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博士联合培养的生发机制、现实困境与纾解策略--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视角

开展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国家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产业升级背景下强化工程领军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举措。工程博士联合培养涉及政府、行业企业和高校等利益相关主体,受到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高校逻辑等多重制度逻辑的形塑。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发展战略导向,人才和知识溢出对行业企业创新发展的辐射,以及高校提升办学实力和博士毕业生的社会契合度等多元利益相关者的目标联结推动了工程博士联合培养制度链条的启动。与此同时,工程博士联合培养中行动主体的目标偏差以及制度供需失衡和管理逻辑惯性的影响,使得行为主体间耦合失调,成为联合培养深入推进的阻滞性因素。迫切需要强化多重制度逻辑的协同互构,构建“全链条”协同机制,通过利益弥合与制度引导,提高工程博士联合培养的成效。

高校教师学术评价的双重制度逻辑分析

在双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下,影响高校学术评价制度及其实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高校,各有其宏观职责立场,又因组织均是具体个人的集合而遵循人性理论、差序格局等微观利益逻辑,所以高校学术评价的走样和失真,是由各类主体宏观职责立场与微观利益逻辑交错叠加所导致。服务于科技—人才—教育一体化发展需要的高校教师评价变革,应基于制度的宏观逻辑,要求政府在高校学术评价上能统筹、协调不同主体的职责立场,强化推动高校有序发展的顶层制度设计;应基于制度的微观逻辑,充分考虑被评价者的立场和利益,建立健全学术评价的诚信制度、实施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并确保其得到有效实施。

地方政府“双碳”政策选择偏好及其特征研究——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理论视角

围绕地方政府“双碳”政策的核心问题,引入多重制度逻辑这一视角,通过对全国20个省份“双碳”政策文本进行扎根编码,可揭示地方政府“双碳”政策的选择偏好及其内在特征。各地方政府“双碳”政策是基于政府逻辑、组织逻辑、公民逻辑三种制度逻辑形成的。地方政府“双碳”政策的选择偏好主要包括绿色变革型、市场循环型和技术创新型三种。其中,绿色变革型具有政府指引性、组织绿色化和公民同质化的特征;市场循环型具有政府统筹性、组织低碳化和公民共创性的特征;技术创新型具有政府支持性、组织智能化和公民受益性的特征。这种考察有利于丰富“双碳”政策的研究视角、深化对政府行为的理解,同时从实践层面剖析中国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政策目标与实现路径。

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居住空间演变的制度逻辑——以东莞TG村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涌向城市,居住空间的选择以市场化的住房形式为主,大部分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和用人单位的宿舍里。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居住空间是他们日常生活展开的空间,这一空间的生产过程、所呈现的社会关系以及所体现的制度逻辑在时代发展中有着不一般的意义。基于制度变迁的逻辑机理,通过对东莞TG村这一典型城乡结合部村庄外来人口居住空间发展过程的梳理,可以发现,外来人口的居住空间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空间扩张衍生的独特社会形态,是市场交换以获取最大经济利润的理性选择,是各级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行政干预的治理成果,是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日常实践的生活构成。这个社会空间的生产是一个受多重制度逻辑影响的产生过程,是由被动的市场逻辑主导逐步发展到以各级政府的行政逻辑规范为主导,近些年又回归到以外来人口日常生活实践的生活逻辑为主导的状态。外来人口居住空间的生产不是一个机械的产生过程,而应被视为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媒介,是外来人口、本地村民、企业雇主和各级政府等多方行动主体共同建构的过程。

多重制度逻辑视角下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

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由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合作的集体性实践行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高职院校等多个利益相关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形成各自的行为逻辑,不同行为逻辑间存在相互关联和冲突,使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陷入集体行动困境。为此,在多重制度逻辑影响下,突破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集体行动困境,需要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健全多元利益主体合作制度;优化政策落实机制,保障政策切实有效落地实施;打破体制机制限制,提高企业参与改革的能动性;搭建协同治理格局,实现多元利益主体协同育人,从而推动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稳步发展。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经过三十年的实践探索,其政策方向和内容随着时代变化在不断变迁。引入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视角,从结构分析范式和历史分析范式深入探究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总体上呈现出渐进变迁特征,变迁方式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背景-制度”结构是政策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变量-制度”结构、“行为-制度”结构是政策变迁的关键性因素,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践中的重大事件构成政策变迁的“关键节点”,学习效应、协同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导致政策变迁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最后,提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保持政策供给强度”“充分考虑利益诉求,更加重视公平”“政府政策引导,高校分类和特色发展”等三个方面优化策略。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运转的理论框架、制度逻辑和健全路径

健全和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键议题,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之一。但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专门理论贫瘠,导致学界和业界很难对“如何健全”“如何完善”的新时代之问做出富有深度的回答。本文受“多重制度逻辑”理论的启发、立足长期的调研工作,通过系统梳理、整合现有研究成果,构建了解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如何运转的“实践—制度”分析框架。作为一套整合性的专门理论,“实践—制度”框架由五个命题组成,把制度逻辑及其内部张力确立为公共文化理论研究的中心课题,并为该课题的求解提供了线索和思路。文章利用“实践—制度”框架,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种解释,认为“项目逻辑”与“常规逻辑”、“行政逻辑”与“专业逻辑”、“供给逻辑”与“需求逻辑”三组制度逻辑关系是推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高速发展的原因,也塑造了难以消解的系统性难点和痛点。文章提出构建政府主导的协同治理模式、打造嵌入中国社会的制度体系、健全问题导向的创新示范制度、推进更富深度的国际经验研究等建议,初步回应了“如何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问题。相比解释路径与研究建议,作为理论工具的“实践—制度”框架更值得重视,文章试图通过这一工具的构建,唤醒学界对于公共文化服务领域运作规律的理论讨论。图1。表3。参考文献36。

裁判文书不说理的制度逻辑

裁判文书说理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能否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处于法院系统中的法官的行动面临多重工作要求和制度约束,裁判文书说理的制度性要求并非一直“在场”,而且“在场”的形式和定位也不是始终不变。裁判文书说理问题不只是一个技术,或者说个人素质和技巧问题,因为受制于外在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法官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其中蕴含着一种注意力分配机制。这种注意力分配机制具有理性选择的能动性基础,但也受到社会身份、目标和认知等方面的影响。制度性的约束需要通过一种激励制度实现,从而影响法官的注意力分配,激励法官积极实施制度要求的事情。裁判文书不说理问题在激励制度上的根源可以从显性激励机制、隐性激励机制和监督激励机制等方面被审视。改变裁判文书不说理的现状,不能仅仅落入法官个人素质的窠臼,而是需要从制度体系产生的正向和反向激励入手进行改革与完善。

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三重制度逻辑与治理模式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内的新兴产业具有颠覆性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布局前瞻性强、市场和组织不确定性大、技术赶超机会多等特征,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载体。科技创新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过程,减少或者克服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是科技创新政策设计的核心议题和主要依据。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主体,受到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三种制度逻辑的作用。

市域产教联合体中的多重制度逻辑冲突与协调

市域产教联合体是破解我国产教融合“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关键举措。通过制度逻辑理论视角对影响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多重制度逻辑进行分析得出,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构建和运行兼具政府逻辑、市场逻辑、教育逻辑、社会逻辑和园区逻辑。不同的制度逻辑在市域产教联合体发展过程中呈现一定张力和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多元主体价值取向差异化、角色定位模糊化、政策制定与执行二维离散、校企合作貌合神离。因此,寻找相悖逻辑间的平衡点并进行协调是提升市域产教联合体效能的可能路径:首先应构建公共价值,回应多元主体利益诉求;其次要纵向建横向连,提高联合体治理效能;再次要创新政策执行模式,落实政策细节;最后需紧盯着力点,集聚资源优化校企合作。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司法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实效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司法治理的制度逻辑,在纵向层面,经历了简约治理向专门治理的制度转型;在横向层面,体现为严厉惩罚、全链条打击与简化证明。然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司法治理的制度逻辑及其实效之间始终存在较大落差。两者背离的主要原因,在于不断迭代更新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一方面突破了传统犯罪的组织形态与行为模式,另一方面改变了传统案件的证据结构与事实结构,这就导致在回应传统犯罪基础上逐渐演变且趋于稳定保守的司法治理模式,难以避免制度缺失、制度滞后、制度抽象与制度冲突等结构性的制度短缺问题。此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司法治理的制度实效,还同时受制于制度体制与制度资源。因此,刑事司法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当采取体系化、前瞻性、整体性的立法回应模式。

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特征与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多重制度逻辑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依循服务国家城乡关系的国家意志、路径依赖、渐进式、诱致与强制变迁结合等发展演进规律,存在典型制度价值复合化特征。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在多重制度逻辑框架下,以“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为制度逻辑兼容策略,以增量改革和绩效提升拓展制度逻辑兼容空间,以“地权细分”搭载制度逻辑兼容载体,以“走廊调控”化解制度逻辑兼容矛盾,实现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实践。

弹性雇佣与柔性管理:多重制度逻辑下高校新型教师聘用制度运行机制研究

弹性雇佣与柔性管理是高校实施新型教师聘用制度时回应多重逻辑复杂性的前提与特征。新型教师聘用制度受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的共同影响。高校采取国家逻辑融合市场逻辑、市场逻辑兼顾学术逻辑的策略回应教师聘用制度逻辑复杂性。国家逻辑融合市场逻辑需以弹性雇佣为前提,借助改革赋权加大市场化聘用正当性,利用专项经费降低市场化聘用成本以及使用事业编制的稳定与助推功能。市场逻辑兼容学术逻辑的特征是柔性管理,通过有限的象征性学术资源、明确的教师身份认同感、折中的职业流动与学术激励得以实现。

多重制度逻辑下一流大学学科布局与调整研究——基于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数据

“双一流”建设将学科建设作为重要任务,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首轮建设期内对学科进行了战略性布局与调整。通过分析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科调整总体情况、不同学术类型高校学科变化以及不同地区高校学科总体调整趋势,运用多重制度逻辑阐释学科布局与调整反映的国家、市场、学术与社区逻辑。进一步地,在历史比较与中西教育对比的维度上,反思我国学科变化逻辑呈现出的本土特征与时代意义。

组织化程度、“干部下乡”驻村帮扶与小农户经济效益——制度逻辑的调节作用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注重内生发展能力的“小农户组织化”和注重外嵌治理资源的“干部下乡”被认为是破解乡村发展难题,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举措。基于在陕西、甘肃和宁夏19个县“深度贫困地区预警监测实地调查”中采集的95个村和5252户农户数据,实证探究小农户组织化程度、“干部下乡”制度逻辑对小农户经济效益的影响。结果表明:(1)组织化程度在小农户经济效益中显现关键性的正向提升效应;(2)“干部下乡”制度逻辑被证实调节了组织化程度对小农户经济效益的影响;(3)“干部下乡”外嵌治理资源的市场逻辑被证实发挥了强化作用,科层制逻辑体现出抑制作用,专业逻辑虽然体现为强化作用但不显著。研究明确了外嵌治理资源制度逻辑需要匹配乡村发展中的内生发展能力,为进一步优化驻村干部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带来启示。

高等教育管理与领导:制度逻辑理论的视角

本文梳理了高等教育研究中领导与管理的组织分析以及制度逻辑的文献,提出一种分析高等教育管理与领导的制度逻辑的方法。本文强调在高等教育管理与领导领域中发展稳健的方法论并强调进行制度逻辑分析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如准确界定和区分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多重制度逻辑;将与高等教育管理与领导力相关的制度逻辑分析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以及在非西方背景下应用制度逻辑的适切性等。

推进独立学院转设何以如此艰难?——一个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

独立学院转设是嵌入社会结构的集体行动实践,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母体高校、社会投资方、学生及家长等关键主体,受国家逻辑、科层逻辑、市场逻辑和家庭逻辑等多重制度逻辑的作用。在独立学院转设的过程中,不同的制度逻辑往往因核心目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行为策略,表现出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央地偏差、母体高校与社会投资方的“劣性互动”、政府与学生及家长之间的理念博弈等冲突,形塑着推进独立学院转设的艰难。调节独立学院转设中的多重制度逻辑冲突,需重塑政府责任,推动独立学院转设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形成闭环;优化利益分配格局,强化母体高校与社会投资方的合作;打造“组合拳”,构建独立学院转设的社会文化支持体系。

学前融合教育多重制度逻辑的表征、冲突与重塑

发展学前融合教育是实现我国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水平标志与重要任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幼儿园及学生家长等多元主体在参与学前融合教育实践中所做出的行为选择往往受到其所处制度场域的制约,表现出多重制度逻辑。具体而言,中央政府依循国家逻辑执行国家意志;地方政府依循绩效逻辑执行上级任务并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幼儿园遵循教育逻辑为全体儿童提供教育服务;学生家长依循个人逻辑维护自身利益。在学前融合教育实践中,各主体由于价值观念的差异和对有限资源的角逐,不可避免地导致多重制度逻辑之间的冲突,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下的政策失真,幼儿园多重压力下无奈选择责任规避,儿童家长利益离散下的心理疑虑。对此,须有针对性地对多重制度逻辑进行调节,以推进学前融合教育高质量发展,具体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是强化政府责任,促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形成闭环;二是健全支持体系,提升学前融合教育质量水平;三是化解家长疑虑,以获得家长在情感和行动上的支持。

多重制度逻辑下普惠性民办园质量风险的生成与防范

有质量是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核心属性和内在要求。当前作为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重要供给主体的普惠性民办园面临着较大的质量风险,从多重制度逻辑的视角看,是政府的政治—行政逻辑、民办园的市场逻辑和家长的社会逻辑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多重制度逻辑互动下,质量监管乏力造成的“管理缺位型”质量风险、经费保障不足引致的“资源制约型”质量风险和质量信息不对称助推的“信息遮蔽型”质量风险在普惠性民办园中以交叉甚至叠加的状态存在。应从加强普惠性民办园质量的准入性筛选与过程性监管,明确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质量标准并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健全信息公开机制以助力多元监督体系完善等方面对普惠性民办园存在的质量风险进行防范。

多重制度逻辑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治理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微观经济基础。新时代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如何构建长效治理机制,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基于制度逻辑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农业农村部第三批16个乡村治理典型示范县为案例对象,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和治理模式展开分析,深入探讨了多重制度逻辑共存前提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的几种有效机制及其内涵,并对每种机制的应用场景进行案例验证检视,进而提出进一步夯实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的基层组织,推动村规民约与乡村社会网络融合互嵌,以及加快构建多主体共治共建共享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新格局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