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补配考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朱之赤旧藏宋蜀刻三十卷本《李太白文集》今存二十卷,所缺卷十五至二十四以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缪曰芑影宋蜀刻本补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所编“中华再造善本”及“国学基本典籍丛刊”相继将其影印出版。调查发现,其中配补的缪刻本的版本面貌极不纯粹,实为书贾利用缪刻后印本,描润行栏断口痕迹、除去卷末重刊字样、涂改若干异文、替换个别版叶、铃盖朱之赤藏书伪印以冒充宋刻之本。因书贾仅是为了冒充宋本,故所作涂改有将缪刻本改正宋本误之处又重新改回者。这一补配本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缪刻原版的面貌,读者在使用相关影印出版物时必须有所留意。

《未刻本叶天士医案》胸痹案解析

《未刻本叶天士医案》收录叶天士10首胸痹医案,既宗张仲景辨治本病学术思想,又有所创新发展。如重视根据湿邪、气郁和瘀血等导致不通的病理因素,治以特色相应用药。同时注重肺、肝、脾胃等脏腑功能在胸痹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强调肺气宣降对胸中气机的作用,凝练了微苦微辛、祛邪宣痹治法;关注肝与中焦气机阻滞,痰邪上逆胸中,凝练了解郁行气、化痰通痹治法;指出血瘀胸痹,采用活血通络、蠲痹止痛法治疗。本文以辛滑温通、流运清阳,微苦微辛、祛邪宣痹,解郁行气、化痰通痹,活血通络、蠲痹止痛等4种治法分类梳理解析《未刻本叶天士医案》胸痹医案,便于临床运用。热在痹向痿转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以“因痹致痿”病机为视角,研究梳理温病学家叶天士辨治胸痹,对于深化胸痹转归预后认识具有积极意义,对于丰富发展“因痹致痿”病机及通痹治痿法也具有推动作用。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为《金瓶梅》初刻本新考——兼论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

梳理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否为《金瓶梅》的初刻本相关论述,双方不少分歧属于对个别文献解读的仁智之见,沈德符所见“吴中刻本”就是《金瓶梅》的初刻本则是在不断讨论中形成的重要共识。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时间以及沈德符“金瓶梅”条所记其得见“吴中刻本”时间。根据避讳情况,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至天启元年(1621)正月之间;根据沈德符生平及其与丘志充交往情况,其得见《金瓶梅》初刻本并撰写“金瓶梅”条时间亦为万历四十八年。文献记载与实物证据的交叉重合,充分证明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初刻本,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年底。

元代蒙古文刻本《彰所知论》——敦煌文书B163:40-1、B163:40-2再考

敦煌莫高窟北区第163窟出土的2叶畏兀体蒙古文刻本残件B163:40-1和B163:40-2,可根据两者纸张、刻印文字等的相似之处判断它们同属一个文献。B163:40-1残存汉字音译的梵语文献名称“尼牙八剌呵沙”,与元帝师八思巴所著《彰所知论》的梵语名称Jneya prakasa高度吻合,其他文字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所藏蒙古文《彰所知论》晚期抄本的内容存在吻合,由此可确定这两张残片所存内容属于《彰所知论》第二品“情世界品”。两残片的认定说明,有元一代,《彰所知论》蒙古语译本既有八思巴字刻本,也有畏兀体蒙古文刻本,可见该文献在元代有较高的流传度。

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王文成公全书》初探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刻本《王文成公全书》,长期以来被业界视为明隆庆六年(1572年)刻本《王文成公全书》的翻刻本而未引起重视,本文通过对此书刊刻缘起、刊刻者进行分析,明确此本为广西官刻本。经与《王文成公全书》“杭州本”“南京本”进行比对,确定“广西本”重刻底本为“南京本”,并参据他本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纠讹、补脱等校勘工作。此次对其初步探索,为研究明代广西刻书史以及阳明学在广西的传播提供线索,对今后阳明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江户时代(1603—1868)《芥子园画传》和刻本初探

《芥子园画传》(亦称《芥子园画谱》)为中国明清时期著名的绘画技法图谱。江户时代(1603-1868),“唐本”《芥子园画传》传入日本后,被数次重刻、翻印、并施加训点假名,最终形成版本各异的“和刻本”《芥子园画传》。文章重点对1748年“河南楼宽延版”《芥子园画传》、1800年《芥子园画传考》、1819年《译本芥子园画传》三种和刻本的内容、特点、影响等加以探讨,旨在梳理《芥子园画传》在江户时代的传播与接受轨迹,明确其在中华文化域外传播中的作用。

《皇清职贡图》刻本考述

《皇清职贡图》版本情况复杂,不仅有彩绘本、写本、刻本三个版本类型,而且每种类型中又有不同的版本。刻本形式的《皇清职贡图》由于易于复制,有利于扩大传播受众和地域范围,成为彰显朝廷权威、颂扬帝王功业的最佳工具,不仅有乾隆殿本和嘉庆增补重刻本,而且出现了翻刻本。三种刻本完成时间及相互关系为:乾隆殿本完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嘉庆本是在乾隆殿本基础上增补的重刻本,完成于嘉庆十年(1805);翻刻本以嘉庆十年重刻本为蓝本,并抽掉了嘉庆时期的内容冒充乾隆殿本,以达到炫耀或牟利之目的。目前已有考证成果及著录为乾隆武英殿刻本者其实多为嘉庆翻刻本。《皇清职贡图》的创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和动机。

清末刻本书叶掉墨原因与修复方法初探

清末刻本是清朝晚期使用雕版印刷的古籍,是古籍资源保护与利用的重点对象之一。在日常翻阅、数字化扫描及修复流程中常出现掉墨现象,严重影响其文献价值,但该问题尚未受到足够关注。本研究针对古籍掉墨问题设计了几种评估方法,对二十余种清末刻本的掉墨程度进行了调查,并结合修复实际对掉墨原因进行了初步的剖析,建议对掉墨严重的刻本采用刷涂法和包裹法进行保护处理。本研究对古籍刻本的墨迹保护具有实践参考意义。

马莳两种《注证发微》初刻本辨疑补证

明代医家马莳所著《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的初刻本刊刻时间、刊刻者、刊刻性质等问题一直未能彻底明了。经深入调查,确认了新旧全国中医书目、藏书机构目录模糊著录为“明刻本”“明万历刻本”的所有国内藏本,实为宝命堂本、明集贤堂舒一泉本或清代刻本;明集贤堂舒一泉本实为宝命堂旧版的修补后印本;《新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记录的保定市图书馆藏“宝命堂刻明末金阊叶瑶池印本”,实为天宝堂本,该藏本存世绝无仅有的天宝堂本内封版权叶。“天宝堂”亦作“天葆堂”,是明末清初苏州书商叶瑶池的书坊号。该内封避“玄”为“元”,结合卷内挖去“大明”之“大”等故证,确定天宝堂本是叶瑶池在清康熙前期的刻本。据新发现的日本江户早期多种翻刻本摹刻的宝命堂本《素问发微》内封,彻底落实了原仅据王元敬序落款提取的“明万历十四年丙戌(1586)”刊年,并对照仅存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藏宝命堂原版《灵枢发微》内封,综合分析确认两书初刻本为宝命堂本,但刊行时间相隔2年,刊刻者分别为王元敬、罗万化,二人均为明万历前期身居高位的马莳乡贤。

山东省图书馆宋刻本《文选》修复项目对人才的培养

2010年7月至2011年9月,山东省图书馆进行并完成了宋刻本《文选》修复项目,在项目的筹备和实施过程中,古籍修复和管理人员在理论研究、实践技术、综合能力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全面培养、提升。本文以宋刻本《文选》项目为例,就古籍修复项目从哪些方面对于古籍保护人才进行培养,以及人才培养的模式进行了阐述。

民国时期晚清官书局刻本的印刷与流通

民国时期,晚清官书局刻本继续印刷与流通,是中国版本学史、书籍史、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值得关注和研究。官书局刻、印本《二十四史》《广雅丛书》《资治通鉴》《古逸丛书》等分别通过合作、重编、拣选等途径得以再印,是其中较具代表性者。虽经时代变化,这些晚清官书局刻本仍然为从事传统学术研究者所需,章太炎、朱希祖、胡适等文人学者多有购买、阅读和推荐。尽管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发行的古籍相比,晚清官书局刻本受经济等条件的限制,印量较少,所占市场份额并不大,却依旧为时人所重,更是民国时期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的售书目录、藏书目录、推荐书目以及日记、信札等资料为考察这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可能。

明清插图本《牡丹亭》中的“写真”图研究——以石林居士序刻本为中心

明清插图本《牡丹亭》中的图像内容、构图版式和传播路径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功能与意义,而学界对《牡丹亭》中特定插图的研究并不多。文章以其中的“写真”图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版本的插图内容与其变化过程。研究发现:石林居士版的“写真”图具有经典性和独创性,既体现在杜丽娘“三重画像”的独特图绘模式所蕴含的创作理念,又表现在后来的出版物对其不断模仿与翻刻;明清两代不同版本“写真”图的创作与改写,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文化趣味和审美意识,以及不同群体对戏曲文本的接受理解;插图创作传统悠久,从同一系列的“写真”图比较中考察插图的演变规律与功能,可以进一步发掘古代戏曲插图的发展状况与艺术价值。

南宋钱币文字与刻本文字对比研究

与之前的朝代采用篆书、隶书或者多体铸钱不同,南宋时期的钱币文字大多采用真书(即楷书),钱币文字进入了真书时代。与此同时,南宋时期钱币文字与刻本文字书法风格上表现出极高的相似性,在相似性中又表现出地域性的差异性。具体来说,浙本系统广泛刊刻流传的区域,其钱币文字与浙本系统文字书法风格相对一致;在蜀本系统流行的巴蜀地区,其钱币文字与蜀本系统表现出相对一致性。这深层次里反映的是随着雕版印刷和书籍流传,刻本文字字体具有了通行字体的性质,深刻地影响到了钱币文字的字体风格。另一方面,从钱币铸造技术的角度来看,南宋时期钱币的铸造技术与书籍雕版技术之间有紧密的联系,钱币文字也直接采用了类似于刻本的字体。从钱币文字发展史来看,南宋时期钱币文字受到刻本文字影响,采用了雕版体真书入钱文,开启了钱币文字的新时代。

和刻本《金镜内台方议》版本与特色刍议

许弘的《金镜内台方议》作为从方剂学角度研究《伤寒论》的重要著作之一,被日本所翻刻,其和刻本只有一种,即文政四年本。通过资料分析认为,《金镜内台方议》应是明末至1810年之间传入日本。因其学术价值和当时日本汉方医学发展的需求,在千田恭提议下,由丹波元胤主持翻刻。本文对早稻田大学馆藏文政四年本的版本情况进行介绍,并从保留原貌、修改明确错误、对许弘进行考证、避讳字四个方面对其特色进行论述。文政四年本具有更高的版本学价值,对《金镜内台方议》的保存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从回目异文看《红楼梦》刻本的版本流变历程

通过对抄本的“细加厘剔,截长补短”,程甲本确立了《红楼梦》刻本的回目模式。从程高本到翻印本(白文本)再到评点本,《红楼梦》各类刻本的回目互有差异。形式上表现为刻本之间以及一本之内总目与回前目录的异文;内容上则是因文字讹误或文学修订而产生的独属于各本的回目异文。回目异文作为独特的版本标识,揭示了《红楼梦》刻本复杂的版本流变历程。

“文质”观下的中国古代刻本设计美学探析

在中国传统哲学经典中的“文”与“质”,与现代设计中的“形式”与“功能”遥相呼应,在内涵和核心观念上都有着相似性。传统哲学中蕴含的设计美学思想,引导了古代刻本字体设计和版式设计。本文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分析和研究,进一步证明东方知识体系中哲学价值与造物设计思想的一致性。梳理中国古代刻本设计美学,有助于建构完整的东方设计美学体系,更是一种从设计视角对传统经典的解读。

日本内阁文库藏俞大猷《正气堂集》明刻本初探

抗倭名将俞大献所著《正气堂集》,现存明代原刻本见于著录者仅有五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未收书辑刊》《明别集丛刊》等大型丛书均以清代刻本、抄本为底本影印,明刻本较为稀见且其包含的文献信息没不彰。本文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正气堂集》明刻本为中心,对俞著存世版本分刻本、抄本、影印本、整理本四类予以综述,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明刻本的面貌、刊刻过程及其独特的文献价值。

日本关西大学藏南宋末年《尚书注疏》刻本述论

[目的/意义]日本关西大学藏南宋末年刻本《尚书注疏》,是《尚书》文献重要的版本之一,本文重点分析关西本的校改问题。[方法/过程]将关西本与现存其它《尚书》注疏版本比较。[结果/结论]指出关西本在创新版本形式的同时,改正了部分错讹,文本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其校改具有随机性,没有根据宋刻善本通校。

《串雅内编》袁氏刻本与榆园刻本的体例比较

《串雅内编》为清代医药学家赵学敏搜集民间治疗经验辑合而成的中医方书著作,其传世版本有多种。袁氏刻本与榆园刻本即是其中的两种版本。二书无论在刊行时间、刊刻体例、依据版本、刊行目的几方面均有不同。袁氏刻本所依据的知不足斋丛书本,要早于榆园刻本所依据的咸丰初年余杭刻本。因此,两书在重刊时,由于出版目的不同,在对待各自所据版本的处理方法上也存在着差异。

宋蜀刻本《张说之文集》流传考

一、宋本《张说之文集》版本研究的意义 张说(667-731),字说之、道济,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封燕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