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投资壁垒、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G20国家的经验证据

以限制性投资政策为特征的东道国投资壁垒正重塑中国ODI的关键影响因素。本文探究了投资壁垒、制度质量及其交互效应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中国对G20国家2003-2020年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发现:第一,东道国投资壁垒对中国ODI起到了显著的遏制作用;第二,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ODI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国家异质性,发展中国家呈现出显著的制度质量规避特征,发达国家呈现出制度质量偏好特征;第三,发达国家东道国高质量的治理水平弱化了投资壁垒对中国ODI的抑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双边投资协定、东道国对华贸易依存度对投资壁垒起着积极的调节作用。

RCEP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的影响

选取2003—2021年中国对14个RCEP国家的OFDI存量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分析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与中国OFDI正相关,其中,政治稳定性和法律规则显著促进中国OFDI;高收入国家的政治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的影响不显著,而中等收入国家的政治制度质量显著促进中国OFDI,即政治制度质量促进中国OFDI因东道国发展程度不同而存在异质性。中国在RCEP国家进行OFDI应关注政治制度质量变化,加强双边关系,建立投资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提升企业投资风险管控能力,以此增强中国OFDI的竞争力和安全性。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不对称影响——基于制度质量的视角

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我国2013—2020年31省份(因数据缺失,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发展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并重点探讨了制度质量在数字经济优化产业结构中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优化制度质量则能增强这一促进效果;从异质性看,制度质量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效应越强,同时,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作用较为明显,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制度质量也是信息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重要推动力。本文的发现为我国高效优化产业结构、高水平推进经济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价值。

制度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跨国合作为表现形态的分工模式愈加凸显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快步向前,然而“大而不强”的现状始终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迈向更高的台阶,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转变我国以往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低端锁定的境遇,是实现我国贸易强国的必经之路。文章以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地位为切入点,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讨和研究了制度质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直接和间接影响的理论机制。采用ADB数据库基于2009-2019年48个国家的制造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检验,实证结果全面印证了理论假说并得出了结论,制度质量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提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通过影响一国的创新效率发挥中介效应。最后提出加强制度建设、构建积极向好的营商环境以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政策建议。

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与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

基于2014—2020年68个主要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和制度质量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境数据流动限制、制度质量分别对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正向影响;二者相互作用对提升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着积极作用。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区分经济体类型可知,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更大;区分服务行业显示,对金融、知识产权、信息通讯和研发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区分制度质量表明,政治、金融、经济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依次增强。研究结论为中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政策进而实现出口升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中的选贤任能制度质量评价指标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组织基础,选贤任能制度是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的制度保障。基于对领导人讲话、政策法规文件、座谈访谈记录、学术研究文献中选贤任能制度相关评价条目的搜集、筛选和编码,通过因子分析构建了包括依法合规、科学民主、完备协调、有效管用等四个维度15个指标的选贤任能制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应用该体系对新中国成立以来27类选贤任能重要制度样本进行了量化评价,提出四方面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建议:坚持党管干部,提高制度设计的依法合规程度;坚持民主集中,提升制度实施的科学民主水平;坚持系统完备,完善制度实践的协同协调体系;注重工作实绩,增强制度运行的有效管用效能。

数字化水平、制度质量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提出,为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实践新路径。以2009—2019年3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工具变量2SLS回归和混合回归发现:一国较好的数字化发展水平、良好的制度质量均有助于提升高科技产品出口价值,但当制度质量与数字化社会发展不能匹配时,二者在促进高科技产品出口价值中的重要性会明显下降。从数字社会和制度环境的视角拓展了已有的出口价值研究,为国家在全球技术市场提高整体竞争力及政府在完善制度和数字化社会发展之间的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制度质量与农产品贸易

经济一体化是上合组织发展目标之一,但成员国的制度质量会影响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与效果。本文基于1997—2017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农产品贸易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农产品贸易的促进效应,建模时将成员国制度质量作为关键影响变量。研究结果表明:表象上看,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暂未对成员国农产品贸易产生显著促进效应,但若考虑到成员国制度质量的影响,上合组织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农产品贸易的促进效应是显著的,且对SITC分类下不同种类的农产品贸易影响具有异质性。因此,上合组织成员国应进一步提高制度质量和推进经济一体化发展。

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影响研究——基于制度质量的影响

随着国际化分工的深入,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创新与成熟。而制度作为一种根本性的比较优势,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却甚少有人探究。本文通过构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测算了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中38个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与提升技术创新转化能力两条路径对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在进行稳健性与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旧成立;在考察法治制度质量的门槛效应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度的促进效应随着制度质量的改善得以提升,但在不同国家发展水平、行业类型条件下结论存在异质性;最后,总结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制度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劳动收入效应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42个国家10年的经验数据研究制度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劳动收入效应的影响,研究证明:(1)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度越高,劳动收入占比越低;(2)制度质量起正向作用;(3)全球价值链的劳动收入负效应主要作用于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制度质量改善,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高技能劳动力收入提高。

制度质量是否促进了高附加值农产品出口?——全球柑橘贸易的证据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提高制度质量对于我国农业深度参与全球农业分工与合作、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结构引力模型和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实证探究制度质量对不同附加值柑橘产品出口影响的异质性以及对柑橘产品出口结构的调整效应。结果表明:总体制度质量对中、高附加值柑橘产品的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低附加值柑橘产品的出口具有抑制作用;腐败控制、政府效率和法治程度对柑橘产品出口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制度距离对所有柑橘产品的出口具有抑制作用。另外,制度质量对低制度质量经济体的出口促进作用更大,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趋势,且对出口结构具有调节效应,促进了柑橘产品出口由“低端”向“高端”升级。由此认为,新发展格局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于提升农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制度质量如何影响外资企业进入模式——来自中国设立开发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1979—2016年外资企业投资经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设立国家级开发区引致的制度质量改善对外资企业进入模式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制度质量改善能够提高外资企业以独资方式进入中国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在基于倾向评分匹配的双重差分估计(PSM-DID)和城市加总估计中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表明,制度质量改善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强;制度质量改善对外资企业以独资方式进入的促进作用在契约密集型行业以及来自大陆法系国家的外资企业体现得更为明显。

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产业协同集聚的中介效应和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选取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以产业协同集聚为中介变量、制度质量为调节变量,探析数字经济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驱动效应;数字经济可通过推动产业协同集聚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制度质量在数字经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进一步检验空间溢出效应发现,数字经济与制度质量交互作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应从适度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多链协同推进产业集聚发展、营造稳定可期制度环境入手,为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效赋能。

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

采用国际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了东道国制度质量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并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与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与经济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出口贸易都有正向影响;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呈负向调节作用。

创新投入、制度质量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研究

研究创新投入、制度质量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系对于推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运用我国2011—2019年的数据,构建新旧动能转换测度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对新旧动能转换指标进行测度,再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创新投入、制度质量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研究表明:创新人力对新旧动能转换有促进作用;创新资本投入和制度质量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区域限制。

制度质量、创新驱动与区域发展不平衡——兼论贫困治理

区域发展不平衡及其引发的相对贫困,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文章从制度质量的视角,以国有企业比重和计划经济体制依赖程度作为制度质量的衡量指标,探讨在经济发展方式向创新驱动型转变过程中,制度质量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和作用机制。通过引入制度质量和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的交互项,基于2000-2021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在中国加快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随着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的提高,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所处的制度质量水平相对越低,越将显著阻碍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创新能力是制度质量影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机制。研究说明,提高制度质量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治理相对贫困的基础。

RCEP成员国金融发展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2009—2021年RCEP成员国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制度质量在当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RCEP成员国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作用;分指标中金融发展规模、深度和稳定性对中国OFDI促进作用同样显著;金融发展与制度质量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其在金融发展对中国OFDI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文章研究创新在于综合考虑金融发展包含因素,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同时,不再局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是以RCEP成员国为考察对象展开研究。因此文章为促进我国对外投资企业高效、高质量地在东道国展开投资,合理利用当地金融发展缓解融资约束、降低投资风险提供了实证经验,有助于深化我国与RCEP国家投资合作。

RCEP成员国制度质量对中国贸易效率的影响研究

2022年1月1日,RCEP协定正式生效,我国自签署协定以来,通过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出口,拓展了进口渠道,然而参与RCEP协定的国家制度之间仍存在一定差异。本文基于贸易扩展引力模型,采用2010—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制度质量对中国与RCEP成员国之间贸易的作用显著,制度质量的提高可以降低中国与成员国的贸易非效率;(2)政府干预程度、税收、贸易自由度、金融自由度和司法效率的提高有利于贸易效率的提高,而投资自由度和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不利于贸易效率的提高;(3)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效率最高,与日本的贸易潜力最大。因此,我国应充分重视成员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在已有协作的基础上,扩大对外开放,进行有效评估和国际援助。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经验研究

区位选择是企业OFDI战略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项投资的风险与成败。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因素等对一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各分项指标以及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质量距离等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本身相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更大;不同维度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虽然有别,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同时具有低政治制度质量偏好和低法律制度质量偏好,而对高经济制度质量的偏好不显著;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本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力更大。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为广阔的产业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南-南”投资的发展,积极构建“南-南”合作组织、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形成。

制度质量、制度质量稳定性与高技术产业集聚

基于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和空间依赖性,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制度质量、制度质量稳定性与高技术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制度质量对本地区、其他地区和所有地区的高技术产业集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制度质量稳定性仅对本地区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为了更准确地分析三者间的关系,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分位数回归,发现制度质量在0.75分位点以下对高技术产业集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制度质量稳定性在0.5以下的分位点却会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