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数实融合的制度环境:逻辑与路径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传统的经济活动和产业体系发生深刻变革,实体经济的内涵不断丰富,范围不断扩大,与数字经济呈现强劲的融合发展态势,数实融合实践不断深化。数实融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实体企业经营运作的内在逻辑、生产范式、活动空间和外部环境。从重构逻辑来看,企业活动空间向线上转移,制度环境构建也应转向在线空间。由于市场特征、运行机制和竞争格局发生深刻改变,制度环境的竞争治理效能有待提升,尤其是数实融合推动新模式新业态持续涌现,现有制度环境的兼容性不足。不同于传统制度环境的构建和变革逻辑,数实融合对制度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标准,形成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制度体系越发难以适应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数实融合的制度环境需要根据其具体特性和发展需求进行适应性重构。然而,当前存在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产权制度尚未形成、互联网平台监管体系不完善、新型数字营商环境建设有待加强等制度缺项。为匹配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和数实融合的发展需求,亟须构建与数实融合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产权制度,构建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数据基础制度,优化平台经济监管制度体系,营造适应数实融合的一流营商环境,从而持续释放和激发实体经济的发展活力。

家族企业治理、制度环境与跨代创业

家族企业接班人拥有家族和企业的双重身份,其创业行为受到企业内外部多个因素的影响。本文基于上市家族企业数据,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家族企业治理、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跨代创业之间的复杂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驱动高跨代创业和非高跨代创业的路径具有非对称性,产生高跨代创业的路径有知人善任型、家业驱动型、继任者自驱型和文化引领型,产生非高跨代创业的路径有家族管理缺失型、管理团队束缚型、家族使命缺失型和内外环境交困型。本研究可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和治理结构优化提供参考,提出的有利于跨代创业实践的管理启示可助力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

非国有股东治理能抑制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吗——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以2013—2021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股权结构和委派董事两个维度实证研究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并加入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在外部环境影响下非国有股东治理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变化。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通过持股和委派董事均能够显著抑制国有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且该抑制作用在地方国企和竞争类国企中作用更强。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制度环境在非国有股东治理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于改善制度环境、进一步推进国企混改、优化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政府引导基金、地区制度环境与区域创新能力

本文运用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深入研究政府引导基金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对地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可以通过提升产学研合作强度与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来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地区制度环境对政府引导基金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效果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中西部地区在政府引导基金的使用效果与地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上存在显著差异;将政府引导基金和社会私人风险资本的交乘项引入调节效应模型后发现,在不同区域内社会私人风险资本和政府引导基金会产生不同的交互效果。本文研究有助于地方政府把握地区制度环境变化,灵活使用政府引导基金,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制度环境与大股东侵占行为研究——基于内部控制中介效应的检验

制度环境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在约束大股东侵占行为,减缓公司治理问题中起着关键作用。本文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寻制度环境对大股东侵占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制度环境的改善和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均能抑制大股东的侵占程度,内部控制质量在制度环境对大股东侵占作用中发挥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的中介传导机制仅存在于国有企业或实际控制人所有权较低的企业中,且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制度环境与农民工创业效应研究——基于LMVAR模型分析

良好的制度环境对创业者提高创业成功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文章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2017)数据,估计制度环境对农民工创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创业风险具有地区、行业、个体差异,基本呈现高收入高风险并存特征;控制其他因素影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农民工创业风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地区的市场化制度越完善、农民工个人及其家庭的社会网络越发达,农民工的创业风险越低;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当制度环境改善时,务工经历丰富、高技能行业的农民工创业风险会显著下降,非正式制度对于降低非农行业的创业风险作用更大;相对于普通创业者,农民工创业风险偏高,高出普通创业者1.42个点。亟需针对农民工创业特点,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增强创业能力,提升创业效益,更好地激发他们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中的动力和活力。

组织支持、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对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基于组态视角的fsQCA分析

创新活动具有系统性,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绩效受内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且各影响因素间具有相互依赖的复杂性,但目前偏向于单一因素的探讨,无法解释多要素相互依赖等复杂的运行机制。因此,以中国2920家科技企业孵化器为样本,基于组态视角,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索组织支持、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三大类别中的7个条件对孵化器创新绩效的复杂影响机制。结果发现: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绩效与其所处制度、市场环境息息相关,主体与环境均衡驱动型协同创新策略是实现高创新绩效的主要路径;孵化器创新绩效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制度环境、市场环境、组织支持行为均无法单独构成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多要素协同作用对孵化器创新绩效具有殊途同归效果,其中政府补贴没有发挥关键作用,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多数路径中起到重要作用,孵化器空间上的集聚在特定条件下具有影响作用。基于研究结论,为政府和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者从制度和市场环境两方面考虑,提出提高孵化器创新绩效的建议。

东道国制度环境、企业异质性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企业异质性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理论上,基于一般均衡框架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的改善不仅能够降低出口贸易企业转化为OFDI企业的可能性以及企业进入东道国开展OFDI活动的生产率阈值,还能够降低企业的固定成本,提高企业OFDI所获得的利润,最终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同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对企业OFDI活动也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实证层面研究发现,东道国经济制度质量指标、法律制度指标、政治制度指标每提高1单位能使企业进行OFDI的概率分别提高0.2%~0.71%、0.27%~0.62%、0.19%~0.32%;生产率指标每提高1单位能使企业进行OFDI概率提高0.30%~0.60%。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主要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制度环境情境下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

探寻规制俘获引致环境低效率的动因是促进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必要前提,多样化情境下提升环境效率的实践活动离不开其所依赖的制度环境。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制度环境情境下规制俘获影响区域环境效率的机理,利用中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以SBM模型综合测算的环境效率为基础,就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及制度环境(包括政府质量和法制环境)调节二者关系的异质效应进行实证考察。结果发现:规制俘获显著抑制了区域环境效率的提升。制度环境正向调节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即制度环境矫正了规制俘获和环境效率的负向关系。法制水平在政府质量较低和法制环境优渥地区的调节效应凸显,地方政府在政府质量较高和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更能发挥矫正作用。制度环境跨越某个临界值才会削弱规制俘获对环境效率的抑制效应。因此,重视规制俘获对规制约束过程的扭曲效应,应充分发挥政府质量和法制环境在形塑规制秩序与提升环境效率中的调节作用,实现优化制度环境和促进区域绿色经济的双赢发展。

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驱动路径研究--基于制度环境的专精特新体育企业组态分析

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是推动体育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动力,专精特新体育企业是创新型中小体育企业的典型代表。采用多重制度环境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法(fsQCA)分析体育领域58个专精特新及小巨人企业,旨在揭示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驱动路径及其协同效应。研究发现:①良好的政策支持构成了中小体育企业创新发展的必要基础,该条件缺失成为制约专精特新体育企业培育的主要障碍。②组态分析结果显示,存在五种高专精特新体育企业培育路径,并基于核心条件和制度环境的多元组合归纳为政策—市场—技术补充型、政策—市场—技术联动型、政策—技术补充型三种中小体育企业创新驱动路径。最后,为推动更多中小体育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升级,对政府部门和中小体育企业提出实践启示。

林权抵押贷款制度环境、现实困境与治理路径——基于福建三明集体林权改革试验区的调研

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环境下,林权抵押贷款受人格化财产特性及其信贷交易特殊性的影响较大。基于福建三明集体林权改革试验区的调研显示,林权抵押贷款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主要源于禀赋效应和信息不对称,即禀赋效应抑制林权抵押贷款的信贷需求,信息不对称抑制林权抵押贷款的有效供给。应构建集体林区良好的普惠林业金融生态环境,着重发挥具有乡村权威的村干部“类金融中介”的比较优势,有效培育与挖掘林权抵押贷款的潜在需求,以缓解林权抵押贷款的禀赋效应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最大限度地提升林业金融配置效率,助推林区乡村振兴。

防艾组织何以生存:基于“制度环境—社会需求”的双重视角

已有关于防艾组织的研究多强调这类组织在转型过程中的式微,忽视了部分组织在新的制度环境和社会需求下的行动调整。通过对一家名为“逍遥”的防艾组织的研究发现,随着制度环境和社会需求的变化,防艾组织及时转变自身的组织定位及主要工作内容,进而得以在大量同类组织关停的时代依然生存并不断发展。在第一阶段,防艾组织面临的主要制度环境是国际资金项目及其较为宽松的资金管理制度,反对歧视污名与完善相关制度是主要的社会需求,防艾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开展政策倡导并向社群提供可靠的艾滋病知识。在第二阶段,国家加强对防艾组织的资助与监管,政府成为防艾组织主要的资源来源,扩大检测、尽早发现感染者以及获得准确且隐私得到保障的检测咨询和感染后关怀服务成为主要的社会需求,此时防艾组织的主要工作内容开始偏向提供服务。

制度环境变迁下的财会监督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财会监督,作为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共同发力的领域,其重要性日渐凸显,成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和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有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和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以制度环境变迁为主线,试图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的外部制度环境和财会监督制度变迁,构建推动财会监督发展的理论框架,提出新时代进一步推动财会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通过夯实财会监督自身制度安排优势,破解体制机制难题,提升财会监督成效,强化财会监督联动机制和法治建设,推进财会监督信息化建设。

制度环境、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成本粘性影响研究

选取2018年至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成本粘性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在不同市场化进程和法治水平的情况下,这种关系是否存在差异。实证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可能会导致错误的成本决策,加剧公司成本粘性;而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管理者过度自信造成的成本“粘性”加剧问题。这对于完善我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强化对企业管理者的全面素质管理、改善绩效评估和薪酬管理体系、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与人才培养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创企业数智化发展与创新产出——基于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在数智经济时代,推动新创企业加速数智化转型、提升创新能力,已成为驱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因素。本文以2013~2022年创业板企业为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测算数智化发展程度,基于竞争理论、资源编排理论、制度理论,探究新创企业数智化发展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新创企业数智化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创新产出,在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显著,并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在作用机理方面,良好的制度环境对新创企业数智化发展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基于异质性研究发现,新创企业数智化发展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在大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处于数字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为推动新创企业数智化以及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In the era of digital and intellectual economy, it has become a core factor to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o accelerate the digital and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and enhance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start-ups. Taking a dataset from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GEM) of China from 2013 to 2022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his article adopted textual analysis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tization development, and based on competition theory,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theory, it explored the impact of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tization development of start-ups on innovation output and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tization in start-ups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innovation output, which remains significant after considering issues such as endogeneity, and the conclusions continue to hol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In terms of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a favorab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tization and innovation output of start-ups. Based on the heterogeneity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 promotion of innovation output b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tization in start-ups is more significant among large-scale enterprises,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in regions with better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is article provides useful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the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tization of start-ups as well as to improve enterprises’ innovation output.

数字经济与旅游企业韧性——基于制度环境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研究

面对当前复杂的外部形势和数字经济发展浪潮,旅游企业如何主动对接数字经济进而增强韧性能力以适应外界变化,不仅关系自身生存发展,也牵涉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文章利用2008—2021年我国35家上市旅游企业样本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对旅游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旅游企业韧性水平,该结果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制度环境和股权集中度作为旅游企业发展的内外影响因素,对于数字经济提升旅游企业韧性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调节作用,处于制度环境较好区域和股权集中度较低的旅游企业,数字经济对旅游企业韧性的促进效果越强;3)异质性分析表明,处于上升阶段和较低市场优势地位的旅游企业更倾向于利用数字化成果提升其韧性水平。因此,旅游企业应综合考虑自身发展情况和外部环境条件,积极构建敏捷、灵活的数字智能组织以降低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

低龄老年人参与乡村振兴的制度环境、主体类型与实践方式

低龄老年人参与乡村振兴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基于参与式治理理念,可从制度环境、主体类型、实践方式三个方面构建低龄老年人参与乡村振兴的基本逻辑框架。从制度环境看,低龄老年人参与乡村振兴具有宏观制度环境、微观制度环境和制度执行环境等三个层次,需要进一步优化制度环境才能更好地激发低龄老年人活力。从主体类型看,参与乡村振兴的低龄老年人主体类型可以划分为老年个体和老年群体,其中老年个体包括离退休老年个体和非离退休老年个体,老年群体有老年社会组织、老年大学和社区老年自组织。从实践方式看,低龄老年人主要通过志愿服务、就业与再就业、个人捐赠等直接方式,以及消费帮扶、资源链接等间接方式参与乡村振兴。

制度环境、社会资本与企业债务融资研究

文章选取2017—2021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所有A股非金融类公司为样本,在控制一些企业自身特征相关的微观变量下,应用最小二乘法对制度环境和社会资本如何对企业债务融资形成影响进行实证论证。研究表明国内企业所在地对应的制度环境完善程度越高,则越不容易实现债务融资,尤其是长期债务融资,这些制度环境包括地区整体市场化水平、所在地区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地区金融业发展水平和法律完善程度。可以认为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政治关联是一种替代保护机制,能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债务筹资,且是长期债务融资。

制度环境对公司流动性规模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现代财务理论指出,公司流动性规模不但与资本结构、规模、治理结构、成长性等公司特征相关,而且受制度环境的影响。本文通过整理汇总制度环境的相关数据,并将其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相匹配,形成包含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的新数据库。以此数据库的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之下,公司流动性规模的变化。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所处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流动性持有量越大;同时,上市公司所处区域的法制水平越高,流动性持有量也越大;而上市公司所处区域的政府干预程度对公司流动性持有量没有显著影响。综上所述,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流动性持有规模。

制度环境对中国水产品出口RCEP伙伴国贸易效率的影响——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采用2010—2020年UN Comtrade的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制度环境对中国水产品出口RCEP国家贸易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加入FTA有利于提高中国水产品出口RCEP国家的贸易效率;RCEP国家的商业自由度、政府效率、政府稳定性能够促进贸易效率的提高,而财政支出、贸易自由度和金融自由度对出口效率起负作用。为提高中国对RCEP国家的水产品出口贸易效率,应改善出口目的国的贸易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提高中国与RCEP其他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