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前置程序立法现状及改进策略

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发现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职进而造成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时,有职责有资格向行政机关提起检察建议。发出检察建议是启动诉讼程序的前置程序,它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诸多公益诉讼案件通过前置程序得到了有效处理。针对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前置程序的运行与立法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了前置程序在立法层面存在的界定行政机关违法行政标准模糊、行政公益诉讼适用范畴受案范围尚待明确、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缺少救济性保障措施、行政公益诉讼前置程序与其他程序之间衔接性较差等困境,并从针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职明确界定判断标准、针对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予以明确、保障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顺畅行使、加强前置程序与其他程序之间的相互衔接等方面提出立法建议。

个人信息诉讼前置程序的模式选择与解释路径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0条是否确立了强制性诉讼前置程序,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争议颇多。与“行政机关主导强制适用”“信息主体主导选择适用”等模式相比,“信息处理者主导强制适用”模式遵循了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特殊的构造机理,更契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宗旨与法条文义。相较于诉讼程序,个人信息诉讼前置程序更具便捷性、效益性和自治性,能助益于个人信息纠纷的有效预防与实质性化解,但作为和解型前置程序,其在程序构造、程序主导者配置方面的弊端不容忽视。实现增量保障功能是前置程序的正当性基础,应检视前置程序能否促进实体权利行使、保障程序权利,并增强权利救济效果。鉴于前置程序的普及适用极易对当事人诉权造成系统性冲击,宜通过解释论消解当前困境,即引入三阶审查框架(请求权基础→便捷性标准→履行程序的正当性)划定前置程序的运行空间,妥善限缩其适用范围。

非紧急情况下股东代位诉讼前置程序豁免研究

我国《公司法》在原则上对股东代位诉讼设立了前置程序,但为了避免过于刻板的程序不利于及时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法》也规定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豁免前置程序。然而,实践中发现,在“非紧急情况”下也存在豁免该前置程序的必要性,目前学界中虽已有不少关于该论题的学术成果,但对实务中“非紧急情况”的类型化分析却鲜有。对此,本文通过对筛选出的典型案例进行归纳整理,进而对“非紧急情况”下前置程序的豁免规则进行类型化研究总结,最后梳理出对立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启示。

前置程序取消背景下证券虚假陈述代表人诉讼机制的完善--兼评《证券法》第九十五条的完善

代表人诉讼机制是现行《证券法》修改后的一大亮点。但受客观条件不成熟以及制度供给不足等因素所困,该项制度在司法实务中未能真正发挥预期作用。自2019年《证券法》修订以来,代表人诉讼机制逐步复苏,当下前置程序取消,如何用好、用足现行代表人诉讼机制,成为司法实务界新的命题。解决当事人的举证难、重构重大性的认定标准以及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平关系、完善代表人诉讼相关法律程序、构建证券公益诉讼等成为司法机关的当务之急。

国有企业党组织前置程序的认识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领导作用,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守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如何将坚持党的领导与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国有企业改革经验,构建了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1+N”政策体系.

完善劳动争议案件 仲裁前置程序的建议

劳动争议的仲裁制度是世界各国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我国,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经初步建立了解决劳动争议的仲裁制度和司法救济制度.但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目前的解决劳动争议的机制还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仲裁制度在制度设置和实际操作上都存在不少问题,完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势在必行.本文将结合我国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立法现状,参照和借鉴国外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一些立法和实践经验,对如何健全和完善我国劳动争议仲裁制度提出一些建议和设想.

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取消前置程序的司法应对——以虚假陈述民事赔偿为视角

我国证券民事赔偿诉讼前置程序的废除渐成现实。前置程序的取消,势必对现有证券民事赔偿司法审判活动的诸多环节造成重大影响。从审判实践出发,前置程序取消后的司法应对,包括诉讼时效的起算、揭露日的认定、重大性的认定、原告举证能力的补强、防范滥诉、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的协同等,攸关我国资本市场行政监管与司法审判的有效应对及协同配合,内应我国资本市场的长远健康发展与良性系统生态。本文从理论维度和实践视角对前置程序取消后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整体运行以及重要环节加以审视反思,修正既有的应急性立法理念与制度设计,为建构科学高效且适应本土国情的中国特色证券民事赔偿责任制度提供方案与思路。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前置程序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特殊规定可能导致公民的滥诉,这需要设立前置程序加以限制。本文比较分析了国外关于环境公益诉讼中前置程序的法律规定,并对设置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前置程序提出具体建议。

证券民事侵权诉讼前置程序与共同诉讼

证券民事侵权诉讼设置前置程序可能将绝大多数虚假陈述案件拒于法院门外 ,即使受理也可能因行政诉讼而使案件终结 ;同时 ,行政处罚决定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投资者可否起诉行政处罚对象之外的其他人等问题亦难解决。这类案件采用共同诉讼方式也有局限性 ,如诉讼规模难以扩大、无法解决搭便车问题等 ,对这类案件应采集团诉讼方式。

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前置程序研究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前置程序是诉讼主体在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前应当(或可以)进行的活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前置程序应当立法予以明确,应在公众参与、协作互动、公平与效益统一原则下,建立以环保组织和检察机关为主体的诉讼前置程序,同时建立诉讼主体之间、诉讼主体与环保第三方主体之间有关诉讼前置程序的互动和衔接机制,为各环保主体参与环境保护事业提供协商与协作机制,维持环保主体之间均衡、稳定的互动关系,确立作为环境行政执法的补充机制而非替代机制的公益诉讼制度功能。

论中国《公司法》下的特别诉讼委员会运作——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延伸适用

新《公司法》简要地规定了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之前置程序。这一规定的意义不仅在于公司拥有了30天和股东交涉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提示公司可以考虑设置类似美国的特别诉讼委员会的机构,做出至少形式上可信的公正审查,以期获取股东与法院认可,早日结束争议。基于中国公司实践中的客观需求和新《公司法》的条文特色,这样的类似特别诉讼委员会的机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是可操作的。

行政公益诉讼前置程序之实质化建构——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创新制度落实为视角

从我国立法规定的实然状态,以及相关制度创新的应然向度来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存在本质差别,而检察机关在两种公益诉讼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样迥异。通过对行政公益诉讼前置程序进行制度建构,实现从形式前置到实质前置的转换,可以使其成为检察机关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的创新落实机制,扭转将行政公益诉讼本身视为法律监督手段甚至单纯法律救济手段的误读,让诉讼回归常态,成为检察机关行政监督权的一种保证方式。唯如此,才能在既有法律框架下对目前的行政公益诉讼活动提供最大化的合理性解说;才能让发动行政公益诉讼的检察机关从"我像谁"的制度茫然中,找回"我是谁"的制度自信;才能厘清围绕公益诉讼制度出现的种种迷思,让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步入理性发展的轨道。

信用卡诈骗罪“有效催收”的本质与认定——兼论前置程序型构成要件的新类型

当前实务界忽视信用卡诈骗罪的“有效催收”要素,主要原因在于“有效催收”的本质并未得到精确界定。即使是在本质认定学说的探讨下,“有效催收”也无法与信用卡诈骗罪的实体型构成要件相提并论。从外在形态界定、规范体系定位、犯罪论体系明定角度来看,信用卡诈骗罪“有效催收”的本质应当是一种前置程序型构成要件。在该本质指引下,“有效催收”的具体认定应遵循以下要求:第一,持卡人必须了解发卡银行催收程序的具体事项,发卡银行不能发出形式化催收程序,这是故意犯罪认识因素的直接要求;第二,对于银行催收程序的前置性法律规范与入罪原理的不合理之处,刑事司法应当确立独立性判断方法,对信用卡诈骗罪催收程序的方式、主体、时间、次数以及形式等时空要素作出单独规定,合理区分信用卡欠款行为的一般民事违法性与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刑事违法性。

股东代表诉讼的权利属性阐明——以前置程序重构为中心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于中国发轫未久,在制度安排上多有相容性差、可诉性缺失等不适反应,究其根源,并非单纯的商事实体法与程序法未得对接,而是源自法律移植的制度理论之内核尚存疑虑。在理论进路上,由股东代表诉讼之权源基础展开分析,阐明股东诉权非为"派生权利"而是由公司契约安排所得之原权利,是股东监督权的延展,并以此为据对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价值基础进行探讨,厘清"穷尽公司内部救济"规则下的制度演绎路径,进而提出双轨制的股东代表诉讼程序设想。

略论法律公布的前置程序和后置程序

当今世界法律公布更加复杂,程序法定化,既有前置程序,意在使立法决策者受到制约。如美国总统可对国会行使立法否决权,法国总统可行使复议请求权和提请公民复决权,我国国家主席宜应有复议请求权。法律公布不是简单地公布了事,还要有后置程序,要提供便利查询点,要进行法律答复等。

证券民事诉讼的形式以及前置程序分析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了《关于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证券市场民事行为,保护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股民的权利有了实质性的保障。仅行政前置程序这一问题就在法学理论界引起较大争议。本文就我国证券民事诉讼形式以及证券民事诉讼中的行政处罚前置程序等问题加以探讨,以期推动我国的证券民事诉讼以及民事责任的立法进程,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培育、规范出一个更加健康有效的证券市场。

比较法视角下股东代表诉讼前置程序的思考

新《公司法》增设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并且为了使该制度能发挥最大效应而对股东代表诉讼设置了前置程序。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有重要的制度价值,但是目前的法律规定还存在缺陷。在借鉴国外立法和论证立法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的立法建议。

警察开枪权前置程序问题研究

警察开枪权是一种即时行政强制权,其强制后果具有不可逆性。在平衡警察法定用枪职权和保障执法对象基本人权上,法律需要设置有效开枪前置程序以限制和防止警察开枪权的滥用。目前,我国法律在人民警察用枪程序规定上存在用枪条件认定标准过于严苛、震慑程序规定缺失和警告程序规定空洞等问题。因此,应从认定程序、震慑程序和警告程序三方面完善开枪前置程序。

证券民事侵权诉讼前置程序研究

对最高法院设立前置程序的理由进行了分析,认为设置前置程序的真正理由是通过减少案件数量来减轻法院的压力,并指出了前置程序可能带来的3个问题:1.将绝大多数虚假陈述案件拒于法院门外;2.即使虚假陈述案件已受理,还可能被终结诉讼;3.行政处罚决定书在民事侵权诉讼中的作用将产生争议。由此建议最高法院尽快废除前置程序。

调解前置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研究——基于B市基层法院改革试点的调查分析

根据调解前置程序的功能定位,调解前置程序适用的案件可分为分流型纠纷和促进型纠纷两类。通过对B市4家基层法院调解前置程序改革试点中不同类型案件适用调解前置程序成熟度的分析,界定分流型纠纷中适宜的案件范围。以案件当事人的特殊关系为基础依据,从妥善化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角度分析促进型纠纷适用调解前置程序的适宜性。