救济为弥补工会的博弈劣势提供了重要基础,也为工会在劳资博弈中主动作为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在工会"集体行动权"缺失的大背景下,有效的制度救济为工会识别资方"做空"效益变量提供了重要砝码。

从“盐田国际”罢工事件看中国工会维权路径中的制度救济

中国工会既是职工利益的法定代表者、维护者,同时也是党的群众工作的受托人,中国工会承担着"双重受托责任"。现有经验表明,纯市场化的维权方式难以实现中国工会的维权目标。"盐田国际"罢工事件的处理过程作为一个经典个案,体现了制度救济在中国工会维权过程中的合理性、必要性及其操作路径,并显示出中国特色的制度救济对于中国工会科学维权、实现工会目标的重要意义。

中国工会:转型期的诉求责难与制度救济

中国工会作为职工权益的法定"代言人",基本职责是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但在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中,其"代言人"资格却饱受职工权益诉求的责难,并不得不接受职工群体性的民意检验。从中国工会独有的责任属性分析,工会虽然成为职工诉求责难的直接对象,但问题的本身仍在国家。所以,基于工会责任属性的多维目标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救济对现实中的中国工会重塑和拓展职工民意基础、巩固国家的执政基础是重要的。但长远看,国家主导下的制度供给,尤其是劳动者权利的完善才是消除职工诉求责难、实现劳动关系和谐、提升工会形象的有效选择。

中国集体劳动关系的政府规制:从“自发救济”到“制度救济”——基于相关文献的研究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进而导致了劳动关系也面临着两个转变:由计划经济下的分配用工制度向合同制度转变,由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转化的阶段。在两个转变过程中,劳动关系双方的矛盾逐渐显现,出现了集体劳动关系的"自发救济"现象,并且越来越频繁。为了明确解决集体劳动关系"自发救济"的最佳途径,文章主要采用文献回顾的方法进行了研究。

论我国不当解雇法律救济制度的困境与完善

不当解雇法律救济制度是我国劳动法律在劳动者解雇保护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我国《劳动合同法》第48条规定了不当解雇法律救济制度,但出于当前复杂的社会需要,仍存在不足之处,包括不当解雇法律救济方式的适用缺少灵活性、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执行困难、经济赔偿金计算方式欠缺合理性等。对此,我国劳动立法应当明确不同类型的不当解雇、在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法律规定中引入行为保全制度、建立与劳动者实际损失挂钩的赔偿金计算方式。

第二战场的博弈:战时中国留学救济制度演变探析(1933-1939)

基于相关档案资料,论文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留学救济制度的演变及其社会影响。留学救济制度原本为应急措施,因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逐渐演变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固定制度,涵盖情况调查、政策制定、海外救济与归国安置等多个方面。该制度不仅有效缓解了战时海外留学生的经济困境,遏制了人才流失,还为日后政府救济留欧学生提供了参考蓝本,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失序状态。战时留学救济制度的演变,既是中国政府针对日本文化教育侵略所采取的部分因应措施,又是战时中国政府在留学教育层面与日伪争夺沦陷区高等人才,配合持久抗战国策的第二战场博弈。

立法不作为的制度救济——论宪法诉讼的权利救济功能

本文认为 ,宪法诉讼对立法不作为所引发的公民宪法权利的空缺与虚置具有救济功能。主要表现在 :一、救济议会中修宪之多数无法形成而造成的权利空缺 ,拓展宪法中关于自由范围和内容的规定 ;二、救济政府的立法不作为 ,实现公民“反向自由”和“正向自由”的结合 ;三、对不同的宪法权利加以平衡 ,制定一个可视之规则 ,以矫正立法之不足。

中国“失地难民现象”法理透视和制度救济

土地制度问题和权利的贫困及救济的不利,已经使得中国农民成为弱势群体----中国失地难民。从法理的角度透视农民失去土地沦为难民的原因,必须从制度和权利的角度进行,尤其是农民权利的缺失和权利贫困(poverty of rights)是中国农民失地难民现象的原因。具体解决问题的基本假设是土地制度意识的突破和建立土地自由制度及允许自由交易,防止形成失地难民现象,提升和丰富农民基本权益。

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研究

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由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三部分构成。原实行的《婚姻法》仅对离婚救济制度作粗略规定,相关司法解释也并未制定详细的配套实施方案,导致该制度的可操作性低。《民法典》对其的修改虽然能够促进解决过去离婚救济制度执行不力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但仍有不足之处,如“生活困难”判断标准、家务劳动价值量化等问题仍有待解决。本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首先,简要地梳理我国离婚救济制度,阐释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概念、立法意义;其次,结合离婚救济制度的立法目的及在实务中具体适用情况,分析我国离婚救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完善建议。

对垄断协议参与者救济制度的探究

探究垄断协议参与者救济制度,对经济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对垄断协议参与者的地位认识具有偏向性,导致对垄断协议参与者的救济途径或救济方式缺少系统的探讨。此外,垄断协议参与者的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具有巨大的关联性。因此,本文针对垄断协议参与者的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制度中存在的有关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在行政救济中扩大宽大制度的适用范围,明确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适用;另一方面,在司法救济中确立垄断协议参与者的有限原告资格地位,平衡基本法之间的冲突以及将主观方面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论行政处分与政务处分救济制度的异同及完善

针对公务员违法行为处分的救济,我国既有行政处分救济制度又有政务处分救济制度。行政处分救济制度和政务处分救济制度在救济理念、救济法律依据、救济机构、救济程序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明确公开公正的救济原则、完善救济程序、设置处分救济赔偿制度可进一步完善行政处分和政务处分救济制度。

“失独父母”制度救济

由于中国社会老龄化不断加剧，失独引起的养老、精神孤独等问题也愈显突出。

德日两国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的运行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药品不良反应损害已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各国政府都在尝试建立完善的救济制度,而目前我国在这方面仍属空白。文章在比较分析德、日两种类型救济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基金会的设想和具体运作形式。

论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的构建

药品不良反应是正常使用合格药品产生的有害或意外反应。药品不良反应责任不同于产品责任、国家赔偿责任、侵权责任和医疗事故责任。我国应及早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基金制度,对受害者进行补偿。

国际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介绍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汉语字典中，救济是指用金钱或物资帮助灾区或生活困难的人；从法律角度看，救济指对法律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纠正和补救。而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即正确适当使用药品（合格药品、医疗器械）时，在药品的副作用引起一定程度的健康损害时，依据一定的法律给付医疗费等费用的补偿行为。

建立我国ADR补偿救济制度的探讨与思考

到目前为止,我国药品不良反应(ADR)所致伤害责任主体缺失,无法可依,导致"索赔无门"。患者往往独自承担药品不良反应伤害后果,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亟待建立相应的风险分担机制。在参考了海外药品不良反应补偿救济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建立药品不良反应伤害补偿救济制度进行探讨和分析,并提出一些具体的思考和建议。

论高校处分权与学生权利救济制度

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高校处分权性质不明 ,学生权利救济途径不畅的主要原因是相关法律缺乏、立法严重滞后。为此笔者主张高校处分权应由高校行政处罚权取而代之 ,建立学生权利救济的申诉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 ,以此重构我国高校处分权与学生权利救济制度 。

WTO与中国行政救济制度的改革

众所周知 ,WTO是一个世界性的贸易组织 ,其协议内容构成了所有入世成员国都必须遵循的国际性法律规则体系。中国作为WTO的成员国 ,必将通过国内法的转换而执行这些规则。中国的行政救济制度 ,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国的入世 ,对现行行政救济制度无疑是一种冲击 ,特别表现在行政救济的范围、行政救济主体的地位、行政救济中的审查标准、行政救济的程序等诸方面。本文在分析与行政救济有关的WTO协议内容的基础上 ,提示其与中国现行行政救济制度的差异及冲突 。

药品不良反应补偿救济制度运行机制研究——基金运作模式研究

药品发生不良反应会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严重的伤害,受害者理应得到补偿救济,但我国在此项制度建立方面仍是空白。通过研究已经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救济制度国家的制度运行机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不同运作模式的利弊,探讨基金运作模式的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